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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艺术(国立中正文化中心 提供)
艺@书

炽热、敏锐却又温柔看著时代的眼睛

《亚莉安.莫虚金—当下的艺术》书摘

莫虚金(Ariane Mnouchkine,本刊前译莫努虚金)是当代法国最重要的导演之一,她所带领的阳光剧团,以创意的形式、诚挚的表演感动无数观众,正如她在二○○七年带著阳光剧团首度访台演出的《浮生若梦》所做的,让所有与会的观众,留下一生难忘的剧场经验。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去年十二月出版的《亚莉安.莫虚金—当下的艺术》中文版,由作者法宾娜.巴斯喀(Fabienne Pascaud)透过多次访谈莫虚金而成书,本刊特地选摘其中精采篇章,并搭配介绍专文,以飨读者。

莫虚金(Ariane Mnouchkine,本刊前译莫努虚金)是当代法国最重要的导演之一,她所带领的阳光剧团,以创意的形式、诚挚的表演感动无数观众,正如她在二○○七年带著阳光剧团首度访台演出的《浮生若梦》所做的,让所有与会的观众,留下一生难忘的剧场经验。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去年十二月出版的《亚莉安.莫虚金—当下的艺术》中文版,由作者法宾娜.巴斯喀(Fabienne Pascaud)透过多次访谈莫虚金而成书,本刊特地选摘其中精采篇章,并搭配介绍专文,以飨读者。

政府作为艺术与人民间的桥梁,往往其文化媒介的角色沦为政治操作的工具;建立环境机制与分配资源,无法具有美学层次的思考。政策底下,艺术得服膺游戏规则,以效益为目的,以结案报告清算价值。然而,艺术却非单一标准所能衡量,特别是无法立竿见影的长远影响。政治,是否如同背后挥之不去的幽灵?

当我们钦羡阳光剧团能改造活用废工厂成剧场圣地,台湾的文化政策却不知何时才能先整治众多的蚊子馆?总统大选热的当头,文化政策的辩论相对提醒残酷的事实,我们此刻是否处在架空的艺术环境、在文创虚名的泡沫上搏斗。

莫虚金这本中文版的访谈录于此时问世,更予人一种平和的激动。书中没有特效药和对应方针,却强烈生动地阐述,一位剧场人终其一生,如何在世界洪流中,认真实践梦想,并思考创作与社会的关系;一如她全力投身的人权运动,真正的政治应保护的,是自由。

书中有一个特别的身影,让莫虚金满怀悼念:一九四六年上任、专司法国教育部戏剧与音乐部门的珍.罗弘(Jeanne Laurent),在位六年期间,以无畏的魄力开创充满前瞻的文化政策,就此改写法国表演艺术的面貌。莫虚金这样说:「因为您的理想,因为您的政治勇气。」即便她不再身负公职,也以各种形式支持剧场发展、省思政治与文化之关系,对阳光剧团的发展有极大影响。这两位女性,同样拥有母狮般的力量和感性,在法国剧场界都代表著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因为她们周全思考的创意,更因为大刀阔斧的胆识。

一九六四年,莫虚金和一群友人创立阳光剧团,四十几年走来,创作活力丰盛不歇。令人惊艳的剧场美学,总是包含浓厚的社会关怀;观众从莫虚金的创作里,时时刻刻感受到,那双眼是如何炽热、敏锐却又温柔地注视著我们的时代。

阅读本书带来的是理性的热情,莫虚金敞开地向读者述说,她的剧场使命,就是述说身处时代的故事。专注当下发生的一切,我们经验的便是历史本身。(周伶芝)

 

 

【摘文1

巴斯喀(以下简称巴):如何知道一个演员说谎?

莫虚金(以下简称莫):原则上,只要一个演员能保有儿童般的纯真,他就无法说谎。注意,我说的是纯真,而不是幼稚。一个保有纯真的人,他能够在每一个时刻都宛如新生。真正的演员能够活在每一个当下而不会刻意制造。慢慢的,他们的表演会显现透明的质感而反映出生活的真谛。毕竟,要玩就不能作弊。据说有观众专门喜欢看作弊的演员演戏,我无法认同。我试著不要在他们之间做选择。

 

巴:您对于所谓想法(idée)的不相信……

莫:那些好想法吗?他们只会让一切变迟缓沉重!一个想法也许会让大家一开始觉得新鲜有趣,但是半个小时之后,就会发现他就像是放在舞台中间一件不合时宜的大家具,让一切变得拥挤不堪。布拉克(注1)曾说:「当我开始的时候,我的画仿佛被藏在画纸的下面,只不过被这些白色的灰尘遮住了。我所做的,只是把灰尘擦掉。我用小小的画笔把蓝色擦出来,然后是绿色,或是黄色。最后,当我把灰尘都清乾净之后,画就完成了。」

一个小孩对布朗库西(注2)说:「你怎么知道在这块石头里藏著一匹马呢?」与演员一起寻找角色的前提是,演员内在深处必须住著这个角色,或是,至少要有个位置留给这个角色。接下来的工作就只是让角色成形,把灰尘清掉让角色显现出来。

 

巴:但是,如果以您现在正在排的这一出戏来说,演员们在可以滑动的平台或是推车上排练与发展片段,这不就是一个导演设定的想法吗?

莫:不。这是一个动作上的必要工具,就表演来说几乎是必要的(但却又无法解释原因)。它是在排练的初期就慢慢成形的。一开始,为了排练,我要求演员制作一个类似在阿富汗常见到的小卡车。在阿富汗,流亡总是从这样的一台小卡车开始。演员们真的做出来了。这是一台从没在舞台上出现过,最接近戏剧感,最接近阿富汗,与最接近真实的一台小卡车。接著我们开始在卡车上进行初期的即兴练习。一切都那么地真实与充满诗意。但是一旦演员将脚放到地面上,一切就变得假装、沉重而写实。音乐消失了。接著,我们开始在滑动平台上放置一个小小的房子(像办家家酒一样!),当我们放弃自己小小的领域包袱,把脚放到平台上的时候,诗意与真实又再度出现了!不久,从第三天开始,滑动平台变成每一个角色进场时必要的工具。所以,这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工具。我并没有某一天走进排练场就对演员说:大家照我说的做!不是的,它是随著制作过程而出现的,是必要的,就如发面一定要用到酵母一样。

 

巴:那么,到底该如何定义「导演的想法」呢?

莫:柯波(注3)说,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通常都是因为导演的焦虑与压力,或是自恋,所导致的一种先入为主(a priori)的想法。有时候,我会需要借助一种「草稿(bequilles)来帮助我导戏,但是我会先预告演员:『让我们来试试看先这样做,再那样做,但是别担心,这只是我的草稿,很快我们就可以把它丢掉了。』而每次果然就是这样:草稿在一开始可以帮助我们,但紧接著真正昭然若揭的方向(l’Evidence)就会出现,草稿就会被丢掉!您知道,对演员来说,要跟一个一开始就跟演员说:「我完全不知道要如何做!」的导演一起合作,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演员必须要热爱冒险,并且对我有极大的信心,对他们自己也是,才能达到。

 

巴:什么是演员的「召唤」能力?

莫:这个字在我们做莎士比亚系列的时侯常常被我提到。我常常说:「我们正在召唤沉睡在英国某个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城堡的石堆下的男人与女人。我们必须要唤醒他们。透过莎士比亚,他们是活生生的。」

一九八七年,一位阿富汗诗人萨伊.巴悟丁.玛兹如(注4)来看我们的戏《印度之梦》。看完之后,他问我:「您怎么知道阿布杜.喀发.坎(注5)曾经把尼赫鲁(注6)像小孩一样举到空中?」后来他才告诉我们,当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庆祝仪式。在这个仪式中,喀发.坎遇见了尼赫鲁,然后喀发.坎——他长得非常高大——把尼赫鲁高高地举起来,把他抛向天空,像小孩一样。他们开怀大笑。但是演出时的我们,对这个真实事件完全不知情!那么,这个场景是如何出现的呢?它的出现来自于不断的排练,对角色最真实的掌握,以及角色之间关系的真实呈现,也来自于他们肢体的差异性。这就是演员召唤能力的最佳展现!

也是出现在《印度之梦》的一个场景。在这场戏中,尼赫鲁在盛怒之下各打了两个官员一巴掌。我说:「他进来,他完全地失去了控制。面对这两个腐败的地方官,如果他真实听见自己的声音的话,他一定会打他们。」饰演尼赫鲁的演员乔治.毕戈(Georges Bigot)听了我的说明之后,果然带著狂怒进来,然后,啪一声,打了这两个演员各一巴掌!连我都吓一跳。我们最后保留了这场戏。演出的时候,印度大使来看,他看完后对我们说:「尼赫鲁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他说:「但是,大使先生,这只是戏啊!」我试著这样向他解释。两天之后,他打电话给我:「我把这个场景说给我的一个朋友听,然后他对我说:『你在开玩笑吗!难道你忘记了有一次尼赫鲁痛扁一个村长,因为他让整个村的村民活活地在饥荒中饿死!』」您看看,剧场不就是召唤的艺术吗?而演员不就是巫师吗?他们让死者重生,让遥远的记忆再次被唤回。

演员们早在排练的时期,还未进剧场前,他们彼此就不再用原本的名字叫唤彼此,而是以剧中名称互唤:总统先生、大使先生、部长……

 

巴:而他们真的相信?

莫:是的。这是帮助演员进入戏剧世界的方法。当我们演《伪君子》的时候,两位女演员茱莉安娜.卡内罗.达坤哈(饰演朵琳),与蜜莉安.阿森克(饰演培奈夫人)之间存在一个小游戏:在化妆的时候,茱莉安娜会一边画一边进入角色之中,当她绑上最后的头巾时,她就完全变成了朵琳。这时候她就会喊蜜莉安:「培奈夫人,培奈夫人!」同时间蜜莉安也会慢慢变得与培奈夫人一样,愈来愈不耐烦,愈来愈觉得一切事物都可憎而粗鄙。这时候如果有人对蜜莉安说:「唉呀,你不要再装了啦!我才不要叫你培奈夫人咧,你本来就是蜜莉安啊!」那么她今晚一定无法好好演出,或者至少,无法尽兴地演出。

 

巴:您会跟他们一起玩吗?

莫:当然。当我在演出前跟演员加油的时候,我会叫他们:陛下、朵琳或是郡主。当我们演出《印度之梦》的时候,我们彼此都用英文交谈,而且是带著印度腔的英文。

 

巴:您是否曾经有被您所排练的戏附身的感觉?

莫:有的。被《阿德里得家族》,以及莎士比亚的系列演出附身。当我们翻译《阿格门侬》Agamemnon并且将它在台上搬演的时候,整个过程有如著魔一般。在每一个后台的转角,我们都有可能看到自己的灵魂与我们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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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文2

悼念珍罗弘(注7)

 

这篇悼念文是1989年11月27日,由亚莉安.莫虚金在法兰西戏剧院所发表。

 

亲爱的夫人,

您匆促地离去让我没有机会与您道别。道别并且道谢。

「谢什么呢?」您一定会问。「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啊;你们成立阳光剧团的时候,我早就已经不再过问世事。你们跨出第一步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是真的,夫人,当我们创立自己的剧团的时候,您已经不再担任公职。因此,客观地来说,您并无法真正地帮助我们。

但是为何,每当我知道您来看戏的时候,我会如此地感动?您,从未错过我们的任何一场演出,每有新作您必定到场观看。您会很早就到,对一切充满了好奇,并且迫不及待,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您的声音是如此充满激动,仿佛是您自己要上台一样。您是如此地期待剧场能够发扬光大,任何威胁剧场存在的因素都让您忧心不已。

因此,您继续支持剧场,继续不断地期待、不断地忧心、不断地用高标准来看待一切。有时候,拥有高标准也是一项天赋。每当演出结束之后,我会倾身弯向您,因为您是如此瘦小。接著,我们互相拥抱。我会谢谢您的感谢、您的体谅与您的鼓励。对我来说,您甚至比部长都还要重要。

因为我知道,所有那些为我们清除掉路上障碍的剧场前辈们,他们能够这么做,都是因为您;因为您勤奋不懈的努力,因为您对国家责无旁贷的付出,因为您的理想,因为您的政治勇气——因为您的勇气。

我还有许多话想对您说,但是他们跟我说这封信必须要简短。

至于我们,托您的福,一切都好。只不过我们还是常常会闻到一种怪味道,一种您生前无法忍受的味道,一种闻起来像是「懦弱」或是「蔑视」的味道。我会在下封信中再慢慢地与您说明。但是,请不要太过担心。不久之后,一阵清新的微风将会把这个怪味吹散。我会让您知道最新的发展。最后,再次感谢您,夫人。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努力,也感谢您陪我们一路走来。

我们终将会再次相见,无论是在这儿或是在那儿。因为,无论您在哪里,我都知道在哪可以找到您。我拥抱您。

 

注:

1.  Georges Braque(1882-1963):法国立体主义画家与雕塑家。

2.  Constantin Brancusi(1876-1957):罗马尼亚人,于法国发迹,是廿世纪重要的雕塑家与现代摄影家。

3.  Jacques Copeau(1879-1949):法国导演、理论家与戏剧教育家。1908年与纪德(André Gide)创办杂志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他于1911年执导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得到了极大的好评,参与者包括当时极为有名的演员。但是,担心自己的走向过于商业与庸俗,他决定重新回到文本并且在全空的舞台(Tréteau nu)演出。他于1913年建立老鸽舍剧团(Théâtre du Vieux-Colombier)。战争期间,他前往纽约带领当地法国剧场。回到巴黎之后,他重掌老鸽舍剧团,并且建立自己的学校;以即兴、面具为主,并且试图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发展出更好的肢体语言。1924年,他迁移至勃根地地区(Bourgogne)并在当地成立剧团,成为艺术去中央化的第一波剧团之一。他对演员的要求十分严格,讲究纪律。他总是以集体的方式创作。他也是第一位对剧场同时要求美学与伦理的人。

4.  Sayd Bahodine Majrouh:阿富汗作家与诗人,著有《阿富汗女性民间诗集:自杀与歌唱》与《自我的怪兽》。1988年2月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被塔里班政权暗杀。

5.  Abdul Gafar Khan(1890-1988):巴基斯坦人的政治与精神领袖。主张以非暴力的和平手段对抗英国的统治。他因为反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分裂而遭到巴基斯坦当局的驱逐。并曾于1985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6. Nehru(1889-1964):印度独立之后第一任总理,也是印度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是甘地的继任者。他的政治政策充满了社会主义色彩。

7. Jeanne Laurent(1902-1989):她曾任职教育部的文化与艺术部门主任,负责表演艺术与音乐的教育与推广。她是首位提倡与发起表演艺术去中央化(décentralisation théâtrale)运动的文化官员,并且促成了多个地方艺术中心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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