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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ing.找路》以身体、舞台装置、灯光、投影营造出诗意的意象剧场。(原舞者 提供)
演出评论 Review

寻找当代原住民的舞台诗学

仰赖口述传统的原住民历史,本就是复声相承的多重叙事。在《Pu’ing.找路》中,我看到布拉瑞扬将自己的历史编入他述说南澳泰雅的故事里,也看到原舞者的成员与制作团队如何将自己的目光、舞步与声音融入这庞大的族群记忆史诗之中。

仰赖口述传统的原住民历史,本就是复声相承的多重叙事。在《Pu’ing.找路》中,我看到布拉瑞扬将自己的历史编入他述说南澳泰雅的故事里,也看到原舞者的成员与制作团队如何将自己的目光、舞步与声音融入这庞大的族群记忆史诗之中。

原舞者歌舞剧《Pu'ing.找路》

11/1~3 台北 国家戏剧院

从二○○七年《杜鹃山的回忆》开始,原舞者走上一条不一样的舞台道路,有别于之前将部落传统乐舞尽力忠实地在舞台再现的做法,过去这六年来则尝试以原住民的历史与人物为主题,进行当代乐舞剧场的创作。这样的转变绝非易事,考验著原舞者在体质上必须经历的脱胎换骨。此次舞团倾全力制作的《Pu’ing.找路》让人眼睛一亮。如果说总体剧场(total theatre)代表一种专业与艺术的标竿,那么这次的演出不论在舞台、灯光设计、编导的手法、或者音乐与演员的表现,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跻身近年来国家剧院舞台上最让人动容的演出之一。

寻找原住民的舞台诗学

《Pu’ing.找路》是个背后有著许多故事的作品。最核心的故事是关于南澳泰雅少女莎韵的传说:一桩意外落水事件被日本军国主义包装成为国捐躯的忠贞叙事;围绕著莎韵的另一则同样带著传奇与悲剧色彩的故事:前台新金控总经理林克孝因追寻莎韵的事迹,一头栽进南澳泰雅古道与旧部落的探查行动,并完成记录这些旅程与自我心路历程的《找路》一书,但却在一次探勘的路上失足坠谷,永眠南澳的山林怀抱;镂刻在林克孝文字里的,对于泰雅旧社所代表的原住民传统历史消蚀的焦虑,以及南澳泰雅族人对自身族群文化寻根的努力;由此,再往根源回溯,是整个泰雅族群过去数百年间,在台湾的高山深谷中为生存与繁衍而迁徙的历史,一页被台湾主流社会完全忽略的族群生命史。

这一层层的故事要如何诉说?挑战著制作团队交融虚实、穿越古今的创作能力。原住民传统歌谣中丰富的象征隐喻、泰雅织布里镶嵌著图腾符号的交织纹理、南澳山区层层叠叠的山峦林相、以及蜿蜒其中的深谷溪流——这些都成了启动作品灵魂、叙事结构、乃至舞台意象的重要灵感来源。与先前原舞者的几出原创舞台剧不同的是,《Pu’ing.找路》完全摒弃写实剧场的手法,而以身体、舞台装置、灯光、投影营造诗意的意象剧场,创造出足以反映原住民文化独特的美感经验与精神样貌的当代剧场诗学。

山林与身体的肌理

由王孟超(舞台)、李建常(灯光)、徐逸君(影像)组成的设计团队,以令人惊艳的创意,为演出者与观众创造出梦幻而立体的山林景致。七道可以活动的造景平台,层层叠叠,在灯光与投影的辅助下,传神地召唤出南澳泰雅旧部落峰峦叠嶂的地理环境。平台上蜿蜒的坡面,是〈序曲〉中现代泰雅青年瓦旦追寻莎韵足迹的山路,也是〈墨青〉一幕里族人披荆斩棘迁徙的古道;到了〈紫河〉,舞台背景投影的流动线条,映衬著反射灯光的弧形坡道,宛若山谷中闪亮而蜿蜒的溪涧,部落妇女们带著年轻的女儿唱著织布歌工作其间,那错落有致的画面呼应著泰雅织布层次分明的美丽构图。

变化多端的坡道平台加上巧妙的灯光投影,造就出具有山林肌理、活生生的舞台空间,而这其中最核心的灵魂当属舞者们凝练而厚实的身体。不得不佩服编导布拉瑞扬与助理导演陈彦斌在这些素人舞者身上投注的心血。〈序曲〉与〈墨青〉两幕中,这些原住民青年结实而肌理分明的身体,或牵手踏步、或随歌声节奏不止地腾跃、或四肢著地艰苦地爬行,那绵延不绝的队伍随著坡道蜿蜒而上,形成图腾般壮丽的身体景观——那是部落祭典神圣的队伍,是族群迁移千里跋涉的先民身影,更是当代原住民青年追寻祖先足迹的热切舞步。透过仿佛无止无尽的重复踏歌,他/她们以肉身的试炼,再现原住民族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承受的磨难与不折的灵魂。

建构当代观点的史诗剧场

布拉瑞扬在那绵延的队伍中巧妙地植入泰雅青年瓦旦(或许也是拥有泰雅灵魂的汉人林克孝)和莎韵的身影,这是全剧叙事的关键点。于是,族群根源的追寻与近代历史的思索遂交揉成贯串全剧的轴心脉络,并且被投以当代的观点。〈赤日〉里,在熠熠红日之下,所有青年男子在一个残暴而威权的声音命令下,重复地做著各种体能操练的动作。舞台外粗暴的男声显然代表日本军国主义对原住民男性体力与生命的掠夺,然而男子们虽精疲力竭却仍奋力而起的拚搏精神,其实已超越舞台上再现的历史叙事,以身心的极限给予观众最直接的撼动。〈紫河〉的尾声里,莎韵落水的一幕,所有的年轻女子们聚集舞台前方不断地扑倒再跃起,她们翻腾不止的身形勾勒出一九三八年吞噬莎韵的南澳南溪的滚滚洪流,但同时她们的挣扎与坠落也象征著所有「莎韵」的化身,那些在日本殖民主义或汉人沙文主义之下被扭曲的原住民女性的生命。

上述的两幕使我想起布拉瑞扬创作于二○一○年的《勇者》和一九九六年的《肉身弥撒》,前者是关于自我认同的骄傲,后者则是一支哀悼原住民雏妓的挽歌。仰赖口述传统的原住民历史,本就是复声相承的多重叙事。在《Pu’ing.找路》中,我看到布拉瑞扬将自己的历史编入他述说南澳泰雅的故事里,也看到原舞者的成员与制作团队如何将自己的目光、舞步与声音融入这庞大的族群记忆史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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