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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节重头戏「美学与评论研讨会」(杨莉玲 摄)
专辑(一) 舞论.舞评.舞东方

东方,就在自己身上

新一代编舞者的「东方」身手

新一代编舞者眼中,传统或是前辈们试验过的东方已经太过遥远,同时,他们也拒绝观者以东不东方来检验其作品,若执意要谈东方,东方绝不再是历史、政治、社会或哲学玄思,而是在自己身上、在童年记忆中、在日常生活里。

新一代编舞者眼中,传统或是前辈们试验过的东方已经太过遥远,同时,他们也拒绝观者以东不东方来检验其作品,若执意要谈东方,东方绝不再是历史、政治、社会或哲学玄思,而是在自己身上、在童年记忆中、在日常生活里。

在这次「2002福尔摩莎大学舞蹈节」中,重头戏之一是为期两天的「美学与评论研讨会」,除了邀约论文发表,主办单位并安排了三套演出,包括台湾艺术大学舞蹈系年度公演、跨国跨校联演以及学生优良作品联演,邀请论文发表人与评论人欣赏演出,再根据演出进行座谈讨论。

东风不止息

既然聚焦于舞蹈美学与评论,自然必须回到作品、创作本身来谈,舞蹈节订名「福尔摩莎」,其中的年度公演与跨国跨校联演,事先即以此为主题,邀集编舞者(注1);而若从此次舞蹈节活动延伸观察去年的舞蹈界,还会发现有一些不谋而合的作品,包括舞蹈空间舞团推出「东风乍现」、水影舞集参与海阔天空舞展的《东风,在时间轴上位移的女人》等。

由以上的例子或许不足以武断地认定为另一波的东方热(注2),且由于「东方」、「台湾」、「本土」实难定义分明,在所谓的全球化、多元文化、跨文化风潮下,试图定义也属徒然;不过,当文建会政策倾向鼓励国内团队走上国际舞台,团体与个人也意识到「市场需求」与「文化认同」的迫切之际,何谓「东方肢体」或「我是谁」的思考即无法回避或存而不论。本文即试图采访新一代(不论年纪或资历而以去年的活动与此主题相关者)编舞者谈论关于其眼中的东方。综合所得后发现,不约而同地,在他们眼中,传统或是前辈们试验过的东方已经太过遥远,同时,他们也拒绝观者以东不东方来检验其作品,若执意要谈东方,东方绝不再是历史、政治、社会或哲学玄思,而是在自己身上、在童年记忆中、在日常生活里。

东方太遥远 自己最实在

在《双囍》这支舞作中,编舞者姚淑芬尝试探究婚姻的约束(agreement),从中对照老一辈的媒妁之言与今日的自由恋爱,舞作中除了出现鸟笼意味著禁锢、舞者裸足但踮著脚尖进退令观众联想芭蕾踮脚或音乐盒娃娃之外,其中红丝线、红彩球、新郎新娘完婚仪式、布袋戏偶的运用,在舞评人伊莉莎白‧欣莫看来,是强烈而明显的东方意象。

但对姚淑芬而言,《双囍》是她想尝试的众多主题之一,若以地理定义东方,东方不仅仅是台湾、中国,而是整个亚洲;若以时间定义,传统是从过去延续到现在,「我要争论的是现在,我也只认同我现在的感觉。我根本不管政治、文化怎么定义,里所当然生活在台湾就是台湾人,即便追溯历史跟中国有血缘关系,而亚洲人在性格、文化上也有雷同之处,但这跟地理、气候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姚淑芬认为,东、西方当然不同,不同在身体结构,比如东方人的骨盆、身体比例与使用方式就与西方相异,通常会被辨识出的东方是太极、扭身或转身的动作,或是性格上较西方人内敛、安静、含蓄等;而东方舞者之所以会意识到自己的东方,也往往是在踏进西方环境之后。

「记得一九八九年我去考纽约大学(NYU),其中有一关是考即兴,为了考上,我得要跟家人不同,那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用彩带,但我不可能用以前学的传统民族的彩带舞去跳,所以我就用西方的现代舞身体技巧跳彩带。」

回忆这段当年,姚淑芬戏称这是在自己还不够成熟时的行动,随著生命经历与年龄的成长,「东方」在成熟之后的想法自有不同。以《双囍》为例,创作动机其实是来自对自己身为女性、面临婚姻选择以及生命阶段的思考,「我的父母亲是很本土的台湾人,而父亲有点大男人主义,编这支舞其实是从男性的观点出发,看双方魁儡式的婚姻。红色在东方代表节庆,但在西方,或是我认为的红,其实是有警示的意义,救护车的红灯就是这样,这点在现代是共通(universal)的。」

东方太沉重 人性恒久远

去年在皇冠艺术节发表《当东方遇上西方─时光之舞》的林向秀,这次在舞蹈节中以《夜行》参展。曾于荷西‧李蒙现代舞团(西岸)担任舞者,她选择先以《当》整理回溯所受的正统李蒙技巧训练,结合自己的东方文化生长背景,重新诠释大师的经典作品;到了《夜》,则以自己融汇李蒙技巧、瑜珈而成的一套身体语汇,表现取自童年生活熟悉的民间祭仪主题。

「所谓的东方不是几个手势、几个兰花指就可以代表的,」林向秀认为「或许老一辈负有文化使命感,但对我们这一辈来说,讲东方太沉重,我觉得没有必要对东方太过著墨,身心灵的东西,对我来说就像日本的舞蹈,而我并不会特别想做一些已经作古的东西,除非那个『东方』是可以感动人心的。」在美国编《月光》,林向秀使用一匹红色布配上萧的音乐,就被认为颇东方,但她自觉并非刻意,红色对她而言,也跟姚淑芬的认知不同,「红色在西方是热情的,在东方却有一种禁忌的意味,因为那是血的颜色。」

对于创作,林向秀认为在现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东方反而是一种关起门来的做法,「心理距离很重要,我感兴趣的不是历史的单一事件也不是一窝蜂的现象,比方说乐透,我不会想做乐透,那是现象,而是乐透带给我的感受,给人造成的影响,那是比较可以carry on的东西,人性吧。」

红色、三寸金莲与女性

在《东方,在时间轴上位移的女人》,谭惠贞让舞者脚蹬三寸金莲,加上红色的服饰,观众可轻易辨识出属于「东方」的符号。但提到何谓东方,谭惠贞认为自己并不企图标举东方主题,也没有进军国际的计划,之所以有东方出现,算是阶段性的尝试,此尝试出发点在探究自己的特质─一个出身东方的女性。

谭惠贞曾在皇冠艺术节前后发表过〈流质动物〉、〈欲〉等小品,当时她在舞作中使用绳子,借以传达女人,特别是东方女性所受的压力,包括其身处的外在环境以及自我给予的压力。对她而言,每个时代的女人都不同,但相同的是女人的韧性。《东》使用三寸金莲则有象征与实际身体表现技巧的作用,在象征的精神意义上,谭惠贞认为古代的女性所受的束缚可见,而现代的女性虽然在表面上脱去了三寸金莲,但并不代表就解除了束缚,她试著提出其中的反照。另外,由于几次的作品呈现,她得自朋友的反应发现,即使她跳的是芭蕾,她的身体仍然很东方,「可能因为芭蕾的训练,我很注重脚背、脚尖动作,肢体的绷的技巧、提气也很明显,但朋友告诉我,我的身体虽然在展现芭蕾技巧,气韵却是很东方的,因为我的身体转折比较迂回,不同于芭蕾的直来直往。」而舞者脚穿三寸金莲,跟芭蕾硬鞋比起来难度又高些,这是她选择让舞者穿三寸金莲的原因。

不过,当触及东方热的议题,谭惠贞坦率表示,现在谈的「东方」已经不是「气」也并不一定就是「那个样子」,所谓的那个样子,她笑说:「可能大家一联想到的就是封建、三从四德、束缚、含蓄、内敛、慢等等,我想讨论的是大环境对应现代女人的生活,从内在与外在去谈,爱做女人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女人,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比较得心应手,至于东方,我也许以后会再做吧,现在就放著让它沉淀,是你的就是你的。」

东西混融的现代生活

舞蹈空间舞团去年秋季演出订名「东风乍现」,呈现了孔和平以民族舞新编的〈白衣人〉以及杨铭隆新作〈秋天〉与〈东风乍现〉,对一向以现代舞为实验方向的舞蹈空间来说,此刻提出「东方」主题特别引人好奇。

面对是否转向的问题,编舞者杨铭隆说,新的作品确实有意仿古,但非模仿,「吹东风」也并非刻意使然,事实上,舞蹈空间艺术总监平珩和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舞团在经营上更专业也更国际化,但回到创作,前辈例如林怀民、林秀伟、林丽珍等人所探索的东方对他来说既遥远又太形而上,他企图「发掘真实的我们」、「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的肢体?」,而〈东风乍现〉传达的是民国九十一年的台湾生活,如同舞作中回荡京韵、念白、震耳欲聋的挖土机钻声混杂交织的音效。

对杨铭隆而言,传统、文化太过遥远,「我们一直听到传统、文化,我们也了解,因为那是存在骨子里的血脉,但我们并不真正生活在里面。我非常赞同龙应台说过的:文化并非固有,而是一种累积。传统存在底层,可是现代的声音,就像那些音效,不停地叠上去、覆盖在传统上。」而现代就等于西方吗?他并不认为。

那么现代的东方为何?杨铭隆记得十年前他赴笈纽约,就像所有放洋的学子,希望自己不管在技巧上、表现形式或创作理念上都能尽量跳脱过去、把传统暂时放在一边;但当他在那儿发表舞作之后,观众中的一位韩裔舞者讶异于「ㄧ个东方身体竟能够跳得如此纽约」,而另一个朋友却发现他在「做慢的动作中很太极」,这使他开始思考究竟是因为他东方人的外表,或是只要动作动得慢就会被想像成太极,还是自己终究无法抹灭曾受过的训练?

这个问题始终摆在杨铭隆的心中,回台湾后,他发现十年间,台湾又变了,变得仿佛熟悉却又遥远,当他以崔莎‧布朗舞者的面貌出现,不免再度遭遇文化冲击。创作「颓箱异典」系列时,有一位前辈对他说:「这根本不是你。」但自己是谁?是什么性格?特质?杨铭隆开始从小时候的经验寻找,先找到了布袋戏,这是〈东风乍现〉以偶为身体概念出发的源起。

「很多人做过东方,我想应该有不同的玩法。」杨铭隆说,「我不想找中国的故事,但想传递一种印象(image)。」对他来说,偶是东、西方都有的,但西方的偶多半在模仿动物,东方的偶则在模仿人,就这层意义上,舞者偶化的身体动作是合理的,且能玩出更多有趣的东西。「我不说那是形式,宁可说是一种语汇,〈东〉舞者穿暴走鞋、水袖,如果比喻暴走鞋是英语,那么水袖就是台语。」至于这是不是未来的风格走向,杨铭隆计划给自己三年的时间去摸索尝试。

从混沌到清明

一直以「接触即兴」见长的古名伸,去年虽未发表以东方为题的新作,不过其主办的舞创坊,成员持续讨论的即包括创作、身体、何谓东方身体观、诚实面对自我以及认同等主题,在一九九七年她也曾提出个人对「东方肢体观」的观察与看法(同注2)。

对于古名伸来说,眼前可见的东方有好几个层面可以谈,比如说符号(𫏋、红丝线)、动作形象(武术动作、手指动作)以及动作根源(呼吸吐纳、力量的使用以及从力量使用所发展出的精力线条)。

「以前谈东方,强调由内而外,谈过了头倾向玄学,甚至有自我陶醉的现象。」古名伸表示,正因为内在与精神不易表达,而毕竟舞蹈仍需要被「看见」,于是大家必须去找到一种形式,但外在形式如果缺乏内里支撑,又容易流于表象,且外表是可被模仿的,因此,「东方」似乎成了烫手山芋。

事实上,古名伸认为东方特质一直存在,只是能否被读到,端视个人功力;而内在与形式是否相应也成为问题。所谓的东方特质包括使用精力的方式,以及时代、岁月累积造就的文化特质或说文化情怀,以她自己为例,即使接触即兴技巧是西方人创出来的,但她说这是东方舞蹈也不足为奇,「当接触即兴遇到太极导引,同样是禅学、无为的精神,只不过太极更无为、更松,不同于西方的取(take it)。」

东、西方其实有貌异神合之处,交流至今再也不可能一刀划分,古名伸强调,任何一位创作者都必须面对自己、诚实、自省,创作是随著本性而生的,文化传统则是一条延续的线。「什么东西吸引你?拿或不拿?其实从老祖宗就做了判断,这也是不同文化行成的过程,把传统扛在身上是很大的压力,对我来说,传统有点像是妖怪、巨兽,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于是大家好像瞎子摸象一般,摸到什么是什么。」归结核心,或许创作者都面临著自信心的问题,何谓「东方」?从前一辈的「玄学」慢慢发展到这一辈的自我认同,还未有定论,古名伸期许借由创作者的互相影响,得以自觉自省或能逐渐清晰。

 

(本刊编辑 杨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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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主办单位台湾艺术大学舞蹈系主任杨桂娟在邀请编舞者时即说明主题,但视个别编舞者的情况,部分以旧作修编参与,其余则针对主题编创新作。以年度公演「太初有舞」为例,王俪娟以台南府城少年男女满十六岁例行的成年醴创作《钻─桌脚》;杨桂娟的《旅》呈现出父母辈的爱情婚姻离合,满溢台湾五○年代怀旧乡愁;林向秀的《夜行》从台湾道教祭仪碰触人、神、兽之间的模糊分界;朱美玲的《方寸之间》以《六月的花》、《问田蠳》音乐呈现关系离合;姚淑芬的《双囍》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婚姻。不过编舞者当中有一位来自美国的阿秀拉‧潘(Ursula payne),但由于她已应主办单位邀请来台教课多时,加上这次「多元混融文化」(Multi-culturalism)与「跨文化」(Crossing Cultures)议题也在讨论之列,因此主办单位并不以国籍限定「福尔摩莎」的参展条件。

2.本刊曾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号(第52期)特别企划「密探东方身体观」,二○○○年二月号(第86期)「再探新东方身体观」,前者讨论八○年代后半以降的十年,创作者包括林怀民、林秀伟、林丽珍、刘绍炉、陶馥兰等提出的「气、身、心、灵」美学与身体技巧;后者讨论创作者如何运用南管、太极导引等东方传统元素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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