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十年前，曹瑞原执导白先勇的经典小说《孽子》，在电视圈创下了另一个经典；如今，再度由曹瑞原担任导演，由施如芳编剧，《孽子》登上了国家戏剧院。我想，先撇去与前两部经典过多的比较，不论小说本身的人物刻划有多么细腻动人，抑或电视诠释有多么写实深刻，姑且将这出戏视为一出单纯的戏剧演出来检视，亦假设该戏并非要进行什么挑战又创新的后现代剧场实验，而是要说好一个故事（不论是转译经典的或是塑造全新的），并且将故事中内蕴的能量传递给观众。然而，文本的薄弱与剧场语汇的误用，却使剧场版的《孽子》沦为一出耽溺伤怀、悲中求悲的滥情剧（melodrama）。

娓娓吐露团团的悲情

一出好的戏剧，情节取决于角色行动，行动应先行于感动。若将感动设立为标的，而行动置于之后，那么很可能观众所看到的，会是一堆角色情绪浓烈，无的放矢地喷发，却不知所云，心无所动。从戏剧文本来看，此次剧场版《孽子》不仅结构薄弱，场景编排过于聚焦情感、回忆，无助于当下情节推展。每个场景看似都提供了一些讯息，但这些讯息对于整出戏却都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事件彼此之间少了紧密的串连，导致许多场景可有可无，徒像一堆散乱一地的静态相片，看似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有段故事要说，却丝毫感受不到其中的气味和温度。

戏一开始，即揭示这群孽子们就像一群梦游者，的确，透过剧中多处冗长的角色自叙和旁述，我们确实听见了诸多角色各自的喃喃怨叹。戏外穿插了不少说书桥段，欲架构整出戏的时空和人物背景，却始终停留在散文式的怀旧记述；戏里则充斥著角色自我感伤的独白，情绪满溢，然丝毫看不见这情怀究竟从何而来，又将这些人物带往何处？这些以情绪投射为主的片段无法深化人物性格，众角色刻划平板，缺乏动机和欲望，只是娓娓吐露团团的悲情，并将自己安全地裹入其中，就像幢幢长诉自己未竟宿愿的幽魂般，一声又一声的叹息，一次又一次的追忆，徘徊原地，停滞不前。情节如同濒死一般，戏码严重失温，但角色仍无动于衷，只闻其声声的无奈呐喊，回荡整个剧院。

没有压迫，哪来抵抗？

英文剧名Crystal Boys（水晶男孩）暗示孽子晶莹又脆弱的本质，而孽子之所以成为孽子，乃是因为受到父权宰制之社会的驱逐，所以他们渴望自由、包容与被爱，但在这个剧中小人物与大社会对立的戏剧框架下，此种渴望救赎的声音似乎被削弱了，或者根本不存在。「勿枉勿纵」斗大的四字标语贴挂在墙上，点明了威权时代的氛围，整出戏自始至终，孽子们犹如莎剧《仲夏夜之梦》里的精灵般，无拘无束，放纵自如，闪耀的妖气光芒大大盖过了威权色彩。威权是被嘲弄了一番，但这嘲弄的技巧也未免太过轻松容易，显得那些受尽委屈的角色所道尽自身处境无奈的话语，徒为庸人自扰。

没有压迫，哪来抵抗？没有困境，何需挣扎？免除了加罪的威胁，罪孽又何来之有？既然没有了前者，后者的喃喃自语遂成了空口说白话、为赋新词强说愁，所有浓烈的情绪也只沦为卖弄和假扮。没有了时代的烘托，人性的卑微和可贵自然无法显露，因此阿凤、弟娃、李母、傅老等人一连串的死亡，不仅没有加剧戏中的悲剧力量，反而让人对如此过度承载悲情的死亡逐渐感到麻痺，成了文本诠释失策之下的冤魂。

戏剧文本企图达到情感写实，但搬演策略却是有意无意地反其道而行，使戏中处处充满断裂，不时将观众推出情感满溢的戏剧情境之外。戏中大量使用如神话史诗般磅礡壮阔又略带奇幻色彩的配乐，亟欲用音乐来渲染悲剧性，完全符合了前述 melodrama （melody + drama）的本质，然而在戏剧情境未达音乐所烘托之情感的状况下，音乐说得比表演还多、还急，辞溢乎情，不但音乐和戏剧扞格不入，无法使人入情，反倒将观众打醒，让人质疑：我们究竟到了怎样的国度？而且明明是一出现代戏剧，却全程使用字幕，这究竟是以电视剧为出发的思维，还是不信任演员的口条？一旦演员话中丢字少段，岂不是让观众多了一个分心的对象？再者，演员走位生硬、单调，毫无流动感，有好几处呈现出「你讲完了换我讲，我演完了换你演」的窘况，舞台调度就像被框限在镜头里一样。

不同氛围情境并置  角色快速转换

此外，戏中有些不同氛围的情境前后发生，也有相异的舞台美学同时并置，不仅无法产生互补作用，反而在断裂之下，突显拙态。有时，演员一会自然对话，一会在讲述回忆时，在毫无情境氛围的转换下，竟然对著空气演了起来，甚至还产生肢体互动。李母（柯淑勤饰）一会与李青对话时疯癫落魄，一会见著喇叭手如少女般展现曼妙舞姿，尔后又迅速回到之前的失魂状态，这之中的差异，完整揭露了演员情绪的扮演性，整段表演的焦点，于是从角色可怜的处境转移到演员快换角色状态的功力。

然而最尴尬的，莫过于龙（吴中天饰）凤（张逸军饰）之间浓烈的爱。两种不同根基的舞台语汇在未经处理之下的重叠，不但各说各话，丝毫没有海水火焰般的交融，反而在相互映衬下，各暴其短。与张逸军柔美、流畅的身线相比，吴中天原本就已生硬的体态，更显得毫无驾驭舞台的能力；而张逸军的舞姿虽唯美、脱俗，却无法与前后写实情境相容，自然无法形成对话，俨然自成一场独立的晚会式表演。

此剧场版《孽子》是否再现经典，或者如何与经典对话，可能已非制作当前的问题，因为如此的变奏本身就是荒腔走板，早已曲不成调。然而，戏中过于以达到感动为目的，以催泪、卖笑、塞梗为手段，却牺牲戏剧本质的情况，其实这不也呼应了这世代复制、消费悲情的戏剧主流？禁锢这一幢幢梦游幽魂的蛮力，不是时代威权，而是戏里挥之不去的自我伤怀，以及戏外导演与观众共谋的媚俗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