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剧到R&B 艺术三口之家｜PAR 表演艺术杂志

要不是为了睽违舞台十几年的王复蓉重登京剧舞台，要把王复蓉、陶大伟、陶喆，这平常分居上海、台湾和美国的一家三口凑在一起，可不容易。

王复蓉和陶大伟，一个是红透半边天京剧名角，一个是纵横影视才华洋溢的喜剧泰斗；前者深受戏曲忠孝节义的传统思想影响，后者则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信仰者，当年两个人的结合不但不被看好，还闹上社会版，轰动一时。

但命运就是那么奇妙，三十多年后，他们的儿子，从小听猫王和京剧混血长大的陶喆，居然也走上演艺这条路，还是当今流行乐坛最火红的R&B天王，走出父母亲的名人光环，青出于蓝。

他们仨对谈，就像三个爱斗嘴的大小顽童，对于老婆复出唱戏，陶大伟笑说：「我对她的嗓子完全不担心，她也没什么好紧张的，因为平常骂人时就很有力。」陶喆补上一句：「有次听她唱戏唱到破音，我和老爸都当是音响出问题。」王复蓉则笑著反击：「我这次唱戏，千万要安排他们往后面坐，要不然我在台上卖力唱，陶大伟却在台下打呼，陶喆则满脸严肃，拼命挑我的毛病。」

一家三口都是艺术家，对彼此表达关心的方式也异于一般人，表面上互相轻松吐嘈爆料，但亲匿的家人情感和默契，却早已在言谈间表露无遗。

艺术活力胶囊系列－名角京彩汇演

魏海敏《金锁记》

3/16 7：30pm 台北国家戏剧院

唐文华《关公走麦城》

3/17 2：30pm 台北国家戏剧院

张复建《武松打虎》、王复蓉《穆桂英挂帅》

3/17 7：30pm 台北国家戏剧院

朱民玲《荒诞潘金莲》

3/18 7：30pm 台北国家戏剧院

INFO 02-33939888

王复蓉：「我们那时候学戏根柢厚，因为口传心授，老师唱一句，学生跟一句，一唱错就打手心，所以记得才牢。现在是不用看剧本，一想就可以想出所有的戏来。」

问：今年是台湾戏曲学院（前身为复兴剧校）创校五十周年，王复蓉是创校校长王振祖的女儿，也是第一届「复」字辈的大师姐，请谈谈小时候学戏的过程？

王复蓉（以下简称「王」）：我父亲满开明的，他是票友，很爱戏，但五个子女里只有我学戏。我因为从三岁开始有气喘病，后来气喘常发作不能上学，那时我父亲创立复兴剧校，还是私立学校，校地很小，在北投山上，我家也在那。我不上学的时候就看那些小朋友练功、吊嗓子，觉得满有兴趣，就跟著耍棍跟著练。练了好几个月，气喘逐渐有了起色。父亲看我喜欢，就让我去学。我十三岁开始坐科，比别人晚些，一般是九、十岁。坐科很苦，早上五点钟起来，不论学青衣或花旦，都是绑跷站在两块砖头上，看过电影《霸王别姬》吧，就那个样。当然青衣花旦练起武功不必打啊翻啊那么厉害，可是练武对身体很有帮助。我这几个月练起来比较不吃力，要归功于小时候学过那点腰腿，不然我这么久没唱了，你说一下子要恢复，很难的。还有为什么说我们那时候学戏根柢厚，因为口传心授，老师唱一句，学生跟一句，一唱错就打手心，所以记得才牢。现在是不用看剧本，一想就可以想出所有的戏来。

回想当初我父亲创业真的是倾家荡产。他跟王瑶卿先生、梅兰芳先生都学过艺，人家称他是「山东梅兰芳」。当时他与先总统蒋公有一面之缘，先总统蒋公交代，要想办法把大陆好的（戏曲）人才带过来台湾，于是我们在这里筹设剧校。最初校地是借人家的仓库，之后多亏了王叔名将军出面讲话，台湾省政府才拨了这块地给我们。民国三十八年我妈妈带到台湾的那些首饰金条，就为了爸爸办学校，都卖了。我们出国演戏的服装没有钱做，都是我的奶奶、妈妈带著一些同学自己在缝，我们头上戴的那些花啊，全是我奶奶帮大家做的，很辛苦。那时候学校的戏靴都是李国修的父亲做的，我们也没有钱付。爸爸想过放弃，但是很难，好几次去找过民间的像是辜振甫先生啊请他们帮忙。日后父亲实在经营不下去，国家才接手，私立剧校改为国立。我妈妈就唠叨我爸爸，你看唱戏有什么好处，像人家办一所铭传那商校发了个要死，你办剧校干嘛。我有时就想，学戏又怎样，提不上喜不喜欢，那时没什么感觉，只是想著我爸爸爱戏爱得这么辛苦。长大了，叛逆吧，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完全退出，电影京剧都是。

问：王复蓉后来以电影《王宝钏》一炮而红，却在大红大紫的时候选择隐退，当初王复蓉怎么会为了陶大伟放弃唱戏的生活？

王：我当时二十岁左右，黄梅调风潮正盛行，杨苏导演要拍一部黄梅调电影《王宝钏》，演员要找新人，又需要会很多身段，就问到我们学校。大概他看我这个小姑娘戏还不错，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于是找我。导演以为我会唱黄梅调，我当然不会，所以是美黛配的音。接著又和中央电影公司签了约，演了大约七部片子，和唐宝云合演过《还我河山》、《我女若兰》，还连续拍了几部武侠戏，像是《剑魔》，也有过演个瞎子又瘸子，很滑稽的。

陶大伟（以下简称「伟」）：我们会认识，和京剧也有点关系。我母亲是票友，喜欢画画也喜欢唱戏，有次带我去看王复蓉演的《花田错》（王：在国军文艺中心，现在还在），那戏蛮喜剧的，我喜欢喜剧，她又演个花旦很俏皮，就有了印象。之后到朋友家吃饭，她也有去，从此开始约的会，交往了六年之后才结婚。

王：（笑）我本来应该嫁到新加坡做那都夫人的。

伟：我们的背景完全不同。她受的教育非常传统而且东方，讲的是忠孝节义，唱的是礼义廉耻、兄友弟恭。我完全不来这一套。我是唱西洋歌的，和京剧一点也没有关系。结了婚，那时候很多人不看好我们，我们公证的消息闹上社会新闻头版，闹得很大，共匪打过来的新闻大概都没这么大。热闹了好多天，还跑出个讨论议题叫做：「父母该不该管制子女的婚姻。」

王：我二十一岁结的婚，好像很早，可是我十三岁学戏，十六岁就出国演戏宣慰侨胞、文化交流。我们在国外待了一年多，戏一年三百六十天没停过，《貂蝉》《白蛇传》午场晚场一直演，跑美国中南美洲二十七个国家，唱戏唱怕了，回来就结婚。

陶大伟：基本上夫妻相处，两个人来自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的教育思想，很多时候要让步。有些人让得多，有些人让得少。

王复蓉：我绝不让步。

问：两个人因为出身背景不同，相处有因为价值观不同而争执？听说陶爸有婚姻五字箴言：「都是我的错」？

王：太多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磨合。我从年轻大概二十岁开始，早上起来就泡一杯浓茶，坐在那里喝，像个老太太。就是学戏的时候看老师这样，学嘛。然后也不太出门，老坐在家里面看电视。（伟：那是骂电视。）

伟：我喝白开水。

王：他十点多就睡觉。

伟：她是「闷后」。

王：（笑）我比较有话直说，他是跟孙越学了老狐狸。

伟：我是好人。

王：好欺负的人。

伟：基本上夫妻相处，两个人来自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的教育思想，很多时候要让步。有些人让得多，有些人让得少。

王：我绝不让步。

伟：（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要让很多步。人也许不能改个性，但可以在某个方面修正。这些修正是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结婚三十多年了。

王：其实我们最大的共通点是喜欢狗。我们收养很多流浪狗，洛杉矶带去过四只，上海有两只，台北六只。今天我在金山南路上看了两位警察带了流浪狗在巡逻，看了满感动的。

伟：许多名人带著很漂亮的名犬，这不对，有名的人要带流浪狗，让大家以收养流浪狗为荣。这是我现在要做的一件事。

问：怀陶喆时还有唱戏吗？有特别的胎教让他这么有音乐天分吗？陶喆小时候听过妈妈唱戏吗？

王：没有胎教，在香港的时候还差一点被电车撞倒。

伟：那个年代没有胎教，他怀孕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在作曲，那个年代不注重这个。

陶喆（以下简称「喆」）：小时候对这种东西是不会有兴趣的，因为光几个字就要唱好久才会换字幕，里面唱的方式我又听不懂。不过看武打戏的时候，我妈妈也会打，那是我整场唯一安静的时候。我比较熟的戏码就是《白蛇传》，因为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就觉得很精采。

伟：你那个时候连中文都不大懂（笑）。

喆：即便现在我比较听得懂，但还是不能了解。大了一些之后，我爸妈让我去当摄影师，可以跑来跑去，但至少不会让妈妈丢脸，算是有一份工作的。总而言之，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至于这个影响什么时候才会显露出来就不一定了。

我妈妈事业最高峰的时候，我根本还没有出生。现在在家里整理东西时，我妈妈才会跟我提，或是我自己会看到照片，有些她去演出的地方，可能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像是巴拉圭、尼加拉瓜瀑布。我妈妈不只演戏，还拍了很多电影，但都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情。小时候我妈妈会在家里吊嗓子，放学回家一打开门都会被那小小一把胡琴所发出的巨大声音吓到，再加上我妈妈在那里「伊伊伊」地唱，我每次都立刻骑著脚踏车逃离现场。那样子的声音是躲不掉的，我觉得以前那整层楼的人都很恨我们那一家。

这些都算是很美妙的声音，现在听到的话其实都很有感觉，在台湾还比较少听到，但是在内地做巡回宣传的时候比较常听到。我记得在上海就会听到一些票友自己吊嗓子，那种声音听起来就很温暖。就像小时候被逼著练钢琴，长大之后听到其他邻居的钢琴声，就会有一种窝心的感觉。

陶喆：「我记得在上海就会听到一些票友自己吊嗓子，那种声音听起来就很温暖。就像小时候被逼著练钢琴，长大之后听到其他邻居的钢琴声，就会有一种窝心的感觉。」

问：那对陶喆的教育方式呢？听说陶喆小时候很皮，长大后也曾瞒著你们跑去当警察，你们如何面对陶喆在成长过程中的叛逆期？

王：我管得很严，他比较松。我教小孩子，第一个要尊师重道，第二个过年过节不管多忙都要回家。其实我儿子有一部分还满传统的。所有我的女性朋友，上楼梯或者上车，他都会主动搀扶；见到长辈进门，不管认不认识，他一定站起来。

伟：创作的人很多时候会有共通点。所以我跟我儿子两个，他开口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知子莫若父」这句话绝对有道理，这遗传嘛，很多东西父子是相通的。我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我不会去管他。她是不知道也要管，知道了更要管。

王：不管怎么行，我不管他他是无法无天了。我说你今天到了五十岁我也要管，你做了总统我也要管。当然要约束嘛。

伟：我们那时候在美国住的房子差点给陶喆烧掉。

王：他小时候真的很可怕，在美国做尽了很多事。我们房子旁边有一排公寓，他好汉做事啊，拿了不掉色的笔逐一在每户门上写个TAO（陶），人家找上门来，我们只好赔了五十美金。他念教会学校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被修女找去，因为老师在台上讲课，他在底下围个圈圈大家听他讲话。有次我赈灾回台湾演唱，他在剧院满场飞，根本不看戏，又影响别人，就抓住他带到后台一阵好打。我儿子当警察，我是发现他房间里有制服，还连手铐都有，吓死我了。我说你神经病跑去给美国人当警察，他说是为了磨练自己。你看我们都不知道。

喆：其实我从小到大，做的任何事情、任何选择都很独立，也不是不尊重父母，也不是刻意隐瞒。我爸爸事业高峰期的时候，我妈妈一半时间花在陪我爸爸，一半时间花在陪我，没人陪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十五、六岁，独自在美国生活，虽然生活圈有很多华人，但基本上是完全独立的。我的爷爷是警察，但那跟我去当警察完全没有关系，当警察的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薪水很高，可以不用跟家里拿钱，也可以很快还清一些学校的债务，基本上是一种独立的观念，不跟父母亲要钱，因为我爸爸很小气（笑）。不要的原因基本上是因为他们不会给。

伟：这样子让他不会养成像现在一般年轻人的恶习。

问：在父母的名人光环下，陶喆成长过程会有压力吗？

喆：小孩子遇到这种父母都一定会有压力。不管到哪里去，都一定会有人找爸爸或妈妈，谈事情或是要签名，那个时候被冷落后来都有报应的（笑）。但这种压力也会变成一种动力，希望自己长大之后不论从事什么，都要做得很成功。虽然妈妈是唱京剧，爸爸从事流行文化，但是他们都没有给我压力要我学京剧或是学唱歌，在一个自然的方式下感受这些艺术，其实更能够融入，也比较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如果被管制了，就不会知道自己是谁，只知道父母亲要你做什么。小的时候也并不会比较疏远爸爸，只是相对起来跟妈妈比较亲。我爸爸现在很幽默，但我小的时候他是很凶的，会骂我会打我，妈妈也是。

王：妈妈是每天都打轻的，爸爸是突然来一次重的。

伟：那个时候没有给他压力，是因为已经放弃了。因为当时看不出来他能朝哪一条路去发展。知子莫若父，他那个时候的兴趣太广泛。

喆：小时候我家里是非常极端的，妈妈是极端的东方，爸爸是极端的西方，同时间可以听到猫王，一边又听到国剧。伊伊…Love me tender…啊啊…。我觉得还满有趣的，如果小孩子接触到这种环境，一定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我小时候就有听过一些很基本的东西，还会一些些耍云手之类的，当时只有三、四岁，年纪很小，但是看到武打戏的时候还是会很兴奋。这对于我和我父亲的音乐都有影响。对我来说，京剧其实真的是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东西，熟悉是因为从小听妈妈唱戏，陌生则因为这是个需要花时间很深入去研究才能懂得的东西，不过重点在于进行创作的时候都要抱持著尊重的态度。不论是哪一种音乐，流行也好、京剧也好，都只不过是一种语言，语言的生字、语法是永远学不完的。我不希望大家认为我把京剧当中的东西拿来用在音乐当中，只是为了好玩或是炒作，不只是京剧，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的音乐，我都是用认真和尊重的态度去面对。

伟：我想趁这个机会提一个观念，我年轻的时候也和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总觉得为什么京剧都要一直唱旧的戏码，为什么京剧不能有些新的突破或创新，但后来我发现这样的想法是错的。音乐剧《猫》演了几十年了还是照样在演，为什么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它还是同样子的戏码？我们中国的戏也是这样，其中可以更换很多不同的演员去演出，但是戏码都是一样的。

喆：现在年轻人完全不懂戏里面的内容，所以无法接近这种艺术，如果要求二年级的学生做五年级的功课，他一定会被当掉，只能让他们慢慢去接受、去了解。很多东西，都要从教育著手，就像京剧这种传统艺术。如果我给你一把很名贵的小提琴，但是你不懂他的价值，对你而言它就是一个废物，相对的，对年轻人来说一支新手机珍贵无比，对老年人来说就可能是一个废铁。

陶喆：「从小我爸爸就给了我一个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就是对待生命中一切事情的幽默感。」

问：王复蓉和陶大伟怎么看陶喆走入演艺这一行？

伟：如果有人说想踏入演艺圈，我首先看看他有没有条件，如果条件不够，我不鼓励，因为会害了他。要知道，做了演艺圈的人，往后再退到平凡人，心态调适是很辛苦的。在这情况下我不会鼓励我儿子。因为对我来说，有的作品太新了，我看不出来，像R&B是黑人音乐，我没办法确定现在年轻人会不会接受。基本上你不得不承认他做了一件很危险的事，那时候的中文歌不太可能去接受这样洋腔洋调的歌。我从来不去说他好，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给太多鼓励的时候，他也许失望会更大。

王：当时我还听过广播电台批评他，怎么把《望春风》唱成这样。其实我本身排斥它（演艺圈）。我是喜欢他最好能够准时上下班。（演艺圈）这条路老实讲满辛苦的，而且你想，每个人都希望当明星，究竟有多少人可以成功。后来是觉得陶喆有天分，能够把外国音乐引进到台湾，而且把它稍微中国化，当然就很好。

喆：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但没想过自己会做音乐。虽然妈妈是唱京剧的，但是也同样喜欢音乐，小时候家里会出现各种音乐，接触了，就开始玩，很多人会问我有没有上过音乐学校，但是我完全没有受过正式的音乐教育。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做幕后；当时爸爸认识很多人，但是做幕后靠爸爸是没有用的，会就是会，不会的话，管你爸爸是谁也没有用。从幕后转到幕前其实有过一番挣扎，我是九七年出的专辑，那时候二十六、七岁，已经做幕后作了一阵子了，成绩也很好。在我发片之前，张惠妹刚发第一张专辑，R＆B的东西很少。我犹豫了很久，因为很怕在父母亲的面前失败，担心让他们丢脸。

伟：应该要这样说，他那个时候看父母亲，一定都会觉得我们很大，所以心理上受到的障碍绝对会大于实际上所碰到的问题。如果做幕后的时候没有被肯定，例如张信哲、L.A. Boyz等等，他根本不可能有勇气走到幕前。但是现实也逼迫著他，一定要往幕前走，不可能一辈子作幕后。

王：我觉得他自己调适得很好，大概是因为学心理的吧。他知道怎么让自己安静，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我觉得他自己不是个爱现、不是个大明星，平易近人，我觉得这一点他非常好。他小时候就不爱照镜子，我也很纳闷他能够走到幕前，这几年也看到他的成长，讲话也都非常得体。

喆：我最近看到书里的一些东西，马龙．白兰度讲过：Don’t care too much，他所讲的一种全面性的，并不是要我们不认真，而是要知道很多事情的成败并非掌握在我们手中。此外从小我爸爸就给了我一个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就是对待生命中一切事情的幽默感。摔了跤，要懂得去笑自己。虽然我爸爸常常笑别人，但他也会开自己玩笑，我也会开他的玩笑。妈妈则给了我一种比较传统的生活逻辑，这就回到了京剧当中的忠孝节义，这是用中国的传统艺术贯穿在日常生活的理念当中，有时我也会觉得妈妈怎么会这么固执，但反观我自己有时也会这样。有时候爸爸说我像妈妈，有时候妈妈说我像爸爸，反正我两边都听。

问：陶喆怎么会想到要把京剧「苏三起解」融入自己的作品？

喆：我一直到第四张专辑《太平盛世》当中才出现了〈苏三〉，但当时也不是刻意要拿妈妈的东西出来使用，全部都是灵感在作用。当时我写了一首歌，这又要回到家庭因素，我们家都是以回归到简单为主，像是我爸爸的歌《洋烟不比长寿》，而苏三就是回归到一个很旧的爱情故事，男主角经过多年，还是跟苏三在一起，这种罗茱（编按：罗密欧与茱丽叶）式的爱情故事，每个文化当中都会有。所以是先有了这首曲子，我才打电话问我妈妈苏三这个故事的内容，觉得很符合，因此加上了东方式的编曲。不可能用一首《苏三》就让听众喜欢京剧，我也没有这样子的企图心，

问：王复蓉这次的复出有什么想法？压力会不会很大？

王：压力倒是没有，其实也不算是复出，比较算是响应大家一起振兴传统的一个活动，我先生他们也都很鼓励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脱离这么久之后，算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也算是一个磨练，就像是穆桂英一样，年近半百了照样能够有一番作为。这次的感觉虽然没有什么压力，但多少会有一点陌生，所有的戏词都已经距离这么久了，但是练习半个多月我就已经恢复了感觉，他们其实也很紧张。

喆：我妈妈很久没有唱了，有一次听她练唱还听到她破音（笑），希望这次演出不会发生。我跟爸爸在楼下聊天，突然听到楼上破音的时候，真的很紧张，我妈妈还说没事，是音响有问题。

王：我是已经知道他们的龟毛个性，他们都是很注重细节的人。（笑）

伟：你们听她的笑声，全部都是用丹田的力气，就可以想像她骂人的时候是什么模样。

喆：我也常关心我妈妈练唱的状况，像现在也有很多歌手会用轻咳的方式来「清喉咙」，我妈也是，但这是最伤的，如果痒的话，就应该直接吞下去。

王：如果当天演出他们来的话，我会叫他们坐远一点，不然一个满脸严肃，一个又不知道为什么地拼命笑。

喆：因为唱得好。

王：到后面一点去，烦死人了。（笑）陶爸演舞台剧的时候，我们都坐在后面。

伟：我坐后面是因为怕我会打呼。

王：有一次我演戏他坐在第一排中间打呼，我在台上就看著他打呼，陶喆则是满场飞，那时候还在国军文艺中心，不像国家剧院规定这么严格，要是国家剧院，早叫把他请出场了。

王复蓉小档案

▲父亲为复兴剧校创办人王振祖，自幼坐科，专攻青衣花旦，嗓音嘹亮，扮相动人。

▲自父亲学习多出梅派剧目，并师承朱琴心、金素琴、白玉薇、顾正秋、刘鸣宝、戴琦霞等多位京剧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