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作曲的丰沛成就扬名于世,却也以指挥专业风靡世界乐坛——这就是谭盾,在创作上屡屡打造新视野的他,说自己:「我做任何演出,并没有想到过东方与西方,也没有太想过去,我想的是未来。我对世界未来的兴趣远远大于过去。」他的未来没有界线,没有常规,随心而行,处处可能是创作素材,他说:「我并没有刻意追求新的作品素材,而是想诚实地去反映自己的生活态度。我的音乐就是我的生活。」
2015TIFA—NSO「谭盾与朋友们」
3/6 19:30 台北 国家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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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若要以简短的形容词来定义谭盾,脑中最快闪过的就是这三个字。
一位华人作曲家,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极力向全世界发声,直到所有人不得不将目光投射在他身上。当人们竖起耳朵聆听时,竟又发现与美丽旋律交错高歌的,是随手可得的纸张、圆石、水流、打字机、摄影机……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变成他的音乐素材,谭盾永远将眼光放在未来,而未来没有一定常规。
廿二年前,本刊试刊号(第0期)曾邀请谭盾撰文,以〈无声的震撼〉一文,讲述他与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吉(John Cage)的最后对话。事隔多年,年轻作曲家早已成为独领风骚的代表。从访者成为受访者,忆起当年,他的笑声从电话那头频频传来,跨越了空间与时差,一如他的音乐。
Q:您的身分不只有作曲家,也是位成功的指挥,请问您如何形容自己?
A:我的音乐偶像是马勒、伯恩斯坦,这两位都是作曲大师、也都是指挥大师。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时期,学的就是指挥和作曲双专业。为什么两者同时学?因为我认为西洋音乐史巴洛克以前,或者是中国音乐史的唐代以前,音乐的制造跟表演是分不开的。就像传统的中医一样,医师对药剂师,就好比指挥与作曲,在很早以前是不分家的。所以我在马勒和伯恩斯坦身上体悟到的,就是「在作曲中学指挥、在指挥中学作曲」。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说,我是在中国唯一一位注重作曲与指挥的领域,并且从事这两者的音乐人。我认为这是中国的传统,但换个角度来看,也是西方的传统。
Q:可否与我们谈谈您的灵感、创作养分与理想?
A:我的音乐理想,是希望通过我的创作,把中国的音乐思想和中国人对天、地、人类情感与灵魂的感悟,不只是以演出传递到世界各地,更重要的是要借由交响乐团这个世界的音乐载体,将中华的人文思想注入到全世界各地的教育体系整体,以及音乐的欣赏体系里面去。
延续之前的说法,我觉得在指挥的时候可以感悟到最有效但简单的方法;在作曲中也可以感悟到非常深邃的思想。但是,是用特别的一些阐释方法与大众沟通。就这一点,我从莎士比亚的身上也学到很多,也就是深刻的思想可以用非常简朴、非常个人的方法、诚实的方法与大众分享。这是身为一个艺术家非常重要、并且必须掌握的技术。
Q:您的作品跨越了古典、现代、东方、西方的风格,甚至将非常规乐器的声响作为创作的元素当中。身为作曲家,请问您是否刻意不断寻求新的作品素材?
A:我觉得人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有时候从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到许多东西。也许是相反的,但这「相反」恰恰可以让人感悟到「正」的。好比说,今年是羊年,但很多中国的朋友,特别是我湖南老家的乡亲就说:「谭盾啊!羊年你怎么写狼啊?」
我马上要在国家交响乐团世界首演我的《狼图腾》这首低音大提琴协奏曲。这个灵感是从一本非常感动我的小说来的。这本书从动物性、人性、大自然性这三个深刻的角度,阐述在一个世界生态底下,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从这本小说里,感受到大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的关连。我有时候觉得,我们自己拼命地在创造一个现实、一个美丽的家园,无论是在台北还是在北京、无论是上海还是纽约。但世界生态的现实,却常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创造的美好梦想,恰恰就是被我们自己给毁灭的。我愈来愈意识到,威胁我们自己对大的敌人,其实是我们自己。
我近年来创作的素材,一直集中在世界生态、动物的保护方面,我认为这是当今很重要的一个素材,特别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既然我的音乐反映了我的生活,那么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在羊年要写「狼」。现在不是羊怕狼的时代,而是根本就没有狼了。而且,没有草原、没有蓝天、也没有清水了。这就是我说的镜子,就是用反射、反面的观察角度去看待我们的生活。我并没有刻意追求新的作品素材,而是想诚实地去反映自己的生活态度。我的音乐就是我的生活。
Q:在您的作品中,常使用大量的拼贴手法,请问您对于「声音不分国界,音乐没有语言的区别」的看法如何?
A: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我使用大量的拼贴手法,这是个误解!
音乐有两种层次,第一个是精神领域的层次、文化风格的来源;另一个层次,是一种直接接触的感悟,比如说风、温度、冷暖、黑天与白夜。声音的强弱、刚柔,有非常自然的一面。这一方面强调著我们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历史,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它是共有的、物理的、有机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忽略音乐本身无国界、或人性的一面。正因为这样,虽然我是出生于湖南乡下的一个音乐人,但我能够游走于纽约、阿姆斯特丹、北京与巴黎之间,没有声音的时差、也没有风格的时差。
音乐的表现和接受、艺术的探索及分享,除了人文之外,还有大自然的属性。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动物,都是大自然的儿女。我的音乐为什么可以跟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是因为我很多作品都是探索一个世界的生态,在人性的范畴中。
有人说我的作品融合东、西方,但我不认为如此。第一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东方和西方融合的途径;第二,我想做的事情,完全是一种新的语言、新的探索。例如,我是用声音来做《地图》的,我音乐以多元的方式展示。「过去」是原生态,「未来」用很新的交响乐团手法,而大提琴独奏,就像桥梁一样将两边连接起来。
Q:从许多创作中发现您一直与潮流并进、甚至引领风骚。请问您对尖端科技的看法如何?它对您音乐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A:我做任何演出,并没有想到过东方与西方,也没有太想过去,我想的是未来。我对世界未来的兴趣远远大于过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五年前做Youtube交响乐团。最近我刚完成了《微信交响乐》,现在正在做的是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交响乐。这个做法其实跟我一直关注于人类尖端科学跟人类的演进有关。
我特别感兴趣人类的下一站是什么?我也非常感兴趣中华两岸三地的下一站是什么?过去悟不出、想不通的问题,或是做不到的事,也许我们通过一种镜面的、反面的角度来想,会想得更快。如果过去的事情想不通,那就多看看未来。
Q:从您的微博中看到您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仍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而且文字相当感性动人,能否请您谈谈您对文字书写的喜好?
A:我喜欢写文字,我认为写文字跟写音符是一样的,两者都是语言。你看林怀民,他的英文写得好、中文写得好,肢体的语言也写得好。只是传播的媒介与受众不一样,
文字引起读者兴趣,音乐引起听者兴趣,不管为了听或为了读而写的东西,都是发自于心灵。所以我在微博前面都写著,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音乐日记,内容大部分就跟我的创作、演出、采风、旅行有关,没有刻意一定要写些什么,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
我很喜欢体会一个城市人的生活,上次到台湾时我去了莺歌,看了陶艺、生活、花苑等等。工作归工作,但我最向往的就是生活。再过两个月就要再到台北了,除了我的工作以外,我特别想体会的就是台北的过年。近年来中国大陆过年,不新不旧的东西愈来愈多,传统中国人过年那种景象及家庭的感觉会愈来愈少,我希望可以到台北感觉一下。
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中国传统价值的消亡,特别是那个曾经如此美丽的中华文化去了哪里?我在演《牡丹亭》、《地图》时,很多人问我,你的作品是不是在追踪那个曾经?我说是啊!其实那就在台湾的大街小巷中,你可以感觉到人情、温暖。
Q:听说您很喜爱地方巫术和鬼怪的传说故事,而且在您的作品《鬼戏》、《牡丹亭》也可以寻得踪迹。可否请您分享这些传奇如何吸引您?
A:现在全世界各地都在演出我的《女书》,这个作品跟台北还有点关连,三年前去演出时,半夜没事,有人建议我去诚品看看。我一去发现十点多钟,满地都是年轻人坐在地上看书。我也顺手拿起几本,一看发现女书里讲的故事很有意思。书里说著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从大陆撤来台湾,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乡下山里有一群妇女跑到北京,想要探望老乡。结果到了那里,所有的人都听不懂她们讲的话。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找了语言学家,才知道他们讲的话是一种叫做女书的文字、语言,仅在女人之间流传的一种秘密文字。我当时在诚品放下这本书,结束了隔天的演出后马上回到湖南。但我回去并不是对过去的女书感兴趣,而是著重在未来的女性、音乐、形式上。
以前我总是好奇湖南的楚文化,毕竟我在哪里长大,所以地方的巫术、鬼怪、赶尸的传统,在无论我的《鬼戏》、《牡丹亭》里都有很多反射。我的创作里,写意的成分很大,这还是源于早期楚文化的影响。比如这次我在NSO要跟朱宗庆打击乐团合作演出《大自然的眼泪》,就是很写意,大自然可以流泪吗?当然可以!
Q:能否简单介绍此次来台湾演出的《大自然的眼泪》击乐协奏曲?
A:《大自然的眼泪》这个作品第一段是定音鼓协奏曲,专门探索定音鼓跟交响乐团的对话,讲大自然中的地震所带来的威胁,想的是从台湾到汶川的大地震;第二段是马林巴琴,探索海啸,地点从印度尼西亚、一直到日本的海啸。第三段是综合打击乐,几十种打击乐在台上围一个圈,有钢铁、皮鼓、木制等乐器,呈现金木水火土各种大自然元素,代表整个世界。最后一段最主要是纪念纽约Sandy龙卷风的灾难。以上是用三个方面来体悟大自然的力量,及人类跟大自然共存的意志。
从另一方面,还有其他体会,例如生态、环保等等。这些都很未来写意的东西,而这跟我自己生活体验是很有关系的。
人物小档案
◎ 1957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央音乐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身兼作曲家及指挥家,曾与世界著名乐团合作演出。
◎ 擅长歌剧、管弦乐、中国民乐、电影配乐、实验音乐,创作跨越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多媒体与表演艺术的众多界限。
◎ 赢得多项具影响力的音乐大奖,包括葛莱美奖、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和格文美尔古典作曲大奖等。
◎ 获得美国音乐协会授予年度「最佳作曲家」、德国汉堡「巴赫大奖」、莫斯科「萧斯塔可维奇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