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足视觉、行为、写作、导演及编舞等艺术领域，也是迄今唯一在世就获邀在罗浮宫办个展的艺术家——杨．法布尔，终于要带著他的舞台作品造访台湾了，将在两厅院「世界之窗 比利时系列」中呈现两个作品《死亡练习曲》Preparatio mortis与《药让我活下去》Drugs kept me alive，让我们看见满脑子创意的他，对死亡与美的思考。本刊特地越洋专访，邀这位全才艺术家与读者分享他的创作根源与思考。
世界之窗 比利时系列－杨．法布尔
《死亡练习曲》
11/14～16 19：30
11/16～17 14：30
《药让我活下去》
11/21～23 19：30
11/24 14：30
电影《美感游击队》
9/17 19：30
纪录片《杨．法布尔—度量云的男人》
9/18 19：30
台北 国家戏剧院实验剧场
INFO 02-33939888
（持《死亡练习曲》与《药让我活下去》任一场票券之观众，凭票至两厅院票口兑换纪录片票券一张，票券有限送完为止）
Q︰死亡与存活似乎是您多年来的创作主题，这次要带来的两个作品《死亡练习曲》与《药让我活下去》也是如此。能否和我们谈谈死亡在您创作中所扮演的角色？
A︰我很多作品都与死后余生（post mortem stadium of life）有关。我年轻时曾有两次昏迷的经验，事后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无论是对我的视觉艺术、写作或剧场作品。在舞台上的死后余生，表演者经历死亡后又活了起来的过程很触动我，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神奇、本身就是个事件（happening）。这时每个细节都变得很重要，一吸一吐、一点小小的动作……接受死亡也就是颂扬生命。同时也要从法兰德斯绘画中momento mori（拉丁文︰记得你会死）的传统来看待这些创作。
Q︰两次的昏迷经验是怎么发生的？
A︰一次是因为小时候在街上打架，另一次是因为我被吸到船里，头部被上面掉下来的螺丝砸到。
Q︰《药让我活下去》述及用药的经验。您探讨「药物」这个主题的动机是什么？
A︰《药让我活下去》是我为安东尼．赫西（Antony Rizzi）写的。我们从一九九○年就开始合作，他同时也是佛塞舞团的舞者。他感染了HIV，自九三年起就靠医师开立的药物维持生命，直到今天。什么药都有，因为他病了，为了要活下去就得用药。这不是一个赞颂药物的作品，相反地，这部作品谈的是为存活而做的决定。这是个他必须三思的重要决定，因为他每天至少要吃十八颗药，服用这些鸡尾酒式混合的药丸才能活下来。我们已经共事了廿年，他是这么美的表演者、这么有勇气的一个人，我特别为他写了这部作品。
这个作品也是基于“homo bulla est”的观念，就是拉丁文「人是泡泡」的意思。同时，泡泡的概念也和法兰德斯风景画（vlaamse landschapsschilders）有关，代表了我们人类的脆弱，和泡泡一样就这么从生命中消失。作品中，赫西就像是活在这些泡泡里面，被包在泡泡里保护著。
Q︰很有趣的想法，因为您在视觉作品中也常用到「壳」的概念，用来保护我们脆弱的存在。
A︰对，没错。我是美的守护者，总在保卫脆弱。
Q︰这次带来的另一部作品《死亡练习曲》，首先是在二○○五年发表，后来二○一○年您又重新编作不同的版本，请问您是出于什么原因决定重回这部作品？
A︰第一版是我在二○○五年于亚维侬担任驻节艺术家时创作的，只有廿二分钟。后来舞者怀孕了，便暂时离开团队，等生产完后又重新加入我们。她和我已经共事了十二年。她重返舞台之后我便决定要做一个五十五分钟的版本，也就是目前在巡回的版本。
Q︰您的作品里经常出现残酷的意象，您也说过，您最尊敬的艺术家是提出残酷剧场的亚陶（Antonin Artaud）。但亚陶的作品里充满愤怒和残酷，您的作品却总是带点嘲讽的调调，这大概是您和亚陶最不同的地方。您如何看待嘲讽和残酷之间的关系？
A︰我认为亚陶是史上最出色的剧场思想家与哲学家之一。亚陶从来都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指导，并总涉及一种奋斗。表演者在台上需要像一种杀手一样的强度和激情，但却不杀人。我在演出中找寻的就是这种人，非常强烈、充满激情，并且非常认真地面对自己的工作。
至于嘲讽，我想，嘲讽源自于法兰德斯的传统。我来自一个很小的国家，比利时，我们总是被占领，法兰德斯区总是被德国、被法国、被西班牙、被荷兰占领。于是几世纪以来，艺术家总是用嘲讽这个工具来反抗权威。嘲讽是一种抵抗，一种智性的抵抗。嘲讽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分析的工具，在分析的同时，嘴角挂著一抹微笑。
Q︰在哲学的思考上您提到许多法兰德斯传统对您的影响，然而论及身体时，您又抵抗成规。您怎么看待自己与传统的关系？
A︰我认为所有真正前卫的艺术家都根植于传统之中。看看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画，今日看来仍那么有活力、那么讽刺，有时候耶罗尼米斯．博斯比大部分的当代艺术还要复杂。
Q︰在您的剧场和编舞作品里，常常会有怪异、濒临极限、或是猥亵的身体表现，明显是一种对于所谓「正常的身体」的反叛。这令人联想到傅柯认为社会体制皆必须建立在规训身体之上的理论。能否谈谈这位哲学家对您的影响？还有其他在创作上影响您的思想家吗？
A︰在我还是个年轻的创作者时，傅柯对我非常重要。我现在和一个年轻的团体在重制《戏剧性疯狂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atrical Madness，那原来是我在八四年为了纪念傅柯逝世而作的。他的书对我的影响很大，《词与物》、《规训与惩罚》，都是很棒的作品，关于对身体的规训及监狱的历史，是我在剧场及舞蹈作品方面很重要的灵感来源。
Q︰您曾强调，您的作品并不是为了挑衅观众（provocation），但一直以来，观众被您的作品激怒的情况又不断发生。经历了卅多年的创作生涯，您认为您和观众的关系有出现任何变化吗？
A︰我想没有。观众与艺术作品之间有种秘密的连结，是无法介入的。挑衅从来不是我的出发点。我总是在选择要研究什么、要实验什么，有时候外界会觉得受到挑衅。挑衅这个字常被误用，这个字的本质在于召唤心灵（evocation of the mind）。要让观众震惊或感到被挑衅从来都不是我的出发点。
Q︰您视觉艺术的背景对您的剧场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A︰当然，我是个既写作也导演的视觉艺术家，而且我教育我的表演者（performer），这些「美的战士」。这群表演者，他们是受过古典训练的演员和舞者，还要上剑道、瑜珈的课程，我替他们上表演课，他们也要上艺术史和行为艺术史的课程，所以我的剧团成员是廿一世纪的当代表演者。他们不是演员、不是舞者，而是表演者。这些教育让他们成为廿一世纪的当代表演艺术家。
Q︰您同时在展场与剧场发表作品，对您来说这两个场域主要的差别是什么？
A︰当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记忆、不同的工具，只是在我身上这两个领域的创作都出自同个脑袋，自然会彼此影响。我是个运用不同领域原则（consilience）的艺术家。基本上我从我的表演者、从我的雕塑、装置和写作上有很多学习，一向是种使用跨领域原则的状态。不过自己必须清楚剧场是剧场、视觉艺术是视觉艺术，这是两个不同的媒介，只是都出自我的脑袋，所以总是有个连结、有种不同原则的跨域。
Q︰这次「世界之窗」的节目也邀请了如洛华兹等其他的比利时创作者。虽然您和洛华兹的风格非常不同，但两位都相当重视视觉语汇。您认为这种对视觉的偏重是比利时当代剧场的特征吗？
A︰不是，洛华兹是很好的导演，也是很好的视觉艺术家，他是视觉艺术出身的，但我们两个太不一样了。我不属于「法兰德斯浪潮」的运动，我是「一人运动」。像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范艾克（Jan van Eyck）、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和耶罗尼米斯．博斯都是我视觉艺术上的根，他们是我的大师，但对法兰德斯其他的剧场导演或编舞家而言并非如此。
参考资料：
法布尔官方网站 www.janfabre.be （Troubleyn为舞台表演作品专页，Angelos为视觉及行为艺术等作品专页）
纪录片《度量云的男人》Der Wolkenvermesser与《美感游击队》Les Guerriers de la beau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