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Q：作为首席，各位是否时时鞭策自己，要一直将自己的琴艺保持在最巅峰的状态？上台是否还会觉得有压力？

薛志璋（以下简称薛）：我常想，如果小提琴整个声部都跟我犯同样的错，那就很惨了。大概是因为这样，加上情绪控管不好，所以我直肠溃疡的毛病一直都没有真正痊愈。长久以来我都感觉有压力存在，大概是因为脸皮比较薄吧！在我的认知里，首席就像乐团的一颗大石头，不带头向前滚的话，就是一颗讨人厌的绊脚石。

姜智译（以下简称姜）：我们就像弓箭一样，一直在紧绷的状态。但绷久了，也许就没有察觉那是实际上的压力。还有一个就是胜负心强、怕丢脸（另两人一致点头）。我们都很年轻就坐上这个职位，很多前辈都在看著你怎么坐这个位置。有时候不见得是技术上适不适合，而是太多关爱的眼神让我们不安。我自己还会放大自己的失误，尤其是周遭的人还在测试你的状态下，一个闪失，左邻右舍的眼神就会很有杀伤力。我觉得琴艺跟女人化妆一样，自己化得好不好、顺不顺只有自己知道。也许别人看不出来，但只要别人多看里一眼，你就会觉得人家知道你哪里画不好。

薛：即使别人不是有意的，自己都会怀疑是不是有那种意思。

李宜锦（以下简称李）：对，那种眼神有万箭穿心的感觉……我认为压力来自于自我要求与高度的自律，不过也强迫你成长。像我们常要拉独奏乐段，这时候就觉得自己是赤裸裸地被放在聚光灯下。即使排练只是稍微出一点状况，我那一整天心情都很不好。

脸皮薄不是意味著我们说不得，我记得以前巴夏（Rudolf Barshai）来指挥，他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很受用。他说：「你一定要很认真地维持你自己的标准。当你退步的时候，第一个知道的一定是你自己，第二个知道的就是你的stand partner，等到周遭人都知道你退步时，那就太慢了。」所以我只要意识到自己拉不好，就要很努力。

 

Q：首席的工作繁复，该如何在工作与家庭中分配时间？

李：要学会更利用时间。尤其是当妈妈之后，即使没有排练，我一样要按时练琴，不能松懈，想办法拼凑零碎的时间。即使是有十几廿分钟的空档，没有琴房，我也会将谱放在地上，站在走廊练起来。我没有办法等到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再开始练琴，那样时间就不够了。

姜：我都两点睡，七点半起床。所以小孩如果顺利九点钟睡著，我就至少有五个小时可以做事情。如果小孩在身边时，我就十二点带大女儿去一次厕所，两点再去一次，这样她可以顺利睡到六点半，我后面睡眠品质也会比较好。但现在老二出生，就比较没那么规律。虽然睡眠很少，但我已经习惯了。给我十分钟，我就可以睡得很熟，之后就可以活跃两三个小时。我本来就有点工作狂，太早我反而睡不著。

薛：我是永远睡不够。现在小孩都已经比较大了，但他们小的时候，我也都睡得很熟，因为都是太太在起床（笑）。我幸福多了，现在知道自己的情绪会影响身体状态，所以我现在是在走养生路线，尽量不要去想太多。

Q：蜡烛两头烧，是否会影响演出的品质？

姜：相信大家都有这种能力，不管是在外面有多么不愉快，琴拿起来那一刻就可以投入。我拉完琴之后心情就很好，也就不会生气了。

李：我觉得就像开关一样，虽然工作压力大，但工作上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在演出、排练音乐的那一刹那可以释放我的压力。有时候生活上有些不顺心，但在演奏中我就可以很进入音乐。所以演出可以让我暂时脱离原来生活的框框，重新面对后，我就觉得又有不一样的能力去面对。

薛：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厉害，我是排完练后心情特别不好。我常会觉得拉琴不是很自然的吗？为什么会弄得那么复杂？关于练琴这件事情，我倒是没有花很多时间，我宁可先想好，知道我要怎么做，这样我在拉的时候，不管什么画面、情绪、做功课时就已经具备。

或许坐在那个位置上，你不能够放空。一般人常有那种「反正别人会准备好」、「首席会决定」的心态，但对我来说，态度应该要一样，我们要想想身为音乐家的责任在哪里？我做好了我该做的功课，那你呢？我常常会碰到这种期望上的落差。当然我在演奏时会很投入，之后会是一种放松和解脱，但我不会将它看成是我的目的。我只是很单纯地感受音乐，结果拉完之后感觉很好，那就好了。

姜：我认识他（薛志璋）很久，他相信每个人都具备很好的能力，将人的角色订在很高的标准，所以他才会一直受伤。他觉得每个人如果都好好地、朝一个理想的目标去实现，就会是个非常完美的呈现，但他一直在失望。

薛：我觉得期望高或低是相对而来的，但无论如何必须是正向的。每个人当然都会因为教育、成长环境的落差，但我以往比较不能够明确分辨这是人跟人之间本身的差异性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至今我还是没办法掌握得很好。

 

Q：首席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与人沟通，可否谈谈这点？

薛：我换过很多的工作地点，其实有某种程度都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办法跟当时的团体有很好的沟通。那么多年，我碰到一些状况，也慢慢在学习调整。也许我表达能力上、或说服力不够，像智译就很会讲话。

姜：坦白说，我以前是非常孤僻，不会跟人相处的。举例来说：第一，我是在音乐班长大的，所以面对的大多是女生。当我去当兵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快疯了，不知道怎么跟同性相处。第二，以前我的脾气非常坏、个性又急，连校长都要我写切结书，不准我在学校闹事。不过当兵之后，在那个环境磨练，性格上也变得圆滑。

进北市交后，我会反过来观察别人当作借镜，如果有某些行为我不喜欢，我就会提醒自己不要去犯那个错误。

李：份内的事情，我一定会花时间将它做好，但我觉得沟通、提高EQ，是我进乐团到现在还一直在学习的。有时我发现一些问题，例如打击一直无法打在拍点上，我们就会被影响。我如果直接就去跟对方说：「你这里怎么一直打不准？」那我想他会很受伤。但后来想，如果我跟他站在同一个立场说：「你这里的拍子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如果打对了的话，我们声部整段都很顺畅。」这样就会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效果会好很多，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当首席要沟通无碍，让目的可以达到，这是我工作上蛮重要的一环。

姜：我是「固桩脚」。其实我常有个反射动作，就是发现有问题时，眼神就会立刻往问题所在地瞟过去。那不是故意的，但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所以如果问题在打击，我就会去跟他说：「你就是一个牧羊犬，前面这一片（团员）都是羊群，你就负责帮我看羊、赶羊。」因为如果弦乐拉在点上、管乐吹在点后，那打击就会很惨。所以我说：「你就帮我逼他们」。之后如果我发现问题，对著他们挑一下眉，他们就开始注意，慢慢也就会将集中度做起来。

跟人沟通时用词很重要，尤其是对年纪辈分比我们高的老师们说话。不过我也觉得「日久见人心」是真的，假如很八面玲珑、没有原则，我相信很快没有人会信服你。但假如最开始的想法就是去荣耀这个位置，而非荣耀自己，那么说服力就会提高。

薛：我每年在家里办两次聚会，联络一下感情。乐团的氛围需要营造，做的是音乐，但发出声音的终究还是人。如果一个指挥让人没有办法很享受音乐，即使很努力演奏，也没有办法做出最好的状况。相同的，如果音乐上我有期望，我也必须顾虑到个人情绪、排练氛围，甚至上台了还得要扮个鬼脸，让团员战战竞竞的心情缓和一下。

 

Q：能否谈谈在舞台上最惊险的状况？

姜：我相信大家都曾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演出状况感觉「包气」（按：出包的气氛）很重。我记得刚当首席没几年时，有次在台上觉得那个气氛紧绷到临界点，已经快要爆了，连我自己也快承受不了那个压力。当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处理时，我就尝试性地、刻意自己放炮。但你要知道，听到有人放炮后，那个紧张感瞬间就整个垮掉，大家终于就能放开来演奏了。

当然，也碰到指挥「不见了」的，那时候还要报小节数给他，还要用英文（大笑）。所以现在，假如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指挥不是很靠得住时，我就跟大家说「有状况就转头看我，我会带。」这就是默契。

薛：还有指挥给错cue的，最可怕的是当自己算糊涂了，在很担心的时候，指挥居然还给在一个错的地方。

李：最害怕的就是临场反应，这都会让我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这根本没办法预料。但是遇到没有办法在同一个磁场进行的指挥，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很好发挥的机会。因为平常习惯有人给我们指示，但当指示都没有的时候，反而会打开耳朵、扭紧神经，就像要溺水的人，就会攀住任何浮木，那个团结出来的结果，有时候还真不错。

姜：所以演出评比常出现那种指挥比较弱的时候，乐团反倒比较好（众人大笑）！因为大家一条心、在同一条船上。可是话说回来，别人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努力，而是说这指挥有多好。

李：他演完就走了嘛，但我们还有招牌要顾。有次真的碰到我们实在没办法follow的指挥，我只好在最后一刻，趁指挥还没上台前，跟大家说「演出的时候请看我」。否则看指挥反而是干扰。结果我也同意这时候大家都会演得不错。

薛：我通常跟团员说，你既然可以说出他们的问题，表示你比他厉害。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帮他？乐团团员常常会处在一个角色扮演上的错乱，就是没有人告诉我要怎么做时，就什么都不做，这是一个逻辑上的谬误，分明大家都有那个能力，却没有做，不然怎么会有那种指挥明明很有问题，结果乐团反而演得好的情况？

Q：如果遇到不欣赏的指挥，要如何发挥作为指挥和乐团桥梁的作用？

姜：在某些情况下，我自己不能「不喜欢」一个指挥。一旦我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我就没有办法客观地将自己当作是沟通的桥梁，因为我很快地就会站在团员的这一方，反而无法帮助到指挥。我想他一定有他的一些想法，有时候是语言的问题造成沟通不良。

我不知道其他两团会不会这样？例如一个指挥上台跟大家讲早安，结果团员却没有任何表情，那个对一个外来者来说，很可能就会造成误解，导致影响到他站在舞台上的表现。所以我都会很大方地回应，那怕只有我一个人。而且休息时我会跟他说说话，跟他说其实他们只是害羞、给一点信心。我们必须要有同理心，知道他们其实也很辛苦，有时候五天一场音乐会、一直飞，都麻痺了。但我相信他们也会希望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得到很好的回应。

李：我们必须站在一个辅助指挥的角度。因为没有办法选择指挥的品味，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让他们操控的玩偶一样，他想要怎么走我们也只能跟著他。老实说，我们也遇过比较难合作的指挥，后来乐团跟他有点像对抗，那个状况真的很难解。

像我们很喜欢赫比希（Günther Herbig），他每次来，第一次排练只要从后台走到指挥台上，大家就会发自内心地鼓掌，像是神一样迎接。他也同样地，即使年纪这么大，也愿意一年来找我们一次。

薛：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看不懂的指挥，即使是三岁小孩你都可以看得懂，只是说你该怎样解读？有时候团员直接说：「这要怎么演？」其实都是半开玩笑，是一种情绪上的抒发，事实上都会知道怎么演。

 

Q：当初为什么想进乐团考首席，而不是当一位独奏家？

薛：我认为独奏家有两种层次，一种是可以在任何艰困或美好的环境适应得很好；另一种是需要跟所有的人有互动，而不是将自己当作是一个主角，让其他人来配合。我欣赏后者，因为他已经进到艺术家的层次，这更不容易。事实上在乐团中拉独奏乐段，有时比自己拉独奏还要困难，因为突然来那么一段的时候，你需要具备的是比一位独奏家从上台前就知道自己是独奏的准备功夫还要高。你看柏林爱乐的声部首席，当有机会独当一面时，他们的表现常远远超过一般商业市场的独奏家。

李：而且我发现从他们的独奏中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更会站在乐团的角度来演奏，像在做室内乐一样与乐团呼应。

姜：我差点不走这条路，我兴趣还有很多，退伍之后，我一直有很大疑问，我是不是要一直这样下去？而且那时国外有奖学金，加上那时只有国立艺专（今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毕业而已，想说应该要念个大学吧！结果北市交开缺，就误打误撞地进了乐团。会当首席都是指挥陈秋盛老师指定的，后来他离开之后，乐团才正式地做了一次audition，让各声部首席能更被肯定。我觉得我们很幸运能够被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能够仔细听独奏者，尤其是声乐，敏感地预测什么时候换气等等，这里可以学得到很多原先没有想到的可以拥有的能力。

薛：我第一次当首席是在念艺术学院的时候，当时郑立彬组了「关渡室内乐团」，因为我也是创团人之一，所以有了第一次当首席的机会。当时我也加入台北爱乐管弦乐团，首席是苏显达老师。坐后面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如果我坐在那个位置，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事情？这样一来，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我在任何一个时刻可以拉得跟乐团首席一模一样。那时我就在模仿、学习如何帮助乐团？梅哲（Henry Mazer）那时已经开始有点状况，在台上随时会漏掉拍子，可是当我在想「惨了！怎么办」的时候，苏老师就乾净俐落地给了一个很漂亮的提示，让我觉得哇！好感动！

我后来待过德国乐团、在澳门乐团副首席两年，接著到国台交，之后开始客席高市交、北市交。我没有强求一定要这个位置，但总是有那个机缘，毕竟这个空缺并不是随时在那边。

乐团带给我的乐趣，比独奏带给我的更多。声响上的丰富、曲目的多样化。我想，真的要玩音乐，对我来说最好的是两种位置：一个是作曲家，另一个是指挥。但我钢琴不好，对我都不可能，所以我觉得在乐团最好。

李：我很喜欢旅行，所以从大学时就开始每个暑假就去考一个乐团的音乐节，这样我就可以在欧洲玩一个月，有工作又有奖学金。我也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工作，而且觉得独奏家其实很孤单，虽然在台前光鲜亮丽，但生活很不安定。念完硕士本来要念博士，但那时NSO有副首席缺，就飞回来三天参加考试。那是我第一个为工作的考试。考上了之后忽然意识到我的留学生涯就要结束。老实说，刚开始我非常不适应，台北这个城市我根本没住过，因为我是高雄人。后来隔了两三年首席位置出缺，我就去考。

在乐团中有安全感。真的可以听到独奏听不到的音响效果、颜色、和声，它带给我内心的震撼大过于一个人独奏。而且当首席可以藏匿在乐团之中，也可以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有个机会演奏独奏乐段，稍微满足一下独奏家的感觉，之后再潜下去继续跟大家一起。

 

Q：首席的位置是大乐团才有，转换到室内乐如何调适这个角色？有什么不同？

薛：室内乐同时包含独奏在里面，一个声部就是一项乐器。确实很多大指挥家都说过乐团应该要像室内乐团那样演奏。当然这是理想化，因为一个小提琴声部就十几个人。现在室内乐缩小到一个，每个声部都是独当一面，同时又必须要展示出自己的想法，以及作曲家的意义在哪里。或许这些东西在乐团比较不被讨论，但室内乐就是赤裸裸的。

室内乐不那么受喜爱是因为他不存在我们的文化中，而且很多时候室内乐曲目相对地没有那么平易近人。它的形式很像是看一桌贵妇讨论得兴高采烈，而我是一个穷光蛋，话题怎么样都搭不上一样。

室内乐的陈述很像独奏家画一个线条，其他人负责涂颜色，但不能够超过；又像同一个时空，产生不同层次的景色，里面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就有如别人用我们不懂的语言讲笑话，也许不懂，但听到他们表情很好，你也跟著笑。人心里都是有感受的，如果可以处理得很有意境，加上听众再看看乐曲解说，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姜：乐团的扩张从室内乐而来，非常强调合作与聆听。这次两厅院找我们演出室内乐，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三个要一起演，虽然不是，但三场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大厨，要决定端什么菜，从中我就可以把一些想法显现出来。平常因为练乐团，我们容易听命、达成指挥想要做的事情，收起自己主动的想法。但这次透过好朋友的刺激，重新启动，就会发现自己能力还在。我们尽量让听众听到我们创造的惊喜，我们会那个时空跟著舞台上的氛围走、不自觉微笑，假如他们能够感受得到，那就成功了！

李：室内乐演出时，个人的独特性被放大，排练有趣很多，而且可以很仔细去研究音乐。在乐团拉久，习惯听命了，的确也不会去思考太多。我们需要一点提醒，利用这个排练，就会发现原来音乐的弹性比想像的还要多很多。

 

Q：演出前要带头出来，演出后要带头退场，时机怎么抓？

李：每次要下台掌握的timing总是让我有点压力，你们会不会这样？因为我不知道独奏家要不要安可？有时候是还没有结束的氛围，观众还在拍手，好像应该要站久一点，但已经没东西演了。

有的独奏家不熟，也不好意思问有没有准备安可，就只好看状况，或者要求对面的团员帮我打暗号。

姜：我们现在的指挥希望谢幕尽量久，要让观众尽情拍手。不过有时候谢幕又站又坐的次数太多，团员也会有声音。如果是这样，我就从头到尾站著不坐下，这样就可以让观众一直拍手，也会缩短一点时间。至于独奏家要不要再出场这个问题，我会看状况，有时候他们会把琴放在后台，这表示没有安可。有时候我就乾脆转头往后看。或者，我也会用一些动作鼓励独奏家再演一首，或鼓噪观众拍手。

薛：进场我都我坚持跟团员一起，而不是最后自己单独出来，因为要同进退嘛！比较熟的独奏家，我会直接在台上问要不要安可，如果反应还是很热烈，我就跟他说再拉一首吧！不过我们乐团在高雄，如果要赶高铁，就要知道不能在这上面做太多花样。

Q：首席确实的工作像什么？

李：排练之前要写弓法，让所有弓法统一。

薛：柏林爱乐首席Daniel Stabrawa说：「乐团首席的工作，就是指挥出来的时候要带大家一起起立，然后音乐会结束，指挥或独奏家表现得很好，要带头鼓噪。」所以我们要控制场面，指挥退场之后，特别是大家坐下之后，听众的鼓掌就会慢慢小下来。所以在坐下之前，我就会比个手势跟观众暗示继续拍手，不论后面还有没有安可。

姜：好玩的是可以控制群众，假如观众注视你在鼓掌，你只要开始拍节奏，大家就会顺著一起拍。

李：我们像班长一样，要维持排练顺利进行，演出要流畅结束。要当指挥和团员之间沟通的桥梁。

姜：有时后要像总管。要很有礼节，仪态和高度要代表乐团。

薛：像上台前，我会在后面小声提醒大家：「走路走快点，要smile……」

姜：在后面说「前仆后继……往前走」，这时候又很像路队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