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人物小档案

• 1964年生，出身音乐世家，外祖父是著名作曲家丁善德。
• 1992年出任北京中央歌剧院常任指挥。参与创办了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并在接下来的三年担任指挥。
• 1998年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
• 2000年组建中国爱乐乐团，2003年起接手广州交响乐团，并任职两团的艺术总监。2009年起亦兼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纽约时报》二○○九年曾以「余隆，中国的卡拉扬，中国乐界最具权力的人物。」（Long Yu, China's Herbert von Karajan, (is) the most powerful figure in China's classical music scene.）形容余隆在中国的地位。《纽约时报》的一针见血，并非溢美余隆的艺术成就，而是突显他在中国乐界万夫莫敌、喊水会结冻的能耐。如同卡拉扬生前自在周旋于达官显要、富豪名门之间，在指挥棒之下，是一位永远掌握时代脉动的乐团经营者，余隆在中国乐界的地位也不遑多让。

在科学上，人的右脑被称为「艺术脑」，左脑被称为「知性脑」，音乐家的右脑总是比一般人发达，但是余隆的左脑能力也不差，甚至有时候运行的速度，还胜过右脑。长年来，余隆的行政能力已成为支撑他艺术成就的最大后盾，因为他相信，「指挥和管理并不矛盾，一个好的指挥一定是一个好的艺术管理者。」强调唯有如此，才能全方位领导乐团，激发乐手和工作团队的最大能量。

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与国际开始接轨

余隆今年四十八岁，出身上海音乐世家，外祖父是知名作曲家丁善德，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曾赴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进修，一九九二年他回到当时经济开始起飞、社会处于转型的中国，担任中央歌剧院院常任指挥，依靠在外国累积的视野，逐步著手他的「音乐工程」。

当时的中国，小资才开始崛起，古典音乐观众不成规模，较具专业素养的乐团，也只有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但是管理、行销的模式仍非常草根，乐团缺乏与国外接轨的乐季制度，演出的曲目也十分有限。不过，这些不足并没有让留洋回国的余隆感觉到失落，相反的他看到机会处处，大展身手的机会无限。  

一九九八年在保利集团的支持下，他一手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成为与国际接轨的第一响炮。当年的开幕式，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贝多芬第三号交响曲《英雄》；参与音乐节的演出嘉宾，包括男高音卡列拉斯、鲍罗定四重奏、法国小提琴家杜梅、钢琴家傅聪等，此外还在世纪剧院推出全本歌剧浦契尼《波西米亚人》。

音乐节星光熠熠的处女秀，快速打响了名号，在二○○八年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幕之前，全球知名乐团、独奏家来到中国，自然视北京国际音乐节为最佳舞台。二○○五年音乐节与纽伦堡歌剧院携手合作，在保利剧院推出华格纳乐剧《指环》系列四部曲，创下音乐节另一高峰。

一手掌握中国北中南三大乐团

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成功，搭建起余隆与国际乐界的桥梁，期间随著世界经济版图朝亚洲翻转，余隆也逐渐从接招者成为出牌者。余隆作为一位指挥，光靠每年一度的音乐节不足以形塑自己的专业成就，在创办音乐节两年后，机会向余隆招手，千禧年「中国爱乐」成立。

中国爱乐的前身为中国广播交响乐团，一心想创建中国最佳乐团的余隆，当时以高薪向中国交响乐团进行大规模的挖角，同时聚集一批海归派的精英，组成最精良的「部队」。如今成军十二年的中国爱乐，稳坐中国第一乐团的宝座，日前乐团公布二○一二／二○一三新乐季，最大的计划是从过去众多演出中选出百场音乐会的录音录制成百张CD对外发行。此一举动，展现余隆对于乐团艺术水准的自信心，不同于演出即逝的音乐会，当音乐被留下足迹时，免不了要面对乐评的挑战和乐界更严厉的比较。

在首善之都北京开创一片天的余隆，二○○三年受邀接任香港指挥叶咏诗成为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二○○九年再下一城，前进经贸之都上海，以上海人回家的气焰，击败众多有意人士，成功拿下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一手掌握中国北中南三大乐团，余隆霸主之姿不言可喻，如何统领三大乐团，余隆自有打算。身材壮硕的余隆，霸气之余带点豪迈，在中国万夫莫敌的他，上回率领上海交响乐团来台演出，记者会上他毫不避讳地说：「我十分欣赏吕绍嘉，我认为他是我这辈华人指挥最优秀的一位，我自己都比不上。」

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管理

余隆的坦率，透露他处事的智慧，他绝非故步自封、紧抓权力的大腕。接掌三大乐团后，他开始为中国培养一群年轻指挥，这些指挥在他的庇荫下，犹如「余家班」，协助他处理乐团指挥事务，帮他固守每一家「店」，他们分别是中国爱乐常任指挥杨洋与夏小汤、广州交响乐团常任指挥林大叶、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张洁敏。其中杨洋在余隆的提拔下，成为杭州爱乐首任音乐总监，有了自己的乐团，也让余隆的势力更加延伸。据说，当时杭州爱乐首先锁定的是余隆，余隆评估状况后，决定派出自己最心爱的弟子。 

在国际乐坛上，一人身兼三个乐团的音乐总监不稀奇，不同的是，余隆的三个乐团全都在同一个土地上，如何让三者都满意，城市间在竞争之余还能合作，余隆的功力在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

余隆曾明确指出，这三个乐团代表的正是三个不同地域的文化，他觉得每个地方应该有自己的一张名片，所以在塑造乐团个性，以及乐季安排，甚至演出曲目上必须有差异化的地方。三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用一种标准化或说职业化的系统来管理，因为有共同的管理模式，三个乐团一起合作演出时几乎不需要磨合。

如果仔细观察，中爱、上交、广交的乐季，会发现三者如同小连线，经纪公司只要和余隆对上线，指挥、独奏家一登陆，就有机会一口气巡演三个城市；过去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国爱乐被视为御用乐团，随著余隆执掌的乐团增多，上交、广交也陆续赴京献声；余隆长年累积的国际关系，也让他邀请名家不成难事，诸如指挥名家艾森巴赫、杜特华等都很卖他的帐。

至于，塑造乐团不同的个性，在经营面上余隆总能够因资源的不同而开发出不同的花样，以上海交响乐团为例，仿效国外乐团夏季音乐会的模式，二○一二年开创首届夏日音乐会；擅用城市间的结盟，去年上交与纽约爱乐签署合作意向书，包括共同委托创作、在上海开办音乐研习营等；看准上海是白领之都，注重生活品味，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推行预售乐季套票的乐团。

行政思维「骨架」撑起艺术之「肉」

余隆称霸中国交响乐坛的过程中，并非一路直通毫无障碍。北京国际音乐节从一九九八年创设至今已奠定品牌，在余隆操盘下，赞助商向来不嫌少，今年主要赞助包括中国中信集团、美银美林、一汽、大众和瑞银等。回首二○○八年北京国家大剧院揭幕时，音乐节其实经历了一段调整期，那时大剧院以国家力量，大力邀请名家名团赴剧院演出，多少对同样标榜明星的音乐节产生冲击。

就在外界开始猜测音乐节的未来时，余隆早已开始修正，逐步朝向大剧院尚未有余力经营的教育推广，同时由强调古典明星转而著重多元艺术价值，进一步前进不同的场域，开拓不同的观众。第十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日前公布节目内容，首次大规模地尝试多元音乐，其中最跌破眼镜的包括余隆与歌手罗大佑、崔健，展开越时空、风格、流派的音乐对话，另外，音乐节有多达十二场的演出及数场教育专案于北京的购物商城「三里屯VILLAGE」的橙色大厅进行。

从一九九二年返回中国，一晃眼廿年，余隆认为中国的乐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人才培养、管理制度、合适的演出场地、音乐家的工资待遇及乐器。要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仍需要很多支援，除了财政支援以外，还需要社会的支援，需要演出市场的培育，观众对音乐会的介入程度等。

余隆说自己是一位适合领兵打仗的人，虽然他不是所谓专业经营者，但和一般指挥相比，他可能更熟悉艺术行政管理。他对经营概念的重视，源自年轻时在香港与歌剧制作人卢景文学习的过程，「他让我明白，一个指挥的不断提高，一是艺术，它是『肉』、是营养；二就是清晰的行政管理思维，它是『骨架』，而『肉』必须有坚强的『骨架』才足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