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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哥(左)、卡瑞拉斯(右)等多位明星艺术家纷纷走出音乐厅到露天演出浅薄的曲目,阻碍了其他作品演出的机会。图中为戴安娜.罗丝。(白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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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道德勇气与八卦内幕的起诉书

莱布列希的《谁杀了古典音乐》

莱布列希最大的问题,是把古典音乐当成宗教来看待,一切属于人的权力傲慢、堕落都不应属于这个超俗的国度,而只有天才才配坐在上帝的宝座。在基督教式微、「上帝已死」的年代,作者以清教徒般的高道德标准,似乎拿古典音乐取代基督教空缺出来的位置,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莱布列希最大的问题,是把古典音乐当成宗教来看待,一切属于人的权力傲慢、堕落都不应属于这个超俗的国度,而只有天才才配坐在上帝的宝座。在基督教式微、「上帝已死」的年代,作者以清教徒般的高道德标准,似乎拿古典音乐取代基督教空缺出来的位置,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古典音乐死了。

就在多明哥来台演唱未久,而国家音乐厅以降各种演出场所乐声不辍,各校毕业演奏会此起彼落,而九月开学之后又有一批新的学生将进入音乐科系就读,说古典音乐已死,乍听实在教人难以置信,又徒增失业的恐慌,不免怀疑这又是媒体唯恐天下不乱,故做耸听之危言。

基本上,「谁杀了古典音乐」是个侦探小说式的问题:有人死了,那么,到底是谁干的?从福尔摩斯到李昌钰,都亟欲解开这个问题。

然而,在这个问句的背后,作者诺曼.莱布列希(Norman Lebrecht)肯定了两件事:一、古典音乐已经死了。二、它不是自然死亡,而是出于人为的谋害。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谁杀了古典音乐》Who Killed Classical Music不啻是一份洋洋洒洒的起诉书,以慷慨之陈词,激昂的笔调,要把谋害古典音乐的凶手给揪出来,颇有当年左拉在法国「德雷福事件」(一个法国犹太人被诬控叛国的案件)之后写了一篇《我控诉》J'accuse的怒气冲冲。只不过莱布列希唯恐除恶不尽,举证不周,心中怨气又不吐不快,居然以厚达四百多页、超过三十六万字的篇幅,从唱片公司、明星艺术家、乐团总监、出版商到无所不在却又难以具体化的商业机制,逐一批判(许多还是点名批判),揭露他们浸泡在权力与金钱之中浮肿的丑陋面貌。

如果古典乐界的人利益均霑,一片「大家有钱赚,有钱大家赚」的和乐融融,莱布列希会跳出来写这一本书吗?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古典音乐界不是「既患寡,又患不均」,愿意听莱布列希言之谆谆的人必然会少许多。

狗仔队的奋战精神

让莱布列希如此焦急地疾呼,甚至不惜故做惊人之语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古典音乐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市场萎缩到前所未见的程度(市场占有率从五〇年代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五),大牌艺人攫夺了不成比例的资源(一九九一年,美国乐团的支出有一半花在独奏家和客席指挥身上,大约三亿五千万美元;卡拉扬的录音充斥市面,一度曾达九百张之多),取巧的露天演出和浅薄的曲目阻碍了其他作品演出的机会(只要想想三大男高音的演唱会就知道),而年轻一辈的演奏家在性、权力所交织的火网下,加上唱片公司培植新人的计划趋于保守,新秀便有如「野玫瑰」一般,在朝露之中遭摧折,能出头的寥寥可数。长此以往,古典音乐的寿终正寝是迟早的问题。

而广大的听众之所以任由这批吸血鬼似的贪婪经纪人和明星予取予求,一则是因为无知,无知于舞台背后种种龌龊肮脏、见不得人的勾当,即使有所听闻,为了保有对艺术姣好面貌的幻觉,保有对明星的幻觉,以弥补日常生活的庸俗无味,也宁可视而不见。

莱布列希或许私心期望此书有如当年马丁路德贴出的「九十五条异议」(注),掀起宗教改革的滔天巨浪。但是此书一出,真的就会有发聋振瞆、让乐坛风气一清,甚至拯救古典音乐的效果吗?倒也未必。

吊诡的是,作者以超强的「记忆力、英国人特有的机灵与几近刻薄的幽默。他对台前幕后无所不知,追踪消息颇有小报传媒『狗仔队』的奋战精神。文笔隽永生动,化陈腐为神奇。时如李敖文风,用字荤素不拘,不避旁门左道,资料旁征博引,得理处不饶人」(杨忠衡语)。饶是作者有一股「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书中种种叙述生动详细的内幕,放在他所厌恶的商业机制脉络下,恰恰是一段又一段让人读之喷饭拍案的精采八卦报导,正可满足读者窥探阴私的欲望,刺激了读者对于圣洁古典音乐背后的堕落行径的想像。莱布希特的用意虽然在抨击商业机制夺去了古典音乐的灵魂,但这一击恐怕古典音乐既无法承受,也很可能回过头来增强了商业机制的力量。

「赢家通吃」的资本主义法则

让莱布列希辗转难安的,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结果,而受害/受益也绝不仅止于古典音乐。如果我们要谴责明星艺术家收取太多酬劳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津津乐道美国NBA球员的惊人年薪,也该想想为什么茱莉亚.罗柏兹的一部片酬可能平凡人一辈子都赚不到,同时也应该质疑温布敦等各项体育赛事的冠亚军奖金为何差距那么大,并要求企业的CEO (执行长)把超高薪水拿出部分来当作员工红利。

「赢家通吃」老早成为资本主义运作的法则了,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在实践它,甚至乐于加大第一、二名之间的奖赏差距,让比赛在一种接近零和的状况下进行,以增加看人捉对厮杀的乐趣。只不过在一个有著全球规模的市场下,这个差距显著到刺眼的地步,赢家宛若置身天堂,而技艺未必稍逊的第二名则几乎一无所有。

技术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让古典音乐的市场蒙利,同时承受其苦果。雷射唱片的问世给低迷的古典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许多老录音又藉著新技术还魂,但是CD不易磨损的特性,让爱乐者缺乏意愿去买第二套贝多芬的「九大」。交通的便捷使得全球巡回演出的难度降低,让更多的乐团得到优秀指挥的指点,但是时至今日,这已造成主要乐团的首席指挥一年待在乐团的时间少于四个月(这是NSO唯一达到国际水准的地方,前任总监林望杰也像希腊神话中误吃石榴的大地女神的女儿,半年在地狱、半年在人间一般,他也把时间分在台北和克里夫兰等地)。

死的不是古典音乐而是古典音乐工业

再大的帝国也有衰亡的一日,人又如何能期望古典音乐永世长存呢?莱布列希最大的问题,是把古典音乐当成宗教来看待,一切属于人的权力傲慢、堕落都不应属于这个超俗的国度,而只有天才才配坐在上帝的宝座,音乐总监和演奏家环伺簇拥,为他们服务,凡人则满心虔敬,沐浸乐声之中。在基督教式微、「上帝已死」的年代,作者以清教徒般的高道德标准,似乎拿古典音乐取代基督教空缺出来的位置,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再者,如杨忠衡在序中所指出,作者误把「古典音乐事业」的灭亡,等同于「古典音乐」的灭亡。作者慷慨激陈了数十万字,结果都离了题,因为他讲的全是古典音乐在运作面(演奏、录音)的怪象,而不是古典音乐的缺陷。死的根本不是古典音乐,而是「古典音乐工业」(Classical Music Industry)。古典音乐是不会死的,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出太好的保存技术,就算全世界的乐团解散,音乐家全都流落街头潦倒以终,他们所录制过的所有录音也都会保存下去。作者未必不明白这点,只是他太熟悉古典音乐「唬弄」观众的那一套,也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企图唤起人们注意。

莱布列希的成功,就在于他以流畅幽默的文笔,写出一本如此厚重,但却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一气呵成感的起诉书。中文译本的三位译者(查修杰、施璧玉、陈效真)于此也是功不可没,另外,杨忠衡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充实且有见地的序言,足见这篇序不是应景文字(在现在的台湾书市,写序者肯花这么多心力来写序,可说是少见的美德)。

只可惜──错字和译名不统一的情形实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且往往「隔行恍如隔山」,同一个名字的译法相隔几行却不统一的情形到处可见,译者和编辑对此竟似浑然未觉,视而不见,实在也是灵异怪事一件。这让笔者想到有人批评鲁宾斯坦年轻时的演奏淋漓尽致,但错误极多,多到了把弹错的音堆起来也可开一场音乐会的程度,与此辉映的是,把这本书的错字和不统一的译名集合起来,出一本小书恐怕也是绰绰有余的。

注:

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在威腾堡(Wittwnberg)大学门口贴了「九十五条异义」反对当时的罗马基督教,而掀起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

 

文字|吴家恒 英国爱丁堡大学音乐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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