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孽子》原著小说出版至今，正好卅个年头。

民国六、七十年代，同性恋，还是一个无法被讨论的禁忌。我写了这样一本小说，只是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自觉：「文学面前应百无禁忌，百分之百诚实。」当时根本没想到，不只小说后来被译成英、法、德语在全世界发行，还出现电影、电视各种变奏。

民国一百零三年，国立中正文化中心邀请电视、电影、剧场及流行音乐界的精英，倾力制作《孽子》舞台剧，作为台湾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大戏。我充满期待：三十而立的《孽子》，从平面书写变成立体发声，会激荡出什么样新的火花？

我的同志议题书写，第一个作品是《月梦》。民国四十九年，我和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等人共同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创刊号文章不够，我以笔名发表了两篇小说，一篇是《玉卿嫂》，另一篇则是以同志为题材的短篇《月梦》。

《玉卿嫂》和《月梦》题材虽然不同，讲的却是同样的东西，都是关于爱情的追寻。不管是异性或是同性之爱，总能触动人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汤显祖《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爱情、生命与死亡，一直是我写作非常重要的主题。

《孽子》是青春鸟的集体「寻父记」

民国五十八年，我在《现代文学》发表另一短篇《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以新公园荷花池为背景，主角「教主」曾是上海红极一时的明星，故事结尾，教主带著三水街一个面庞姣好、身上长著瘤子的小么儿小玉，「两个人的身影，一大一小，颇带残缺地，蹭蹬到那丛幽暗的绿珊瑚里去。」算是《孽子》的雏形。

我的写作速度很慢，《孽子》真正动笔大约在民国六十年、六十一年间，写了五、六年，写得不满意，就重来，尤其是小说后半部，改写了大概有五、六次。民国六十六年，《孽子》开始在《现代文学》复刊号连载时，其实已大致写完，只是一边连载一边修改。

《孽子》写得虽然是同性恋的故事，但已不局限于个人情爱的追寻，而是更宽广的关照，那就是，人的合法性。回顾历史，同性恋在廿世纪初还被视为是一种罪，被当成精神疾病，纳粹时期，同性恋者被关进集中营，遭到屠杀。我不是搞社会运动的人，也没想过要争取同志平权，只是单纯认为，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是DNA就已决定，既然，同性恋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应该被书写。一个写作的人，一定要对自己百分之百地诚实，写出心中的信仰，不能有所顾虑。

这本小说定名为「孽」子，其实隐含著反讽的意味。这群流浪在台北新公园的青春鸟儿们，因为性别倾向不被社会认可，被家庭赶了出来，成了社会眼中的孽子，我写的是这群年轻人从孽子变为人子，成长过程里的痛苦与挣扎。

检视中西关于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好像没有像《孽子》般纠结在家庭的冲突中。这本书很大主题是父子关系，父子之情虽然是与生俱来，但在中国传统却是格外沉重，尤其，当儿子又是同性恋，父子间的冲突会更为尖锐。故事里的阿青、龙子、小玉、吴敏或老鼠，来自不同的破碎家庭，都把对于家的渴望，转移到在同性恋的世界里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孽子》，可说是青春鸟的集体「寻父记」。

从小说到电影、舞台剧的多重变奏

《孽子》的故事背景，也是当年台湾社会及历史的缩影。主角阿青的父亲是随国民政府来台的潦倒军人，母亲是本省养女，「外省的悲哀，本省的悲情」结合的一对怨偶，生下了第二代阿青，《孽子》写的不只是同志，而是一则台湾的寓言。这或许与我成长在动乱的年代有关，潜意识里对于历史有著特别敏锐的观察。

让我意外的是，同性恋当年虽是禁忌，但《孽子》发表后，各界的反应竟是出乎意料的宽容，除了少数一两篇关于同性恋是病态论述的专栏，并没有对于小说的负面评价。民国七十五年，《孽子》跃上大银幕，开始变奏出不同形式的面貌。

电影版《孽子》很有趣，将原著几个关于「父亲」的形象傅老爷、杨教头、郭老，浓缩在孙越饰演的杨金海身上，还有小说里没有的角色曼姨，塑造一个新的母亲形象。虞戡平导演说，他想创造出一个家庭的氛围，这也蛮好的。孙越演得传神，第一批孽子也有他们的味道。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因为当时保守的社会气氛，电影被审查机关修剪后，无法完整传达原著的精神。

《孽子》的第二个变奏是一九九七年，学者王德威的博士班学生吴文思，根据英译本执导舞台剧《孽子》，由波士顿的亚裔学生演出，在哈佛大学亚当斯戏院连演一周，反应很热烈。有意思的是，这批说英文的孽子，演起戏来并不感觉是翻译作品。饰演Bargirl丽月的是一名哈佛大学二年级的女孩，叼根烟，泼辣又性感，她的父母坐我后面，父亲看到女儿演得这么好，高兴得不得了，母亲则把头低下，根本不敢看。饰演阿青的是一名混血儿，独白念来相当动人；小玉也整个豁出去演开了。香港剧场界也曾改编过《孽子》，以后现代的手法探讨同性恋议题，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变奏。

诉求走进家庭，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二○○三年，曹瑞原为公视执导的电视剧《孽子》，应该是社会回响比较大的一次改编。不但获得金钟奖戏剧节目连续剧、女主角、导演（导播）等多项大奖，范宗沛做的音乐也拿了金曲奖，我在大陆还看过盗版录影带。友人告诉我，电视剧播出时，有父母找寻儿子的跑马灯启事，我很欣慰，当初写作《孽子》的初衷，就是希望不被认同的同志，能得到家庭对他们的谅解，因为这出电视剧，这样的诉求才能走进家庭，走进客厅，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拍摄电视剧之前，我对曹导演并不熟悉，一次咖啡厅巧遇，他表达想要改编连续剧的想法。我看了曹导演改编曹丽娟作品的《童女之舞》，觉得他把原著小说的味道抓住了，很有文学性，就放心把《孽子》交给他。

《孽子》历经多次改编，我明白，任何艺术形式的变奏都是二度创作，即使我自己操刀，也不会写得和小说一样。所以，只要导演、编剧抓住原著的精神，把人物导出来，细节的改变并不要紧。

因为大众媒体的特性，电视剧不能像小说一样过于抽象，曹导演把《孽子》改编得合情合理，很动人，演员也演得好，尤其饰演傅老爷的王玨、阿青父亲的柯俊雄等几位老演员，姜是老的辣；饰演龙子的庹宗华倒是出乎意料的好，因为他的型不像龙子，但他把角色演活了。

我与曹导演比较大的意见分歧是，小说里，阿青一次偶遇的角色赵英，电视剧创造出原著没有的青英恋（阿青与赵英）。饰演阿青的范植伟、与赵英的杨祐宁年轻又帅，我担心，虚构的青英恋会变成两个美少男的偶像剧，改得太远了，起初并不同意，但导演拍好后给我看，我发觉蛮动人的，情感处理得恰到好处，就不再坚持。

杨教头性别翻转，增添一点母性的成分

两厅院「2014年台湾国际艺术节」要以《孽子》作为开幕大戏，有了电视剧成功的经验，曹导演是我心目中的不二人选。虽然曹导演没导过舞台剧，但他导过电视剧《孽子》、《孤恋花》，对我的作品熟悉，我相信艺术是相通的，好的导演不管是那种形式，一样可以处理得很好。

从电视剧到舞台剧，整整相隔十年，曹导演最疯狂的颠覆是：将青春鸟的师傅杨教头，来个性别翻转，变成Tomboy的大姐大，这确实是很大的突破，我听了叫绝：为《孽子》增添一点母性的成分，母鸡带小鸡，大有可为。

舞台剧短短两三个小时要说完一本书，需要很高浓度的提炼。整出戏还是照著原著脉络，从阿青的角度带领观众进入青春鸟们的黑暗王国，但形式更为开放自由，有戏、有歌、也有舞。

父子关系，是这次改编的主轴。阿青与父亲、阿青与病重的母亲、龙子与傅老爷的对话，以及傅老爷的独白，都是铺陈内心发展的重要段落。当初写《孽子》时，曾想过傅老爷的形象是否设定为同志，但考量到这个人物承载了更大的意义而作罢。

傅老爷，是新公园那群不被家庭认同的孽子们的「精神之父」，他的葬礼，也是我写小说时最难完成的段落。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熬夜书写，天已微亮，写完孽子们「在那浴血的夕阳影里，也一齐白纷纷地跪拜下去。」我好像龙子经历「撼天震地的悲啸」后，压抑的情绪终于得到抒发，我放下笔，打电话给友人：「这幕我终于写出来了！」这场葬礼，代表著这群孽子终于与「父亲」达成和解，洗涤了社会加诸在他们身上「孽」子的罪名。

有了了解，就能谅解，最后便能和解

阿青与龙子、龙子与阿凤的血恋，是这出舞台剧的另一重点。我的作品好像不论主题怎么变，都会回到「情」字上。一位导演曾问我：为什么要把玉卿嫂给杀了？不论是《玉卿嫂》或是《孽子》里的龙凤血恋，最后都因爱不到那个人而做了极端的事，我对生死恋特别著迷，因为，我看到「情」对一个人产生的动乱，搅得人多凶。

龙凤血恋，是新公园的传奇、神话。因为，同性对爱情的追求不被承认，才会更为激烈与炙热吧。阿青与龙子，则又代表了另一种永恒，两人在旅馆里裸裎互诉衷肠，是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含蓄情感。

三十而立的《孽子》，有变，也有不变。变的是，不同领域艺术创作者对小说的变奏与诠释；不变的是，人性普世的价值不因宗教、文化、种族而有不同。《孽子》写作时，社会对于同性恋还存在很大的误解，如今，同志的处境慢慢往正面前进，全世界有十多国承认同性婚姻，台湾正在推动多元成家方案，连保守的天主教，梵蒂冈教宗方济也发表谈话：「如果有人是同性恋，而能怀善心追寻上帝，我有何资格论断？」

我期待，《孽子》舞台剧的推出，社会可以更严肃思考同性恋也是人性的一部分，给予同样的尊重。虽然，偏见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但我相信，有了了解，就能谅解，最后一定可以和解。就像小说最后，寒流来袭的大年夜，阿青带著罗平向前跑：「1、2、1、2」，最终迎来的，将是温暖曙光下新的一年。

 

（转载自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孽子—2014剧场显像》，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