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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拔涛的《西夏旅馆》(张志伟 摄 前进进戏剧工作坊 提供)
特别企画 Feature 新文本踹共!/各地发展 香港:发展概况

从翻译演出到自创文本 「挑衅」已启势将延续

「新文本」在香港的发展,一是从翻译剧得到启发并汲取养分,从而定下框架,二是香港原本的另类剧场传统,如进念.二十面体以降的多样剧场形式,为「新文本」的著陆铺好了土壤。作为「新文本」香港推手的前进进戏剧工作坊,主导者陈炳钊可能是第一个有意识地把「新文本」的影响导入其个人创作者,后来更成立「新文本工作室」,催生了冯程程、甄拔涛、潘诗韵、邓正健、俞若玫等人的新文本创作。

「新文本」在香港的发展,一是从翻译剧得到启发并汲取养分,从而定下框架,二是香港原本的另类剧场传统,如进念.二十面体以降的多样剧场形式,为「新文本」的著陆铺好了土壤。作为「新文本」香港推手的前进进戏剧工作坊,主导者陈炳钊可能是第一个有意识地把「新文本」的影响导入其个人创作者,后来更成立「新文本工作室」,催生了冯程程、甄拔涛、潘诗韵、邓正健、俞若玫等人的新文本创作。

要了解「新文本」在香港的接收状况,可从两条线索入手。一是翻译剧,二○○六年前进进戏剧工作坊上演莎拉.肯恩的《渴求》Crave和《4.48精神异常》,可能是香港第一个新文本剧作演出。当时「新文本」这一概念尚未形成,但肯恩的震撼却为「新文本」在香港的扎根埋下了种子,在往后的翻译引介里,前进进渐有意识地透过译介和生产论述两方面,试图建构一种跟翻译莎剧或东尼奖剧作截然迥异的翻译剧类型。他们从英国的「直面剧场」和「新书写」(New Writing),及转口自台湾的当代德国剧作家中摄取养分,为「新文本」设下框架:对当代议题的关注,强调文本在戏剧上的中心地位,却锐意摆脱以「戏剧」(drama)为基础的戏剧构作方式等。而文本中所使用如叙事体、去角色化、去情景化等策略,更是对观众经验剧场的惯性作出挑战。

线索二是香港另类剧场的传统。自一九八○年代进念.二十面体成立以来,非「话剧」的剧场表演方式已发展成纷陈斑驳的香港「另类剧场」,但文本的原创性始终是较弱的一环,这些创作多视文本为形式探索的载体,而除了潘惠森等极少数例子外,多年来香港始终缺乏在剧场文本上进行颠覆实验的视野。这可视为欧美「后戏剧剧场」(Postdramatisches Theater)的本土延伸,也为「新文本」的著陆香港铺好了合适土壤:当表演形式的多样性日趋成熟,渴求原创文本的呼声亦愈见明朗。

「前进进」致力推动「新文本」

前进进的陈炳钊可能是第一个有意识地把「新文本」的影响导入其个人创作的人。二○○八年,「消费时代三部曲」的第一部曲《哈奈马仙》上演,此剧改编自海纳.穆勒的《哈姆雷特机器》Hamletmachine,已清楚显示陈炳钊的创作意识渐从个人的内心挖掘,转而对当代文化议题作出敲问。及至第二部曲《卖飞佛时代》(2009),陈炳钊更试图把思考拉大至文化创意产业的问题上,并从福克.李希特的《电子城市》Electronic City中获得灵感,藉大量使用多媒体与网路语言,呈现文化复制世代下的虚拟真实 。在第三部曲《hamlet b.》(2010)里,陈炳钊重设了《哈姆雷特机器》中哈姆雷特和奥菲莉亚的属性,并以强大的文本力度对当代剧场生产机制作后设式批判。而在近作如《十七个可能与不可能发生在2012的戏剧场景》(2010)及《如果在末日,一个旅人》(2012)里,陈炳钊亦参照马丁.昆普《干掉她》的本文形式,藉著一个永远缺席的角色,省思当下的末日意识与革命想象。

二○一二年,前进进成立「新文本工作室」,姿态鲜明地对欧陆「新文本」进行临摹式转化,并意图展示更具挑衅性的剧场想像。在三年之间,「新文本工作室」举办工作坊、研讨会、搭建网上资源平台,亦多次上演英德法剧作家的作品。然而,工作室组织不算紧密,成员五人各有不同艺术履历,也各有关怀,但均以其个人理解,各自交出一部「新文本」原创剧作。

冯程程于二○一二年发表《谁杀了大象》,剧中猎取邱琪儿在《远方》中的三幕辩证架构,透过一个警察杀大象的故事,直捣当代文明外衣下的暴力本相。同年甄拔涛改编骆以军的小说《西夏旅馆》为同名剧作,并巧妙地将小说中有关西夏灭族的隐喻,转化为对香港本土身分中国阴霾下行将失落的省思。冯程程和甄拔涛临摹意识很强,他们大量使用如叙事体、角色情景模糊化、叙事片碎化等文本策略,实验非线性戏剧叙事逻辑的种种可能性。

导演介入打造新文本面貌

潘诗韵在《漂流》(2013)一剧中保留了相对传统的叙事方式:独脚戏。剧中改写了哈维尔(Václav Havel)之妻所写的七封信,呈现出一个政治犯妻子的创伤记忆,剧本虽没明言,但香港观众不难看出当中隐喻的,正是刘晓波及其妻刘霞。这种压抑文本内部现实指涉的策略,在邓正健的《(而你们所知道的)中国式魔幻》(2015)中更见突出。剧名清楚点名「中国」,剧中却未有任何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意象,故事里只有一场不知名的革命事件。邓正健大量运用不同的文本叙事策略,如迷宫一般呈现出事件涉事者错乱的记忆、叙述和反省。

俞若玫在《耳摇摇》(2013)中以急逼的挑衅姿态,将「身体」和「声音」元素注入文本之中,既松脱了故事性的戏剧叙事枷锁,又保留了大量社会政治议题的讯息。她以文字筑构出一层浓稠的剧场噪音,但亦有赖导演张艺生予以创造性的舞台化,这亦说明了「新文本」在香港的本土转化过程里,导演介入亦是关键一环。例如《漂流》的导演李镇洲以相对「忠于原著」的调度方式,有效地把剧中政治犯妻子的心理结构清晰地呈示,相反《(而你们所知道的)中国式魔幻》的导演高俊耀,则大刀阔斧地对文本进行解构重整,为本来已极为复杂的叙事结构,注入幅员更宽的思考辩证。至于在《谁杀了大象》和《西夏旅馆》里,编剧同时兼任导演,令冯程程和甄拔涛两人必须对两个文本——即编剧文本跟导演文本——进行平行创作。

为新一代创作人注入想像

「新文本」虽尚未成为香港原创剧的主要支流,却为不少新一代剧场创作人注入丰沛的创作想像。新锐剧团如「小息」、「她说」、「众声喧哗」等在接收「新文本」启迪的同时,亦各有其艺术开拓,并创作出文本性强烈的「后戏剧剧场」作品。另外如中生代剧团进剧场及风车草在二○一二年演出肯恩的《狂情》(即《渴求》)、旗鉴剧团香港话剧团在二○一四年上演昆普的《安.非她命》(即《干掉她》)等,都从侧面说明了「新文本」对香港剧场已造成不少冲击,其挑衅亦势将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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