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毫不夸张地说，姚一苇是现代主义在台湾剧场的擎天之柱。读他的剧作，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死心塌地坚持永恒信念的美学信仰，以及不遗余力抗拒庸俗心态的内敛笔调。就在这一坚持与一抗拒之间，我们看到无数现代主义作家孤独的身影，也听到处处回响他们各自的批判与呐喊。在缅怀哲人已萎风范存的同时，笔者无意耽于滥情。他的剧本明显可见现代主义作家的通病：他的每一部剧作都是一个孤岛，这些孤岛组成他个人的一座秘密花园，读者得要又窥又探才能寻得通幽的曲径。荒谬剧场的影响使得读者面临另一重障碍，这早在《一口箱子》（1973）已有前例，《X小姐》（1991）益甚。在这一类作品，他凭感性的直观切入素材，以寓意的呈现取代叙事的铺陈，然后藉批判的理性加以组织。这么一来，他不只是批判庸俗，而是宣告与庸俗世界的彻底决裂。

舞台视觉意象的经营

说明前述的风格有助于理解蒋维国导演《X小姐》的特色。开场之前，两片布幕在舞台中央留下一道顶天立地的门框，一尊人像孤伶伶矗立在门框与背景墙之间，彷如是从乌何有之处游离而出的针灸铜人。这尊人像的造形，和针灸铜人一样，没有特定性格，似乎是在提醒观众孑然一身而无主体可言的集体人。人像随观众席灯光以难以察觉的速度转暗而缓缓缩小，似乎倒退渐行渐远。最后，暗场，人像彷如消失在无穷远处蒙昧暗暗的视界之外。这个醒目的视觉意象贴切传达原作给人整体印象：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社会人格可言的一个「自然人」──丧失了本来面目与身分印记，失落在天地间的「走影者」，或第三场马院长说的一个「可见的、可触摸的人的躯体」。

开场之后，五名时装互异的小姐各站一方，或惶或茫，组成立面的「X」字形。这个符号，在观众看来是代表数学的未知数，在当事人的立场却是表达否定的意思──否定记忆（也就是个人的历史），试图（不论是否为有意识的行为）泯除时间的深度，借以获致免于面对现实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在旁观者看来是自我封闭），最后达到自我否定的终极目标，成为逃离时空座标的难民。《X小姐》原作的对白虽然交代出明确的当代情境，却把戏剧事件摆进没有时空座标的背景。这样的风格充分落实在王世信的舞台设计：直、斜线条交错而色调灰白，以天桥造形的阶梯连结水平与垂直皆呈多层次排列的平台，另又伺机配合升降舞台（如记者会场，X小姐为记者所逼，只能往上逃，平台适时上升，几乎升到舞台高度的极限），在透露后现代室内设计的风格中营造一个易于变化的冰冷景象。

表演文本和书写文本之间的拉锯战

舞台上的戏剧动作始于熙来攘往的人潮，人潮卷走X小姐。在这一段开场戏，蒋维国的导演身分丕变，表演文本和书写文本开始进行一场拉锯战。这样的开场戏如果是要阐明原作寄意所在的自然人与社会人这两种人格的辩证关系，恐怕令人费解，因为人群毕竟不等于社会；如果是要呈现原作并未触及的个人在载沉载浮的潮流中失去自我，似嫌累赘，因为表演文本并没有就人潮和思想潮流（不论是意识形态或是集体记忆或是社会风尙）进行探讨；如果是要暗示X小姐的「正常人」身分，借以陈明她是芸芸众生的集体人格，是丧失集体记忆的社会的化身，似嫌不够清晰，除非进一步交代开场戏和前述人体立像的关系。

从后设批评的观点来看，这段开场戏倒是有力的针砭，至少澄清了原作的一个疑点。坊间论者一再提到X小姐在「寻找自我」，然而姚一苇写的是个体丧失记忆的苦楚及其引发的社会焦虑。要说剧中涉及追寻的主题并无不可，不过那是社会众人在寻找她的自我，而不是她本人在寻找。蒋维国邀请观众在人群中辨认X小姐的身影，恰如姚一苇请出不同的社会人士确认X小姐的身分。

表演方式利弊互见

场景转到警察局的拘留所，原作是从这里开始的。面对原作有点沉闷的对白，这场制作的呈现手法利弊互见。举例而言，以谐拟的手法呈现警官（黄士伟饰）的形象，既不妨碍剧意的表达，反倒能够活络剧场气氛，颇为可取。可是，以夸张的手法呈现他和女警的互动，难免使得观众分心，不无喧宾（演员的表现）夺主（X小姐的困扰）之嫌。第三场B长安医院的马院长向女警说明脑部的构造时，摇身一变而成为医学院的教授，台下列坐一群年轻人，像小学生一样复诵老师的话，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第四场A的记者会，女警说要帮X小姐梳头发，却兀自梳起自己的头发。这个动作，一如第四场B前来警局认人的神经男子的扮装（身上穿的又像雨衣又像风衣）和动作（既像乩童起乩，又像卖膏药的在展示身手），显然是只求博君一粲的噱头，观众席上稀落的笑声与叫好声足以说明得不偿失。同场也是来认人的鄕下老妇（黄凤淑饰），道地又传神的闽南话和腔调，亲切而且幽默洋溢，颁她一座这场演出的最佳表演奖毫不为过。

姚一苇的《X小姐》属于现代主义前卫戏剧的传统，这个传统共同的遭遇是曲高和寡。蒋维国把四十分钟的剧本扩充成九十分钟的演出，也把原作从前卫戏剧推向大众剧场，却完全忠于原作的台词。虽然踵事未必能增华，比起台湾剧场常见的枝枝节节篡改原作，或肆无忌惮把原作删得面目全非，他的导演良知令人肃然起敬。

 

文字｜吕健忠  东吴大学英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