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所大谈的「幸福」是属于公领域和政治学，与现今「幸福」被置放在柔软抱枕般的封闭私领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幸」或许也可以解释为枷锁背后的结构。幸的原意是恭喜你脱离了重刑犯的身分，被结构最高点的人特赦了。但现今陷在这政商合一全球化的世界里，这网路般无边无界的结构中，谁来特赦我呢？
九○年代除了上篇提到许多轻薄短小的高科技产品外，还有很多影响生活的事件，例如：刚搬入新的幸福小窝时，就想去逛的IKEA；一回到家，想放空就拿著遥控器无意识乱转的第四台开放；不知不觉中午吃饭习惯拿一杯比便当贵的咖啡进办公室的Starbucks；开始引入全世界密度最高在小岛上跑来跑去的SNG车，以至于没时间报导国际新闻，但却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新闻频道。许多为BOT、都市更新、开放外劳等提供法律靠山的主要法案通过也都是在九○年代。上述所有这些生活的琐琐碎碎，都构成了幸福所思所感的无形枷锁，亦即在使用时间和选择行为时判断的依据。
「幸」就是一套刑具
「幸」，就是一套刑具。通常，说：「我今年一定要交女朋友」时，表示我现在没女友；「我要专心！」时，是在不专心的状态；「我要振作！」时，是意识到自己颓靡不振；所以，当「我想要幸福」时，是承认不幸的起站，已经开始为自己套上不幸的手铐和脚炼。毕竟女友的确定还蛮具体的，但是，幸福是什么鬼？基本上，专心、振作或是幸福这类接近心理或精神层面的字汇在使用上极其危险，因为超有FU：「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你一定要加油喔！」、「你让我好痛苦！」说这些话时，仿佛置身在柔焦的场景里，搭配著入口即化的奶油音乐。
不知何时开始这么想要追求幸福？坊间涌现一堆追求幸福的书籍、口号，甚至工作坊和演说。有多少商品的多少广告词透过幸福在推销？有多少娱乐流行文化透过幸福在贩卖？有多少政客以幸福为政见？今天倒不是所有东西都政治化了，而是所有人事物都娱乐化、slogan（标语）化了，政治人物早就是商品结构的产品之一。想想当初阿扁总统的文宣是否提供了美好的愿景？马先生甚至不用靠文宣，凭俊美的脸孔就能带给民众对未来幸福的想像。政见不能太复杂，这样不亲民、太精英，最好一句有力的slogan就能让民众明了。如同，许多观众对于剧场的要求：不要太长、不要太复杂、要美、要简洁有力、要感人、要有笑点和哭点。演出后，看到有观众笑得很开心、哭得很惨、在批踢踢上大推，心中就隐隐觉得自己是拥有批判深度和剧场美感的创作者；或是虽然被惨骂，但看到一篇赞赏的评论，那怕只有一句，紧紧抓著，就像救命的救生圈，感慨：终于有人了解我。吾辈终不是屈服于平庸通俗大众的艺术家。我就常这样，伤脑筋。
谁来特赦我呢？
幸福，不是不对，而是太有感觉。就像在剧场中，我管你内心激情、忌妒或是纠结，只要声音平板、肢体僵硬、没有结构上的编排，我去听流行歌就好，干嘛要看你表演？我管你人性善良、热中于表达社会的不公，在剧场空间、表演节奏、文本设计上薄弱贫乏，不如直接上街头，我为何要买票进剧场？太有感觉常无法看见眼前的行为，因为感觉本身也是强大的理性逻辑，不然，业务员为何会说服我买了那么多不必要的保险呢？虽然不少人很讨厌「小确幸」一词，但是，话刚落下一回头看到好吃的甜点、最新的iPhone、周年庆，小确幸的嘴脸就马上浮现。会不会「说讨厌小确幸」这一行为本身其实就是一件小确幸？因为说完感觉还蛮良好的，又有态度，又不用深入探讨，这行为或许还发生在悠闲下午茶的闲聊中呢。「幸」很厉害，不仅提供你幸福的感觉和物件，还有「幸福」的批评空间喔～
亚里斯多德所大谈的「幸福」是属于公领域和政治学，与现今「幸福」被置放在柔软抱枕般的封闭私领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幸」或许也可以解释为枷锁背后的结构。幸的原意是恭喜你脱离了重刑犯的身分，被结构最高点的人特赦了。但现今陷在这政商合一全球化的世界里，这网路般无边无界的结构中，谁来特赦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