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音乐迁徙落在文化版图上 流浪之歌音乐节 |
民族流浪迁徙的过程,声音也编织了许多流传著诉说流浪民族的故事。图为波兰的克拉克乐团的风琴手。
民族流浪迁徙的过程,声音也编织了许多流传著诉说流浪民族的故事。图为波兰的克拉克乐团的风琴手。(大大树音乐图像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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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音乐迁徙落在文化版图上 流浪之歌音乐节

与其说这种被迫移民反映在音乐上,而呈现出强烈的面貌,不如说整个因世代迁徙产生的民族性,形成了格外吸引人的文化性格。这些因不断迁徙而产生的音乐文本,几乎都存在著相同的基底,一些悲剧的音符,加上诉诸天地(而非城市)的生存祈求,以及辽阔与坚忍的生命力量。

文字|李茶
第107期 / 2001年11月号

与其说这种被迫移民反映在音乐上,而呈现出强烈的面貌,不如说整个因世代迁徙产生的民族性,形成了格外吸引人的文化性格。这些因不断迁徙而产生的音乐文本,几乎都存在著相同的基底,一些悲剧的音符,加上诉诸天地(而非城市)的生存祈求,以及辽阔与坚忍的生命力量。

「这一群音乐家所表达的背后,都含有著文化上被动的迁徙成分。」

九月二日起连续十天,在台北与高雄的室内与户外,音乐家与影像记录者,分别拖著过往无数的历史与经历,还有他们的音乐与记忆,慢慢地在街头往另一个地方移动。这次的移动是很好的,因为他们知道目标是下一个放映场所或舞台,但是他们要表演的内容却是那些漫无目的的过去。

流浪是主动的,但迁徙却是被动的,前者是「我决定」,后者是「不得不」。

「为什么会想要以迁徙作为主题呢?」我这样问钟适芳。「其实今年年初参加欧洲巡回演出时,开始跟一些表演者接触,发现迁徙这个主题是很有趣的,除了吉普赛人这几乎众所皆知的迁徙音乐之外,其他如犹太民族、蒙古,甚至台湾的客家与都市原住民,他们都处于被动迁徙的状态。」

与其说这种被迫移民反映在音乐上,而呈现出强烈的面貌,不如说整个因世代迁徙产生的民族性,形成了格外吸引人的文化性格。这些因不断迁徙而产生的音乐文本,几乎都存在著相同的基底,一些悲剧的音符,加上诉诸天地(而非城市)的生存祈求,以及辽阔与坚忍的生命力量。

「可是相对的,对很多听众而言,他们对世界音乐的认知还是停留在一种异国情调上,无法触及聆听的延伸。」

迥异于音乐工业大量制造下的核心思想复制,这些自发性的音乐人,往往是以自己生命的体验,在创作另一种外于生命的灵魂,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的一部分。对许多单纯以聆听的感官来认识这些声音的听众,甚或仅仅将声音作为情调或氛围的异国狂热者,这些或许不过是透过声音带他们离开现实生活的手段之一。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确实作为感官的一部分,音乐可以有这样的功效,我们姑且以用声音去流浪,满足现实生活中的拘束,作为这种聆听现象的结束符号。

但是当我们将聆听的角度延伸,往更深远的地方看去,不难发现除了表象的声音之外,音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甚至是很好的一种野史语言,比具象的真实更贴切地叙述著现实生活的变化。

以迁徙作为主题,确实是很好的表达方式,吉普赛、犹太、中东与东欧地区的音乐形式,是最具异国风味的,外于西方古典音乐,也不在现代摇滚管辖范围。但是在这被认定为异国情调的声音背后,却是以民族的历史作为琴身,家族的口述做弓弦。

「我想音乐本身可以分为音乐本身以及背后的文化两个部分,所以这次的音乐节,我们也以这两大主题进行,一个是音乐会的部分,另一个就是讲座、研讨会、workshop等等,透过沟通与互动,将音乐背后的文化突显出来。」

声音编织的音乐迁徙

虽然台湾看起来像是没有如犹太民族般错综复杂的辛酸史,但是当第一场音乐会以客家民谣作为起点时,我们也不禁要重新检视我们对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的认知。

除却之前的暖身活动,第一场正式的音乐会在大安森林公园,由台湾客家交工乐队与来自波兰的克拉可犹太乐团展开。

音乐制作地点在美浓烟厂的台湾客家交工乐队,以农村劳力交换的「交工」概念为名,从社会运动角度出发,将传统的客家八音、山歌等融入摇滚与新民谣,使得客家音乐似乎在迁徙的途中找到再生的力量。而有著类似遭遇的波兰克拉可犹太乐团,则是从原先想守护传统乐风,却在一连串的过程中找到不同的出路,透过民谣的新解,形成了新的风格。

接著而来的是每天不同的冲击,包括捷克的阿隆吉普赛乐团、台湾阿美族草根蓝调的回谷、马其顿国宝级女歌手凡妮雅、许多世界音乐热爱者都已经很熟悉的蒙古草原之女乌仁娜等等。

这些声音是有故事的,像是一张拼凑起来的地毯,花色各有不同,但当其成为一体时,妳会看到个性上的共同性,不论愉快或悲伤,那些故事,总是不断地说著不同的气候与景色,重复著居无定所的句子。

影像与记忆构筑的文化版图

不断的迁徙,流浪的旅途中发生说不完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透过音乐的表达过度情绪与私我化,于是将透过音乐评论者、音乐制作者、民族音乐学家、民谣诗人、以及影像记录者,用不同的角度,客观地、主观地,更详尽具体地以语言叙述出来。

于是何颖怡开始从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条约说起上百万从土耳其境内撤回母国的希腊人,他们是怎样将东方音律带回自己的所在地,然后演变成rembetika(注)。熟稔以色列与土耳其当代音乐发展的本田善彦,也将从他透过音乐观察到的以色列移民融合出的新音乐文化,一窥音乐背后的社会面貌。流浪的吉普赛民族、从现实生活中体认音乐文化的台湾客家交工乐队、以及出生于伊朗的法国人Mina Rad,说著不断迁徙的移民族群,如何在变迁中认同自身的文化。

除了这些实际语言的沟通之外,影像也将我们所处的人时地物做了一个重组排列。来自捷克、阿尔及利亚,以及马其顿的纪录影片,台湾客家与阿美族的生活记录,不论内容是演出纪实或是在旅途中的点滴,也许是真实存在中的吉光片羽,或者为迁徙歌手的一生小传,我们透过声音之外的感官,「看到」声音的原鄕。

「我们想做的,是希望能透过更多元的呈现方式,以文字、活动、影像等等各种角度,加上实际的互动,让聆听者去了解且更尊重音乐背后的文化。」

「三」加「二」的效应

八年前,大大树音乐图像开始在台湾播下种子,说真的,开始的时候,还真的是有点等著看这棵树苗何时枯萎的心态。遑论要让听众进一步地去接触音乐背后的文化特质,就算是以异国情调的世界音乐作为大旗,台湾的听众还是没有忠诚度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要的只是一种氛围,那么迁徙民族途中的音乐,与音乐工业量产的异国情调,似乎毫无区别。可是如果我们将了解异国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态度,一个小小的社群就俨然产生。

透过聆听音乐,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去接触不同的文化生长环境,包容与尊重,会在声音中慢慢浮现,而长成的也不仅仅是「爱乐者」这样的身分(虽然这样的身分轻松自在没有压力),而是另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地球情谊」的性格吧。

「令我惊讶,且也令讲者惊讶的是,座谈会现场的听众,提出的问题都具有相当的水准。」谈到会后反应,钟适芳颇为惊喜地表示。

或许正是因为「流浪之歌音乐节」的举行,使得许多对多元文化或异文化有兴趣的人,透过实际存在的活动,发现自己的文化观,刺激使得我们对自己的局限更清楚,而这样的刺激是来自「三」加「二」的效应。

「八年来,大大树的人力一直很有限,我们的正式员工加上我只有三个人,而为了这次活动,我们有了另外两个兼职的伙伴。」

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一起种一棵树,且要结世界各式各样不同的果子,这次结的是迁徙的果子,这样的主题据说明年可能还会延续,直到我们找到下一个新的落脚点。

就像是bossa nova—样,文化往往都是无法像不动产一样的留在原来的地方,人之所往,文化也将一同启程,音乐就是这样子的流动起来。于是当一九二三年洛桑条约签定时,上百万居住于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人返回母国,同时也将土耳其音乐一起打包入归国的行囊中,rembetika便是这些自土耳其回到希腊,不得不撤离暂居地的人民,融合了两地不同的声音而产生出来的一种音乐新型态。这群遣返的希腊人因为长期离鄕,因此再次回国时已失去了所有生存的优势,无法成为主流,于是在城市的边缘,在工人与无业游民中,在烟舖吸大麻时"rembetika"这种融合了他的两个家鄕的音乐,就成了他们最佳的「鄕愁」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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