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的观察，「拟写实主义」的戏剧也渐渐形成了一套美学程式（或成式）。剧情有主题、有高潮；人物有正反、有善恶；对话最好切合人物的身分，但至少也要口语化、有意义，且尽量避免使用方言。舞美要似真而不逼真，有时强调风格化。演员的表演混合史坦尼拉夫斯基和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半生活化，半夸大化。
在台北举行的第三届「华文戏剧节」演出了两台大陆剧团的戏。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历史剧《商鞅》采用了表现主义的手法，天津的人民艺术剧院则为台湾的观众带来了一出拟写实主义的作品《蛐蛐四爷》。所谓的「拟写实主义」的戏剧，指的是五四以来有心模仿西方写实主义，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达到写实的标准的作品。多年前我提出「拟写实主义」的概念，意味著作者钦羡写实，企图写实，而力犹未逮，或因作者不由自主地介入而无法达到客观的呈现，这个概念原来是带有贬意的。现在看了《蛐蛐四爷》，我又获得了另一种领悟。
写实剧重在如实展现当代生活
西方的写实主义戏剧一般均认为始于一八五二年在巴黎演出的《茶花女》一剧，因为不但小仲马使剧中人一律说当时巴黎的日常语言，而且剧中的服装、布景均讲求真实。然而就文本而论，《茶花女》充满了浪漫的气氛和感伤的情调，与以后的写实剧还有一段距离。写实剧著重当代生活的具体反映，无形中排斥了历史剧，一改过去对话所用的诗的节奏，成为贴近口语的散文，又尽量进入人们行为的细节，不惜触犯道德的禁忌，因此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成为主流戏剧。虽则写实主义在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推波助澜下声势浩大，但以后仍不免产生诸多反写实的潮流。所以如此，正因为创作者并不认为写实主义是最佳的，更非唯一的表现方式。事实上，艺术的创作并无所谓最佳的表现方式，所有的思维建构及表现方策，在美学上都是为了完成创作者某一种美学构思。如果这一种美学构思具有一己的形式及内涵，且可以予欣赏者某一种美感享受，就已经具备了美学的价値。
以西方的写实剧而论，易卜生是开山大师，但是易卜生的戏不但多有「佳构剧」（piéce bien-faite）的技巧，而且充满了象征的意涵，并非如实地反映人生与社会面相。因为当时的戏剧受到舞台时空的局限，「佳构剧」的手法可说是剧作家不易摆脱的做剧手段。但是太多的巧合毋宁减弱了写实主义的美学诉求。理想的写实主义戏剧应该如实地搬演人们最普通的生活状貌，不可主观地突出主题，不可规避方言，不可塑造英雄人物，不可故意制造「戏剧性」……总之，要平凡，要像我们天天所过的生活。然而这样流水帐一般的戏，有谁有兴趣看呢？因此写实主义戏剧的美学极致难以避免陷入「冗倦」的泥淖。我们现在都认为契诃夫的戏达到了写实主义的最高境界，因为他写的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把吃饭、喝茶、聊闲天都写进戏剧。他的戏没有戏剧性，没有明显的主题，但是有一种生活的气息、生活的流动贯穿全剧，于是我们不禁叹道：「啊，这才是人生！」
五四以降中国戏剧的拟写实主义
五四以降的中国话剧，多数都在模仿西方的写实主义戏剧，胡适首先摆明了模仿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写了《终身大事》一剧。为时人惊为天才的曹禺袭仿易卜生之处也斑斑可见，但是他最倾心的剧作家却是契诃夫。他在《日出》的「跋」里声言曾经多么「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他对契诃夫《三姊妹》的评论是「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生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气氛里。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一个低劣的学徒。」虽然曹禺如此地崇拜契诃夫，如此地谦虚，但结果写成的《日出》却是一出极尽夸张的讽刺喜剧。曹禺比较接近写实主义的《雷雨》与《北京人》，前者充满了佳构剧的技巧，不是「平淡的结构」，剧情与人物的「起伏生展」都很激烈；后者充满了不必要的象征符号。曹禺如此，其他不如曹禺的剧作家更无足论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提出「拟写实主义」对这类剧作加以界定的原因。
然而既然因为客观与主观的原因，五四以来的剧作家写不出高水准写实主义的作品，那么「拟写实主义」的作品由于大量地生产，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反正我国的观众不常见西方写实主义的戏剧，也渐渐满足于仿冒的「写实主义」了。后来反写实的潮流一来，追求写实反倒显得不太合乎时宜，无形中由「拟写实」逐渐滑向了「不写实」，还有谁在斤斤较量写实的美学要求呢？因为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传统话剧多半是主题鲜明、剧情高潮叠起、不管何地人都操一口京腔的文本。至于舞台的呈现，布景、道具与服装近以写实而不求逼真，演员的表演有一定的声腔，一定的身段，以致我们常常说某人说话像「演话剧」的一样，可见「话剧」已远离了生活情境。
《蛐蛐四爷》展现的拟写实主义美学
据我的观察，「拟写实主义」的戏剧也渐渐形成了一套美学程式（或成式）。剧情有主题、有高潮；人物有正反、有善恶；对话最好切合人物的身分，但至少也要口语化、有意义，且尽量避免使用方言。舞美要似真而不逼真，有时强调风格化。演员的表演混合史坦尼拉夫斯基和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半生活化，半夸大化。一般正面人物，譬如大陆上话剧中的政委一角，都需声音低沉但不失宏亮，走路如京剧中的正派老生，挺胸抬头，说话时望著半个天空，如有重要的宣言，右手上举，作毛主席姿态，如今已经格式化了，观众一见就知是政委一类的人物。这就形成了「拟写实戏剧」的美学程式，正如传统戏曲有一定的程式一样。
《蛐蛐四爷》正是一出程式化了的拟写实主义话剧。剧情的时间在民初，与我们的时间距离很近。斗蛐蛐是那时的民俗，是否会斗到倾家荡产赔上性命的地步，戏剧有权利予以夸大处理。四个兄弟每人的个性不同，服装各异，甚至连说话的口音也不一样，表现了拟写实主义美学追求戏剧效果的似真而不逼真的理念。号称「津味话剧」，但不全用天津话（主角一定说京腔），表明了遵守避用方言的程式，不可逾矩过远。为了阻止儿子继续斗蛐蛐，母亲下手剪断儿子的手指，是否合理，无关紧要，因为起到了震撼观众的效果。如果当一出写实主义的戏剧来看，该剧可能一无是处。但是遵循拟写实主义的美学路向，就可以看得津津有味了。
文字｜马森 戏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