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下旬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首演的《克林霍夫之死》，是描写一九八五年义大利油轮遭到四名巴解成员绑架、并杀害一名美籍犹太旅客的歌剧，该剧一九九一年就首演，却在这次重制演出引爆争议，引来犹太团体挞伐，连前任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也来抗议。但这真的是一出「反犹太」歌剧吗？在《战马》导演汤姆．莫里斯的诠释下，剧中对暴力的分析、以及对暴力的谴责，双轨并陈，事实上是对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双方的全面透视。
你可以想像前任台北市长，在国家剧院门外，率众抗议一出新戏扭曲了外省人的形象？可想而知，这事不会在台湾发生。不是我们的戏剧缺乏社会意识、政治火药，而是，我们的首长从来不把艺术真的当一回事。
然而这事就发生在二○一四年的纽约，十月廿日大都会歌剧院的《克林霍夫之死》The Death of Klinghoffer首演之夜，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率领数百群众，其中一百人还坐在轮椅上——他们不是身障人士，而是模拟剧中被恐怖分子扔下海的无辜主角。他们对著即将入场的观众大呼「可耻！」而在当晚演出中，观众席也骚动不安，有人持续叫嚣：「克林霍夫的谋杀永远不能被原谅！」
老戏重制 因抗议而票房满座
这出描写一九八五年义大利油轮遭到四名巴解成员绑架、并杀害一名美籍犹太旅客的歌剧，触动了争议不断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问题。原剧首演于一九九一年纽约，是作曲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作词者诗人爱丽丝．古德曼（Alice Goodman）及导演彼得．谢勒斯（Peter Sellars）合作的当代议题三部曲之二（另两部是一九八七的《尼克森在中国》和二○○五年的《原子博士》）。事隔廿三年纽约重新推出此剧的完整制作（中间有两度歌剧音乐会形式的演出），却引起犹太团体的激烈抗议，无非是因为，大都会歌剧院向来是保守派音乐观众的大本营。他们开发新观众的努力并不成功，例如比起二○○八／○九剧季旧版《指环》的演出上座率九成七，二○一二／一三剧季罗伯．勒帕吉的新版《指环》却只有七成五。而行政总监葛尔伯（Peter Gelb）的现场转播计划“Live in HD”，吸引到的还是四分之三为六十五岁以上的观众。歌剧院持续推陈出新有其必要，却没人料到《克林霍夫之死》引起的波澜，让预售期一路低迷的卖座直接冲到当季最高。
朱利安尼对媒体声称，他是大都会歌剧院的赞助者之一，身为歌剧的铁杆粉丝也已五十七载，虽然歌剧院有权演出这出歌剧，观众也有权观赏，但「我们也有权抗议」。不过其他群众不像朱利安尼那么从容，他们多半拒绝欣赏这出「反犹太」歌剧，还通过网站、雪片般的信件，希望歌剧院取消演出。大都会歌剧院采取了折衷措施：取消了预定的现场转播，并在节目单上刊载克林霍夫两位女儿的公开信。信上宣称：「我们强烈支持艺术，并相信戏剧和音乐可以在检验、理解当代重大事件上担任批评性的角色。但《克林霍夫之死》不是这么回事。这出歌剧合理化、浪漫化了对我们父亲的恐怖谋杀……恐怖主义不能有理由。不能被解释。永远不该被当作政治抗议的手段而被容忍。」
身为家属，愤怒可以理解。但身为观众，我们可否看看，这出歌剧是如何描写牺牲者，又是如何描写恐怖分子？而导演又是如何在舞台上，把这一切呈现出来？
昔日犹太人处境 叠映在今日巴勒斯坦人身上
《克林霍夫之死》全剧音乐犹如巴赫《马太受难曲》，以合唱团及数位不同主述者交错叙述一部沉重、忧伤、高度象征性的事件。全剧采用倒叙方式，由劫后余生的船长与旅客听证报告事情始末，也让整出戏的节奏张驰有致（例如还有一位穿泳装的女士以生动的语调唱出她的大惊小怪）。
当这艘游轮停靠在埃及港湾，大批旅客上岸游览金字塔，只剩老弱妇孺在船上休息时，船上四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因为不小心暴露武器，而展开劫船。剧名所指的里昂．克林霍夫──一位犹太裔的美国富豪，坐在轮椅上无法行走，在下半场才出现，然后在要求没有政府回应时，很快被他们的领袖暴烈地杀害了，成为整个事件中唯一的牺牲者，并连同轮椅推进海里。最后，暴徒安全离开，船长才告知克林霍夫夫人，她先生的死讯。全剧终结在夫人孤独无望的独白中。
剧中最引起争议的，便是暴徒对犹太人的辱骂，以及其中最年轻的成员，透过回忆中与母亲的对话，诉说离乡背井成为亡命之徒的苦衷。但这些都是透过特定人物的背景，呈现的合理事实，实在无法归咎于剧作本身的偏见。而克林霍夫显然无辜的死，引起的更是同情、哀悯居多。
导演汤姆．莫里斯（Tom Morris）是当代剧场经典《战马》的导演，《克林霍夫之死》的这个版本二○一二年即在英国国家歌剧院（ENO）上演，今年才搬到纽约大都会。他的手法极具历史视野，开场即将原本巴勒斯坦难民在一九四八及一九八五两度的流亡合唱之间，巧妙穿插了犹太民族自古以迄二次大战的流亡，合唱团脱下头巾，便瞬间从巴勒斯坦人变成犹太人，突显两个族群共同的命运，并将昔日犹太人的悲惨处境，叠映在今日的巴勒斯坦人民身上。
直面暴力 对巴以双方的全面透视
汤姆．莫里斯比首演导演彼得．谢勒斯的抽象处理，更为注重历史真实，不但在背幕频频打上年份与事件报导，场景也具体得多。心理层次则依赖一轮巨大红日在背景亮晃晃地映照，强调了恐怖分子内心的悲绝与船上难民的震怖。原剧中，克林霍夫之死在场外发生，犹如希腊悲剧的惯例，然而在汤姆．莫里斯的处理下，台上却两度呈现杀人的画面——一次从背面、一次从正面，让观众直面暴力的残酷与荒谬。如果说他在为恐怖分子讲话，这一场景即是最佳反证。我们看到的，是巴勒斯坦人受以色列迫迁与凌辱的悲剧，成为今日犹太人（与其他被挟持的英美游客）重蹈他们父母辈被纳粹挟持命运的原因。剧中对暴力的分析、以及对暴力的谴责，双轨并陈，事实上是对巴以双方的全面透视。无奈，抱持特定立场的人，恐怕永远无法接受对方也有人性、也是受迫害者。这出戏上演时所遭遇的纷争，在现实中再度印证了剧中的主题，让二○一四的大都会歌剧院，成为今日巴以僵局最鲜明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