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表演工作坊于二○一三年再度将「剧场史诗」《如梦之梦》搬上舞台，在十三年后的今日，这场「传奇重现」是否存在著不同的时代意义呢？

关于「说故事」、「梦」与「轮回」

《如梦之梦》将「说故事」凝结，演员都是「说故事者」，都在说故事。核心的是五号病人与顾香兰，其他人在他们的故事里，交错于现实与记忆。他们都有自身的故事，非平行线而错综。这种生命历程、情感经验的复返及重述，从而赋予他们「说故事的人」的能力与责任。

赖声川在创作之初所言：「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一个故事。」剧场里的虚实相映，在于梦与故事的确定／不确定性，只能跟著「说故事的人」，或主观、或客观地入梦。不管是在梦里说故事、在故事里诉梦，或者梦就是故事，逐渐被凝聚成环状的氛围，不断循环。反映出彼此在生命里所存在的位置，主角或配角，牵涉著对方。

于是，《如梦之梦》的背后存在著庞大的宇宙观——轮回。当五号病人的故事里出现顾香兰的故事，时间、地域、人物开始交错，不免怀疑谁是谁的前世今生。而剧场的环状结构，也呼应这种轮回关系，不管是在剧情行进间，若干人物在上头游走，或者是五号病人推著顾香兰信步说故事，都逐渐形成一个不断流动的小宇宙。

我们在做另一场梦

只是，这场重现虽可被亘古不变的生命意义所撼动，却也被里头异变的国族、政治问题所刺扎。

当江红不再是天安门事件的流亡学生，所蕴含的反抗精神被稀释，她仅是偷渡客，「为什么偷渡」不是问题。她的男友本为自由民主而战、而亡，变成窝囊地闷死船舱，最后残留个人哀愁。或许我们无须太著眼于此，谁说非得挂上崇高目标，悲伤才能永恒。只是，当王德宝于法国出现，高喊著「中国变了」的口号，身在台湾的我们却不免无奈，仿佛「样板戏」的现影。不过，翻到制作单位之一为北京方面，作为观众的我们不禁莞然，或许一切都是政治的权衡。

但，就演出呈现而言，大量的中国演员虽无不可，只是生疏的演技不断逼使人抽离。虽可归咎于生硬的口音让人不习惯，但剧本的跨国族、跨语境，是可以提供观众想像的，更加生硬的实是演技，难以驾驭这部史诗，仅将平时说话的语气搬上舞台，平淡且无味。但，令人惊艳的是胡歌，跳脱小生气质，将五号病人的老成深刻演绎；而诠释老年顾香兰的史可，句句情感凝炼，也替这个角色注入生命。

于是，当然可以不拘泥于国族情节，《如梦之梦》也可更大众化，以凝聚其生命共感。但泛中国化与中国情怀，能够直接与大众化划上等号吗？或者，避讳掉尖锐问题，表演真能说服观众？还是仅在浏览他们俊美的脸庞？这些商业性的设计所感动的又是什么？因此，当《如梦之梦》变成另一场梦时，看到的是作为史诗的时代意义，还是当代的另一种价值？

给或不给「名字」

《如梦之梦》里，不断地在故事中做梦、在梦中说故事，重述回忆的同时，找寻也赋予生命意义。只是，当许多问题被稀释，转成同角度时，虽可看到那个时代的法国，众声／生喧哗，却在嬉闹中推向「回归」的脉络。于是，《如梦之梦》在失却名字的同时，也被刻意地安插了一个固定的名字（没有名字有何不可，我们可知五号病人的名字？）。湖里的自己逐渐模糊，观看过后的人们不再能够去塑造、去凝练，不管给与不给这个名字，《如梦之梦》的重演可能就此被僵化，作为史诗的也仅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