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人物小档案

• 1955年生于莫斯科的艺术家庭，父亲是画家，母亲则是钢琴家。
• 毕业于莫斯科音乐院，师从钢琴家瑙莫夫（Lev Naumov）。
• 1974年获得柴科夫斯基大赛金奖，当年年仅18岁。
• 1979至1985年遭前苏联软禁，1993退隐至2001年复出。
• 录音获奖无数，包括1979年《留声机》杂志奖、1981德国唱片大奖、1985的国际唱片奖、1989年最高国际学院音乐奖等。

从小，他就是一个天资聪颖的神童，在优越的环境下成长、拿下国际钢琴大赛，以叱咤风云之姿拥抱群众喝采。一位不可一世的俄国钢琴家，在青少年时期便将整个世界踩在脚下，他仿佛像一路驰骋的赛车高手，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他。但就有如一个没来由的惊险过弯，他陡然自己扭转方向盘、冲入断崖，从那刻起，安德烈．加伏里洛夫（Andrei Gavrilov）的名字于是走入历史、成为传说。

即使传闻他怪癖、夸张，还是不能抵挡他在一九九○年代灌录过的专辑成为经典名盘的事实。他令人咋舌的技术与强烈的个性仍让人渴望聆听他的现场，他的能量和爆发力不但听来使人毛骨悚然，更让日本人封他为「有裂缝的核能发电厂」。但没人料到在沉寂了多年后，加伏里洛夫奇迹式地回到了世界的舞台，甚至在首度来台的半年内就排了两场演出。

母亲与恩师  为他开拓了音乐之路

在约好采访后，疑问与颤栗同时袭来——听说他很久不答应访问了？传说他曾经被苏联政府软禁导致精神错乱？有人说他脾气火爆？他还曾经跟乐评家有过激烈的辩论……但人一出现后，来不及担忧就被他的健谈、热情、多闻，尤其对音乐执著给吸引。而关于那些尖锐敏感的问题不必等著旁敲侧击，他的言无不尽，倒像是急欲分享他一路走来的历程。

生于一九五五年的莫斯科，现年五十七岁的加伏里洛夫看起来精神奕奕。体型看来壮硕却不特别高，不过一双厚实的手却异常地大，与一般人相较之下，他几乎超出了一个指节之多。对于拥有一手跨越十三度的大手，他俏皮地说：「这要谢谢妈妈！」但的确，受教于俄派钢琴大师涅高兹（Heinrich Neuhaus）门下，身为亚美尼亚钢琴家的母亲在他学琴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在儿子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弹琴，影响他情感上的诠释。进莫斯科中央音乐学校时，来自德国学派的第二个老师凯斯特纳（Tatiana Kestner），则启发了他在观念上的思考。而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时期的教师瑙莫夫（Lev Naumov），这位令人敬重的钢琴教育家，更在这年轻人身上添加上了不羁的气质。

事实上，加伏里洛夫的父亲弗拉迪米尔（Vladimir Gavrilov）可说是大有来头，他是廿世纪中叶俄国画派的领导人之一。但为什么当初选的是音乐而不是绘画？他笑著说：「我并没有选择音乐，是音乐选择了我。」原来他从小也喜欢画画，钢琴也弹得很好的父亲甚至觉得他的绘画才能比音乐好。只不过显现的音乐天赋也高，母亲一点一点地教导、他也一天天进步，到最后他也就把画笔给丢了。「但我最初其实是朝著成为作曲家而发展的。」只不过，提到作曲他则顽皮地说：「我五岁的时候曾经创作一组小品作为圣诞节歌曲，非常精巧、甜美，至今我都还记得每个音符。但我的作曲生涯也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

批评国家  陷入当局压迫深渊

这也许只是一个玩笑，因为他的钢琴演奏造诣与日俱增，念完上音乐院的第一个学期后，他就赢得了柴科夫斯基国际大赛，成为世界乐坛瞩目的焦点，当年他才十八岁。同年在萨尔兹堡的音乐会，他又代替无法上场的李希特登台，从此声名大噪，巡回演奏的疆域也迅速从欧洲、英国、美国，扩张到日本。但当苏联政府准备向西方大肆炫耀他们的荣耀时，取而代之的却是这个年轻小伙子，在海外对自己国家的严厉批评。消息传回俄国引起当局注意，而巡演归国的加伏里洛夫也发现他的演奏生涯被划上了句号。

当年加伏里洛夫的声望如日中天，听过他演奏柴科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卡拉扬更是大为赞赏，特地邀他再到柏林，与柏林爱乐录制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但约定的当天，加伏里洛夫却未能出现，因为他已遭到政府下令将护照及机票扣查，并剪断了家里的电话线。之后的五年间，加伏里洛夫不但不能出国，还被软禁在家中，有段时间更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他不断地遭受监禁和威胁的待遇，最后监视他的民兵还向他展示上级的签令，表示「当局不介意有任何致命的意外发生在他身上」。加伏里洛夫说：「KGB其实尝试暗杀过我三次，包括在钢琴上放毒。」

所幸到了一九八四年，戈巴契夫的新政权为他结束了这场恶梦，而他也成功为自己争取到了自由，成为第一个不必申请政治庇护即可以留在西方国家的苏联艺术家。解除禁令之后不久即出国的他，就再也不愿回到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

重获自由  迅速再造事业高峰

对于政治，他根本就不希望被卷入，但在那样的时空下，知识广博的他，对多样事物的意见和批评，也许就注定了他得陷入这种命运。他说：「戈巴契夫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我很尊敬他、也很爱他。我们每次相聚，前半小时不论聊什么，后半小时就会自然导入政治的话题。」但别以为他的注意力只有在俄罗斯，令人意外的是，对于台湾与中国之间的议题，他也非常关心。

成了自由身，加伏里洛夫集中火力重新再造自己的事业，首站去了英国巴比肯艺术中心和皇家庆典厅，然后德国，接著在美国卡内基音乐厅表演后，被《纽约时报》首席乐评何纳罕（Donal Henahan）认定是当时最主要的艺术家。即便是不寻常的个人历练加上特立独行的演奏风格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辩论，他与各地顶尖交响乐团及知名指挥家的合作演出却愈来愈多，录音更赢得了许多包括德国唱片大奖、《留声机》杂志等重要的奖项、曾获选美国名人录国际研究委员会的年度风云人物纪念奖章、其中还包含终生成就奖认同他的社会贡献，并且被评选为廿世纪伟大的代表性钢琴家……被这些荣耀包围的加伏里洛夫，成就再度到达了一个难以想像的颠峰。

骤然退隐  寻索音乐真谛

一切的进行都是那么完美，他也如愿地在世界各地旅行演出。但在一九九三年，他却突然退隐，从光鲜亮丽的舞台上消失无踪，在公开的演出计划里，再也看不到任何他的演出讯息。「那时正值时忙碌的乐季，」回想当年，他说：「我当时住在德国，一个寻常不过的早上醒来，我照常做了健身运动，喝了饮料，做了桑拿，晚上在布鲁塞尔还有场音乐会在等著我，每件事情都在最好的状态。但突然间我感觉心里喊著——等等！」连他自己都不理解为什么，他打电话给宣传，直接跟他表明要取消晚上的演奏会。「他说『你怎么了？你生病了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就是没有办法了……」

事情闹大了，因为晚上皇室的成员，包括女王都将出席。可怜的宣传只能无奈地回应：「你在愤怒，因为你拥有的太多了！」不能上台演出的事件成了一个大丑闻，害得宣传最后辞掉了工作，新闻还持续延烧两个星期。失去了信誉之后的几个月，加伏里洛夫像是自毁般地终止了与DG唱片的合约、辞掉所有的经纪公司，就这样他从一个显赫的乐界宠儿，「变成了一个失业的人了。」他促狭的态度却更令人倍感苦涩，过去他就像所有同侪一样，努力赢得奖杯、奖牌悬挂起来，但如今他却厌憎它们，于是将它一股脑全部丢掉，甚至将柴科夫斯基首奖的金牌寄给了西班牙女友，让她做金项链去，只因他一点也不想要看到任何有关音乐的事物。

预计两年调整心态的计划，结果花了八年。他试过住在斐济的荒岛上、甚至虔诚祈祷，但什么都没发生，他也愈来愈挫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像瞎了一样。」但其实，他早已经明白，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演奏很久了。他确实是愤怒，因为过去的几十年来，他感到音乐工业像是布满灰尘的博物馆，许多人也因袭著弹奏布满灰尘的音乐会。所谓的「明星」到来、演奏、弹得快、有风格，「但全都是一样，那是死胡同！」加伏里洛夫泄气地说：「当你达到一个程度后，一切就自动进行，你按个按钮启动，工作人员宣传，我步上舞台，弹著『对』的音符，然后大家都满意。日复一日、一场又一场的音乐会，我很清楚我可以弹得比所有人好，因为我的技巧高，可是那究竟有什么意义？我还是不清楚为什么作曲家在特定的地方这么写，那么做？为什么音阶往上或往下？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每个音符有那么多讯息传给我，但我却是一点都不明白？」

启示乍现  重回舞台不再迷失

为了寻找答案，做回一个无名小卒的加伏里洛夫没有一刻懈怠。他去德国念宗教、念哲学五年的时间，这虽然扩大了他的视野，对演奏仍旧没有直接的帮助。于是他钻研乐谱、接触禅学、重新研究演奏技巧……「我猜唯一的解释是我太拚命想理解了。」当然为了一点面包，他还是有私人的表演，但基本上还是没能找到方向。直到某一天，在前往演奏的长程飞行中，他照旧思索著作曲家音乐中的意涵，突然间一个白色柱状的出入口出现在他眼前，刹时他像是得到了所有的锁钥，解开了他问了超过廿五年的问题。有关拉威尔、有关柴科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主题未曾出现在后面的原因连接了他的推敲，加上他读过的传记，这些讯息渐渐清晰起来，这些解不开的问题，和这几年的沉潜终于连上了线。「这很神奇，也非常难说，但却让我得以重新回到舞台。」

二○○一年，他选择莫斯科音乐院当作复出之地，这是他离开俄罗斯十六年后第一次回国演奏。凯旋式的返国又掀起波澜，即使曾经逃离舞台的事迹还没有被遗忘，他却用一次次成功的演出来说服刁钻的观众。这次，他不再迷失，而是一边演奏、一边将十几年来对音乐、文化、政治的想法，以及遭遇过的生命故事一字一句地写下。经历这么多苦，问他要给后辈什么建议？他只说：「你不能直接拿起手机打给上帝，一切只能靠自己。」为了这些，他轰轰烈烈地走进历史，又从历史轰轰烈烈地走回观众眼前。舞台上，这位永远制造话题的人物，比别人问了更多问题，也比别人更努力地寻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