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先生（1910-1996）过世到这个月，刚好十周年。
中国人一谈到现代剧场，没人不知道曹禺，大家几乎都读过或看过他的作品。
文化老人巴金说：曹禺的《雷雨》是一部可以演，也可以读的作品。
对岸的话剧研究所前所长田本相说：曹禺是中国话剧继往开来的人物。
透过曹禺，我们可以走进华文戏剧殿堂，顺便想想台湾现代剧场的经典在哪里？
谁是曹禺？
曹禺是二十四岁就写下了华文世界最常被演出的《雷雨》（1933）的剧作家。
二年后，他写了《日出》。
再二年，他写了《原野》。
三十岁前写就的三个剧本，让他成为剧本至今仍被持续搬演的剧作家。舞台剧、芭蕾舞剧、京剧、地方戏曲，乃至于张艺谋最新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也都选择改编曹禺的作品。
说到中文现代剧场剧作家，老舍和曹禺的名字常被并驾提起。前者的《茶馆》，几乎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同义词。曹禺生前是这个剧院的院长，而且，他有三部、而不是一部作品，历六十年仍被久演不衰。
曹禺不但是华文戏剧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也是大陆最早提倡「小剧场」创作的大老。他认为小剧场可以提供青年演员演出的机会，更能让创作者进行许多实验。
先生过世到这个月，刚好十周年。过去，我们不清楚大陆现代剧场发展的种种。现在，透过曹禺，也许可以带我们走进华文戏剧的殿堂。
从剧场演出和阅读剧本出发
现代世界剧场主流，大多由导演引领风骚。然而，不可否认的，每个民族的戏剧传统，往往先由剧作家领衔写下。
西元前的希腊，有写下《伊底帕斯王》的索福克里斯（Sophocles），十九世纪末的挪威，易卜生（Henrik Ibsen）写出影响中国「五四运动」的《玩偶之家》。年轻的美国，则有写出《欲望街车》的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等大家。
中文世界的现代剧场传统，从一九○七年，李叔同（即弘一大师）跟留日友人合组「春柳社」，在东京以白话文演出《黑奴吁天录》起始，至今才刚要满一世纪。华文现代剧场的耕耘期初期的创作，许多题材都急于反映历史和社会问题。
当时，永恒性议题的探讨，显然会让人觉得创作者不食人间烟火，创作者想要改造社会的迫切感也不能获得满足。倡导白话文运动，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早在上个世纪初，也曾下笔写过反映社会应该接受自由恋爱而非尽信媒妁之言的《终身大事》。
本名万家宝的曹禺，父亲曾在黎元洪当总统的时候当过幕僚，家境优渥却一直为父亲郁郁不得志的低气压所笼罩。母亲早逝，她的双胞胎妹妹成了他的继母，从幼儿时代就开始带他看戏看电影。
曹禺念的天津南开中学，是中国当时话剧活动最活跃的学校，曾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他在学时，就频繁参与演出活动。就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之后，更大量阅读莎士比亚、易卜生和契诃夫作品。现在的清华大学旧图书馆二楼阅览室，窗边还保留著曹禺在溽暑挥汗写剧本的座位。
凭借戏剧现场感受的开启，大量阅读中英文剧本的学习和思索，曹禺二十岁出头，就从生活中出发，开始在华文戏剧舞台上伸展拳脚。
站在比同时代人更高的角度进行创作
一九三○年代的中国，国家社会文化上面的动荡，让人民感觉到变化正在发生，艺术家们更感觉到创作也该反映这样的变局。
戏曲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梅兰芳，甚至早在一九一三年的京剧舞台上，就穿起时装演出反映时政的新戏。话剧界为了唤起国民关心国家的困境，更是大量演出「文明戏」来倡导文明。令人想起台湾在一九八七年解严前后，台湾小剧场界也竞相碰触禁忌话题，尝试在舞台当中反映社会求变的状态。
曹禺同时代的剧作家，有人在作品中反映农村的破败与问题所在，有人在呈现都市兴起之后的道德问题，有人在呈现军阀的腐败，更有人在讽刺政府的无能。因为时代正在变动，所以，可以借题发挥的主题实在太多。曹禺和别人不同的是，他从生活出发，以自身的经验转化创造剧中人物，并借镜西洋戏剧经典手法，丰富了华文戏剧创作初期的思想内涵。
「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这是曹禺对于少作的整体描述。他为剧本出版所写的〈序〉里，还有著如下的说法：「我在发泄著被抑压的愤懑，毁谤著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从这儿，我们可以发现，曹禺跟同时代创作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并不是为了改变时政，或者要唤起民众觉醒而写，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有目的性地想要说教，想要影响别人。正因为目的性不强，他的作品，反而在影响观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之余，还留下了艺术的底蕴，让人回味再三。
华文戏剧发展初期，有不少创作者是有目的的想要匡正社会。生活在那样时代氛围里的曹禺，虽然也受到影响。但是，他的生活经验让他笔下人物更为生动，他的阅读经验让他笔下世界更有深度。换句话说，曹禺写作时，已经站在比同时代人更高的角度来进行创作。
中共建国之后，曹禺位及「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艺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主席。大陆「大跃进」时期，抗洪斗争、乃至于文革时期，都有像是周恩来在内的高层，亲自拜访曹禺，要他为这些主题写出新作。
虽然，曹禺后来还写出了《北京人》（1941）、《家》（1942）、《胆剑篇》（1961）、和《王昭君》（1978）等作品。不过，观众和剧团的反应，都远不及对他少作的喜爱。曹禺晚年一直在病榻上度过，他曾叹息道：「明白了，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他更曾跟女儿万方说：「我痛苦，我要写出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然而，他最后并没有如愿。
文字｜李立亨 资深剧场工作者
曹禺作品「太像戏」，可是……
巴金：「《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
对大多数的台湾年轻读者而言，曹禺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但是对于四、五年级的中年读者而言，曹禺却是禁书时代的代表人物；在反共抗俄的年代里，一般书店里找不到曹禺的著作，直到解严前十年，我们才开始有机会在台湾大学的小书摊上买到私下盗刊翻印的《雷雨》、《原野》、《日出》和《北京人》。
即将把《日出》搬上电视萤幕的制片徐立功说：「曹禺的书，当年就是禁书。就因为是禁书，所以读起来格外带劲，『好奇』是我们读禁书的最大诱因。只是看完了书，一点都不了解为什么这种书会是禁书，只因为作者是所谓的同情共产主义，主张社会改革运动的左翼文人，写了一些揭发社会黑暗面的戏剧，书就这样被禁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很难理解的事。」
随著解严带来的社会开放，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不再是禁忌的话题，曹禺的书就和鲁迅、巴金、茅盾、老舍等人的著作一样悄悄就松了绑，不再用偷尝禁果的心情来看曹禺的书。然而，远远超过一个甲子的时代变迁，经典如何历久弥新，不至于「古」典，不至于「老」朽，穿越时空长廊，与现代观众产生共鸣？
《雷雨》、《日出》、《原野》奠立他的文学地位
《雷雨》一开始就描述著，年老的周仆园，每年都要到一座改建为教堂医院的古屋，探访二个已经疯癫的女人：一个是他年少时始乱终弃的侍女，一个是他后来结发的年轻妻子。十年前的一个雷雨之夜过后，他一直孤身忍受著自己所犯罪孽的报应煎熬。
年轻时，他和侍女所生的孩子周萍，后来跟继母发生乱伦关系。周萍的同母异父妹妹四凤，后来到周公馆帮佣，重蹈母亲的覆辙，跟大少爷周萍相恋。一个雷雨大作的夜晚，各方人马在周公馆里，发现了发生在二代之间的背叛、乱伦、兄妹恋等事实。
无法面对双重打击的四凤，冒雨冲入花园，触电而死。周萍因陷落双重乱伦的罪恶，举枪自尽。周家二代的恩怨，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以年轻人命运的结束，两个母亲的陷入疯颠作终。
舞台上的周公馆，像是禁梏年轻生命的中国传统大家庭。专制暴戾的周仆园则是上一代顽冥不化的中国人代表，新思维新生活变化的种子，透过年轻人在这个封闭的舞台上出现。曹禺以精练的笔触，描述了近十个上世纪初中国人的典型。
去年才以百龄高寿过世的作家巴金，说他看《雷雨》就像看托尔斯泰的《复活》之后，有著相同的感受：「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
《雷雨》发表后的四年，曹禺写下的《日出》，更把戏剧时间锁定在一个因为家道中落而沦为舞女的陈白露，在旅馆房间内从傍晚到天明的遭遇，反映出社会的黑暗。陈白露最后虽然走上自杀之路，但是，剧终前的日出曙光，还是带给人希望的。
接下来问世的《原野》，描述地方恶霸抢夺仇虎家的田产，害他家破人亡；被诬陷入狱的仇虎，逃回家乡准备报仇。为了复仇，他杀了仇人的儿子，还带他的妻子私奔。仇虎的悔恨与恐惧折磨著他，偕他出走的金子也惊慌不已。广大的原野之前，复仇者因为忍受不住精神的煎熬，最后自杀身亡。
《原野》最后呈现的出逃之夜，仇虎心中出现阎罗和判官的幻象，树林里种种让人心生恐惧的声响，追捕队的呼喊……，让华文戏剧舞台，首度出现画面、音效、想像的场景，融合成一幅让人颤栗的戏剧化世界。这股野性的活力，也使得《原野》成了地方戏曲经常拿来改编演出的对象。
「太像戏」却仍是华文戏剧久演不衰的经典
曹禺作品的戏剧性、事件和人物的冲突性，让人觉得实在「太像戏」了。不过， 这些半世纪前的故事，却是现今报纸或电视新闻上屡见不鲜的情节。曹禺的原著里早已预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导演只是再把这些规律点出来，欢众如果从舞台里阅读吸收到这些讯息，一定会更佩服曹禺先生的真知卓见。
大陆不少人称曹禺为「中国的莎士比亚」，这一点容或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从他作品的不同诠释版本不断问世，故事背后所蕴含的中国社会性，笔触的文学性，以及剧中人物的代表性，成就了华文戏剧久演不衰的经典。我们不得不问自己，台湾的现代剧场创作，到底有哪些作品曾被一演再演？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到底在哪里？《雷雨》即将由曹禺曾经领导过的北京人艺，来到台湾的舞台演出。这场「雨」，相信可以让我们在其中咀嚼思考自己的问题。（李立亨、廖俊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