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二○一五年十二月五日在德国杜伊斯堡剧院（Theater Duisburg）满场观众的注视下，黎焕雄正式成为赴欧洲歌剧院执导《杜兰朵公主》的第一位台湾导演。

莱茵德意志歌剧院（Deutsche Oper am Rhein）总监Christoph Meyer两年前就已计划在二○一五年度推出新的《杜兰朵公主》制作，在驻歌剧院指挥简文彬的建议下，初步决定聘请华人导演担纲；到了二○一四年下半年才正式敲定由台湾导演黎焕雄执导，舞台制作团队也是清一色台湾面孔：舞台设计梁若珊、服装设计赖宣吾、影像设计王俊杰、导演助理黄玄。可以说，本次制作的视觉效果，是百分百的「台湾制造」。从创意、筹备、排练、到演出只有短短一年出头，却必须在陌生的工作环境与节奏中，激荡出创意与艺术性。台湾舞台团队与《杜兰朵公主》的初遇，是一次华丽的挑战。

西方歌剧 台湾观点

《杜兰朵公主》是古代波斯童话中一个以中国为背景想像出来的故事，在廿世纪二○年代由义大利歌剧大师浦契尼（Giacomo Puccini）重新谱成歌剧。而在无数个充满陌生中国想像的舞台制作之后，在张艺谋金光闪烁的紫禁城公演之后，台湾导演终于也要对这部歌剧，提出自己的观点。

黎焕雄口中的故事，从一个迷梦开始：太阳花和雨伞——二○一四年台湾、香港大规模反中运动的影像在舞台纱幕上反复喧腾，幕后一名白衣女子从睡梦中惊惶起身，左冲右突，却被层层镇暴盾牌逼进了七百年前的元代大都古城，与四面八方出现的，身著布巾长袍的陌生人群。黑幕降临，心系千古冤仇的中国公主杜兰朵设下招亲擂台与三道死亡谜题，而输掉比试的波斯王子正要被斩首。颠沛流离的帖木儿王子卡拉富乍见杜兰朵的美貌，惊为天人，竟不顾亲人的劝阻，在死亡的威胁下连破三道谜题。爱、勇气与牺牲连番冲击公主冷酷的心，在百姓的呼唤声中挣脱层层黑暗，迎向和平的盼望。

在恐惧与烈爱交相震荡之际，白衣女子时而惊惶颠倒，时而静默旁观；远离舞台焦点，却让人无法忽视她的存在。舞台的另一端，紫禁城头主持盛大朝会的中国天子，却行走在廿世纪初的欧洲──头戴高礼帽，身穿黑西服，造成了整体视觉的强烈冲突。而不论剧情如何曲折激荡，他始终面容淡漠，无悲无喜。透过时空错置所带来的违和感，梦境的神秘一直伴随著《杜兰朵》；在黄昏入梦，在黎明苏醒。

也正是为了勾勒梦境的轮廓，极为精简、抽象化的舞台景观成为「黎氏杜兰朵」鹤立鸡群之处——卸除传统制作中雕梁画栋的紫禁城，只留以简约线条勾成的城墙、城门矗立于紫色氤氲中，精妙结合在纱幕上幻动的行草书法，所造成的超现实立体感颇受观众欢迎。舞台视觉精简，也就是保存观众最纯净的感官，还归于音乐与表演。然而超现实梦境所包裹的，是严谨考据的时代设定。相对于许多欧美传统制作在服装上的风格错乱——唐代国君、清代大臣、五胡百姓而士兵如秦俑——本次制作团队将故事背景精确定位于元代，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的服装丰富纷呈，其文化景观对于华人观众而言也相当有说服力。

凝滞的画面  表现戏剧张力

对于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观众而言，《杜兰朵公主》其实是一个「似中国而非中国」的故事。综观中国历史，绝无一个压倒皇权与文官系统、任性暴虐的「公主」。而“Turandot”之名源于波斯语“Turandokht”（图兰之女），亦绝无中国情调。但如同许多成功的歌剧作曲家，浦契尼在剧本写作过程中向来强势主导、一手操控，《杜兰朵》亦不例外（两位剧作家饱受压迫），原著中对杜兰朵的心理较为细腻、符合人性的描述不复存在，突显公主的残暴无理，以成就最终「真爱融解黑暗」的戏剧张力，与卡拉富王子光芒万丈的英雄气质；为了突显「从黑暗到光明」的进程，浦契尼甚至一度希望将剧本改为两幕。极端的二元对立观，更是中国哲学、美学之所罕见。

与其强调《杜兰朵公主》的中国性，毋宁说浦契尼手中的《杜兰朵公主》，是一个中国场景、波斯情调的义大利传奇。其精神核心，仍在英雄性与黑暗、光明的二元对立。因此，「梦境」成为一个巧妙的镜框，透过镜框的陌生化魔法，《杜兰朵》基因中的文化尴尬豁然消解，罩上了一层童话般的梦幻。梦提醒我们，《杜兰朵》，原本就是一个波斯童话。然而这是一个静态的梦；恐惧在静止中窜动。浦契尼的音乐骚乱或静谧，光芒四射或暗潮汹涌，永远变动不止；而黎焕雄手中的表演景观凝滞如一部配上音乐的摄影展，除主要角色以外大多动作精简，表情淡漠，与火热的音乐相衬，竟透出森森吊诡。

相较于传统导演主要依循歌词与音乐的情境来设计表演内容，诗人出身的黎焕雄更加擅长以一个个停格的精致画面来营造诗意，雕塑独特的时间感。剧情中，群众场面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但一条略高于地面的「中央卷轴」从城门口一路铺展到舞台前沿，将舞台空间隔成两半，限制了演员的走位空间。因而群众角色多半直立演唱，少有表演动作与大范围的走位，与音乐所赋予群众强烈而善变的个性，形成强烈反差。第一幕波斯王子被斩首的场景，王子与刽子手亦有相当长时间的动作停格；相对于白衣女子的惊惶奔走，动与静平行互现，可说是另一种梦的表征。

不同视角  如何以爱融解敌意

这一场梦，亦在经典歌剧中加入了「台湾心声」。

剧始，一场噩梦中的雨伞、太阳花、镇暴警察等符号直指近年弥漫东亚的「中国恐惧」。剧终，象征现代北京的「鸟巢」、「大裤扠」在帷幕上闪动，《杜兰朵》对现代中国政权的影射瞬间被打成了明喻，而导演「以爱消融威权」的殷切期盼宛若在舞台拉起一道鲜明的横幅。然而政治符号最终仅成为原始情节的边框，并未渗透到剧场的各个角落。进入《杜兰朵》剧情后，剧组在布景、服装与表演上都未明显呼应开头的政治影射；不知远离东亚政局的德国观众是否能心领神会？

梦境补足了《杜兰朵》应有的童话气息，然而动态与静态的对峙、横空植入的政治符号，却耗损了在浦契尼原始设计中音乐与戏剧分进合击的凝聚力。创意的不完全表达多少来自于黎导演与工作团队擅长即兴创作的特质，在讲求事前整体擘划的德国剧场环境显得难以发挥，以至于整出剧虽有不少视觉上的亮点与鲜明的政治象征，却失去了结构的整体说服力，无法引人入胜；梦境虽是引带「台湾心声」的极佳切入点，但终于难挽政治表述仅成为正戏边缘浮贴的旗牌、匾额，无力回天。

幕落，观众席响起绵密的掌声，在回味中带有思索。政治讯号与《杜兰朵》原作所揭露的各种人性面向，终归提供了观众一个不同的思索角度——是否真如导演所言，强悍而亟于复仇的杜兰朵正是当代中国内心渴望的投射？在剧变不止的国际棋局中，身处不同立场、拥有不同视角的人们又如何以爱与宽容融解敌意？面对历史纠葛留给当代的难题，我们又该从何爱起？如何维持对历史与时局的宏观，绝不偏听？人群，是如此复杂、善变而懦弱，尤其在艰困的时局。在浦契尼行笔当下，正值一次大战后义大利的社会混乱：旧势力行将就木；经济动荡，街头充满一张张惊惶愤怒的面孔；而人群翘首仰望一位强而有力的新领袖，带头挥动锐利的铁腕，划破黑暗，重返光荣。

那么，我们也该期待一个重建光明的「新圣王」吗？可以确定的是，在走上一条以爱为名的桥到达彼岸以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坚实的智慧与勇气，来破解历史与人性设下的谜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