九二一的震动，或许只是让王墨林积累多年的某种不安情绪（如同地层所累积的能量），碰到释放的缺口。要我们去面对像王墨林这样一个人物的生命情境，其实是有点尴尬的──尤其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放不下批判的姿态，却又脆弱地难舍温情与救赎希望的矛盾体。
临界点「志同道合剧展」王墨林《黑洞──「食人主义」系列第一号》
9月21〜24日
临界点生活剧场
在台湾的剧场界中，王墨林的存在可以说是个难以被忽视的「异象」：在参与台湾小剧场的发展过程中，他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与投入，对自我与剧场界人事的质疑，和不畏争议的言行风格，一方面遭致许多议论与批评，另一方面却也令许多掌握文化体制的团体或个人坐立难安。换言之，剧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相当程度地就体现在这样一个对许多人而言，难以掌握或甚至最好敬而远之的人物。
在面对这样一个「异象」时，选择论述观点的尖锐对立，或许会是比较简单的处理方式；但当他要求或者邀请我们一同窥探他个人生命的瘖暗与虚空感时，似乎就成了一个令人相当尴尬的难题。
废墟般的空间
从观众一进场，就进入了一个由残破的黑色帷幕与一滩死寂的水（布满整个舞台）所建构的废墟般的空间，被败亡和残酷的气氛所包围。演出开始之后，我们看到几条挂在墙上的身体，原本独坐在舞台前缘的导演，起身将舞台后墙的窗户打开，暗示著一个私密世界的开启。在演员与导演的开场白之后，观众就随之进入《黑洞》的地下世界──一个潮湿、冷冽、扭曲的世界，看著大半时间在地上爬行蠕动的表演者，像一群被禁锢的爬虫类一般，经历著无边的黑暗、被深埋的恐惧、和被明亮的世界离弃的悲苦，从无人之境中不断发出的呼救声音，传达的竟不是生命的讯息，却是死亡的步步进逼。相较于这些只剩下本能和空洞躯壳的生命体，始终在一旁冷眼旁观，或者冷静地穿过舞台（地下世界）的编剧／导演，却像是个更为不幸的幸存者，无从超越动物本能的宰制，只能期待借由宗教圣礼、政治论证、或者文学想像，为自己的存活寻求合理化的诠释可能。
许多人都和《黑洞》的创作者一样，在去年的九二一地震之后，惊觉出现裂缝的，不仅只是住家的一面墙壁，或者时常经过的一座桥梁，却是：这样的裂缝早就存在于原以为完整的自我意识，近前一看，裂缝中出现的竟是残破的记忆、灭亡的梦魇、和对自我的悲怜情愫。在从地震之后止痛疗伤的过程里，一方面是官方的所谓希望工程的建构，另一方面却是私人梦魇的一再重述；只是在不断复制传播的过程中，无论是光明的重建前景、或者晦暗失落的悲情，都会逐渐成为一种陈腔滥调，对于善忘的台湾民众而言，九二一终将成为一个只存形式的空洞符号──直到下一次的大灾难震撼人们的认知。
从王墨林过去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关注，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他的意图：借由《黑洞》的创作，将关于九二一地震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记忆，在小说与诗歌里、在社会人类学的论述里保留甚至重组。但王墨林以卡夫卡自况，也不免有几分自怜的意味，九二一的震动，或许只是让他积累多年的某种不安情绪（如同地层所累积的能量），碰到释放的缺口。在这种既有社会批判的意图，又有自我表述的情况下，我们就看到相当有趣的矛盾现象。
敬畏天地的意念
创作者在演出中，不断地反复描绘巨大的灾变之后，人性扭曲的形貌与脆弱的心灵，并且借由「食人主义」的论述，和对中产阶级虚矫道德观的嘲弄，赋予了这样的描绘以政治批判的意涵，并且传达出敬畏天地的意念。另一方面，演出中许多基督教的意象与文本内容，却又传达出作者个人的宗教倾向，敬畏天地的意念有了具体的指涉范围，《黑洞》的演出也就有了宗教仪典的意义。当然，《黑洞》是一个极度个人的作品，我们无法、也无须对于作者个人的宗教信仰提出质疑，笔者也相信创作者无意借此传播教义，但如果九二一是一个集体的经验与记忆，关于九二一的活动（包括这次演出）也就会是一个集体的经验与记忆，那么特定的宗教信仰会不会就成了一种共享的阻碍？创作者所谓的「为了把深刻体会到的生命空虚感用戏做出来」，会不会就失去了更为动人的力量？
在《黑洞》的演出中，令笔者印象相当深刻的一点，是创作者在一个极端简陋的场地中，企图创作丰富的视觉环境的努力，这包括了舞台后墙的彩色玻璃窗，逼得大部分观众必须将双脚泡在水里的水池，被水渗透的墙面，和舞台上方塑胶袋里的小金鱼。但在一个过于狭小的场地中，或许简单才是比较好的做法，过多的装置不仅在视觉上显得过于拥挤，舞台的画面也几无景深可言。这样的窘况，也表现在导演对于舞台空间的运用：虽然在《黑洞》的地下世界里，空间感的失落是必然的，但就演出的效果而言，演员之间的空间关系的界定还是必要的；舞台平面的有限，逼使导演考虑墙面的利用，试著弥补平面空间的不足，可惜也只有开场的一个画面而已。因此，在整场演出中，我们看不到太多舞台画面、或角色的空间关系的变化，而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听觉方面。可惜的是，这方面的表现不尽理想。
《黑洞》的演员们，和本地许多小剧场的演员一样，在口白方面的能量与技巧还是有待加强，尤其是在面对如《黑洞》之类比较强调文学性的文本时，演员的情绪表现，和对于语言的掌握技巧还是比较粗糙。关于这一点，其实已经被不同论者、针对不同的演出一再提及，但在目前各种资源更加紧缩的情况下，这方面的问题似乎也看不到什么解决的可能。
如前所述，要我们去面对像王墨林这样一个人物的生命情境，其实是有点尴尬的──尤其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放不下批判的姿态，却又脆弱地难舍温情与救赎希望的矛盾体。或许，这样的矛盾其实不是王墨林个人的特权，而是当我们标举出批判的姿态时，就会面临的难题──无论是面对自我，或者面对如九二一一般的灾难。
文字｜陈正熙 国立台湾戏专剧场艺术科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