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音乐的开拓中,香港中乐团可说是推动不遗余力。近年来积极鼓励创作,委约与委编中乐作品至今已累积超过两千三百首。乐团更透过举办国际作曲大赛,让作曲家为中乐的创作发想与交流,而于三月一日举行二○一七年的「国际作曲大赛决赛音乐会」,则是历时两年的「中乐无疆界」国际音乐活动压轴场次。六位走到决赛的参赛者各自端出精采作品,让人窥见国乐无疆无界的无限可能。
「作曲家是整体音乐的中心,但对『中国音乐』来说,拥有的只有自己的『乐器』而已!为什么?因为传统的中国音乐是演奏与创作合一,所谓的『创作』概念,是从西洋音乐来的!」决赛音乐会后,在中国研究与创作音乐超过廿年的德国作曲家老锣(Robert Zollitsch),一语道破国乐的现实与困境。的确,从一九二○年代初期启始,大型国乐的发展便是以大量吸收外来文化来推动的。长达九十几年的光景过去,国乐交响除了美感的表现外,在编制的扩充、乐器的改良及演奏家的能力上,早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与西方经过三、四百年所累积的能量相较,却仍然有待开拓。既然「创作」,是一个乐种生命的泉源,那么就该根据乐器属性,持续发挥。
历时两年 铺陈作曲大赛
问题是,师法西方理论作曲技术,却万万无法直接套用在国乐的创作上。一来音色的融合与和声色彩不同,二来乐器性能彼此迥异,若以同样手法移植,只能得出失败的后果。即使真的能够解决,也仅仅是外来文化的再复制而已。然而,中国音乐确有其独特之美,在愈来愈多作曲家尝试以大型合奏形式来创作得现在,其专业知识、经验分享及深入的研讨显得尤其重要!
在中国音乐的开拓中,香港中乐团可说是推动不遗余力。近年来,不但鼓励创作,从欧洲、北美洲、非洲及亚洲等地作曲家的委约与委编中乐作品,至今已累积超过两千三百首。回首二○○○年,乐团举办了「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及二○一三年与卢森堡现代音乐协会合办的「国际作曲大赛」,皆刺激了作曲家在创作手法、意念乃至制谱方面的创意,并且成功跨越地域、语言与文化隔阂,在国际舞台上呈现了中乐之美。而二○一七年的「国际作曲大赛决赛音乐会」,则是历时两年的「中乐无疆界」国际音乐活动压轴场次。
二○一六年,乐团在「乐旅中国X中乐无疆界」音乐会上,选演多首在探索民族器乐交响化的道路上开疆辟土、并具代表性的大型中乐作品。有彭修文以古曲《月儿高》的绝妙配器、有赵季平的影视作品《大红灯龙高高挂》、有郭文景为中国竹笛谱下的一部里程碑《愁空山》、更有西方作曲家Dirk Bosse以西方角度谱写的《万圣舞曲》和刘星第一部融合爵士的大型中乐创作《第二民族交响乐》等。此外,为期三天的「国际作曲家高峰会」,邀请来自十三个国家及地区的海内外作曲家一同交流创作及配器心得。
相对于经典,乐团也举办「阖兴乎来,全球征曲」活动,让年轻作曲家的作品演出,于高峰会现场阐述创作概念,并由在座的作曲家即时点评。最特别的是,会上更有声部首席搜集大量演奏新作经验的团员意见,汇整各类乐器包括音域不足、转调不便等「十个不要」,提供作曲家在创作时的实用参考,避免踏上迂回的冤枉路。未来,这些不同意见的激辩、发言与心得也将集结成册,并制成影音资料放上网络平台,成为有志从事国乐创作者珍贵又实际的宝藏。
六首决赛作品 各展奇招
「国际作曲大赛」报名人数有八十人,合乎资格参选的作曲家有五十三位。共有来自中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澳洲的参赛者。经过一年的全球征稿,由初选的评审团选出六首入围作品,于二○一七年三月一日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世界首演。由决选评审——德国作曲家老锣、卢森堡当代音乐协会艺术总监马塞.温格勒(Marcel Wengler)、香港作曲家联会主席梅广钊、台湾指挥陈澄雄、香港教育大学文化与创意艺术系教授曾叶发、加拿大作曲暨指挥关迺忠及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阎惠昌选出得奖者。由于音乐会被排定为今年第四十五届香港艺术节节目之一,决赛的紧张氛围也使得本场演出大有看头。
翻看六位参赛者资历,个个来头不小,也让人惊叹大赛的水准之高。来自香港的谭逸升目前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攻读音乐(文学)硕士,年轻有为的他已随香港新声国乐团远赴各地,现为新声音乐协会秘书及出版部主任。他的作品《惊蛰》为廿四节气之一,以香港民间习俗「于惊蛰时打小人,以求工作及生活顺利」为题材,将乐曲分为三段。从引子开始带入生气蓬勃的春天,接著打击乐与唢呐营造春声雷动的气氛,不谐和音程与音色描写蛰虫纷纷现身,第三段的「小人当道,击之打之」生动又带趣味性,以打小人口诀为旋律发展,作多次变奏,描写铜锣湾鹅颈桥下的喧闹景况。在乐曲进行间还真能听见作曲家借由板子拍击的声音,隐喻小人如恼人虫子般遭人们拍打,一阵骚动后出现优美的风情,生活回归平静。写实又有故事性的风格,为他赢得了实至名归的「最佳香港题材作品」、「媒体及出版界最喜爱原创作品」及「媒体及出版界最喜爱原创作品」奖项。
中国江苏的作曲家孔志轩,现正攻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创作涉及民族器乐协奏曲、民族管弦乐、室内乐、独奏等多种体裁,由国内外各团体上演,也多次在国内外音乐节和比赛中获奖。此次参赛乐曲《幻想伎乐天》是琵琶与中乐团的协奏曲,创作灵感源于莫高窟壁画中飞天伎乐之形象,其中「反弹琵琶」的艺术形象尤为著名,使他颇受触动,因此取音乐学家叶栋所解释的《敦煌琵琶谱》第廿四首〈伊州〉和第十二首〈倾杯乐〉为曲调素材,用唐代歌舞大曲的结构原则为基础,融入西域音乐的元素创作而成。全曲分〈散序〉、〈中序〉、〈破〉三个乐章,不间断演奏。这首乐曲对琵琶演奏家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考验,无论是速度技巧与表现力上,都须高超的能力才能驾驭。为此乐团特地请来琵琶演奏家王梓静前来担纲首演,而本曲也让他夺得「最佳原创作品——独奏与乐队」、「优秀青年作曲家奖(卅五岁或以下)」及「最佳配器奖」。
拿下最高奖项「最佳原创作品——合奏」的马来西亚作曲家赵俊毅,也同时赢得「最佳配器奖」及「团员最喜爱原创作品」三座奖项。赵俊毅从中学起参加民乐演奏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先后于中央音乐学院、美国印第安那大学雅各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并于后者获得硕士学位。他的委托与获奖作品甚多,特别的是,与此次得奖的作品《甘榜与城市》同系列的创作《甘榜乡情》,曾于二○一○年获得台北市立国乐团TCO国际作曲大赛二等奖(一等奖从缺)。《甘榜与城市》的「甘榜」(Kampung)即为马来文「乡村」的译文,是作者曾在印尼日惹通往婆罗浮屠路上所见的美景,城市与乡村相互交织的现实,让他得到感悟并创作此曲。「最大的奖,就是听见自己的作品被演出。」赵俊毅谦虚地说:「我从大学时代就一直在寻找素材,思考著『我是谁』?那次的旅程让我发现,有城市还有乡村,那才是东南亚。」乐曲从宁静开始,迈向电影般深情的大场面,音阶式上下行自然流露,管子的独奏抽离现实,马来西亚的传统节奏用佛朗明哥的拍手表现,处处充满著巧思。
除三位各自囊括三大奖的作曲家之外,还有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博士,现任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的郭元,及马来西亚「吉隆坡当代音乐节」艺术总监、两度出任「音桥当代音乐节」艺术总监的钟启荣,分别以《蝴蝶扇动翅膀II》与《南风》获得最佳配器奖。
作曲大赛导向创作 唯有量多才能质精
「六件作品,每一个都有个性,都是可以演出的!」阎惠昌对这次入选的乐曲相当肯定,同时也笃定地说:「这次的作曲比赛,『主旨』的改变,将影响参赛者的方向!」作曲,是一个前瞻性的专业,不能重复昨天、模仿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二○○○年时,乐团透过作曲比赛发掘新人与新的表现手法,产生了许多实验性的作品,制造了新奇的效果。虽有创意,但却对传统乐器没有深入研究,以致远离观众,演过一次就束之高阁。
「然而,没有广泛的演出,就没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既然要让『中乐无疆界』,就必须走向国际化,走向国际化的第一部,就必须知道中乐是什么?国乐团的乐器、性能、配器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表现前所未有的新意,却又是合理能演奏的。」从这席话,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此次大赛在「最佳配器」上开放了三个奖项名额,又因为有两名参赛者成绩并列,因此宣告由四位共同获奖的原因。检视这些作品,阎惠昌感觉:「他们在乐器的使用上、了解上,与上届来比有很大的进步。这次其实有些作曲家的创作手法相当简单,和弦也用得精简,但正却能展现配器的色彩。由此可知道他们对配器法熟悉,运用准确。」
赛后,陈澄雄有感而发地说:「现代国乐与传统已经差很远,未来是如何都还不知道。不过国乐的创作要做到作品移植到西乐都无法演奏,这才是最棒的。」老锣则说:「我想我们现在的方向是好的。」然而他也点出与西洋音乐同样发生的问题:「结构上,我听到一个好想法,然后马上有第二个好想法……但那么多好想法却没有办法记得住。因为一个想法还没有分析清楚、没有连续性下来就结束了。也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自然地将想法拧到下一个变化。」综观整体创作环境,他也认为创作该从教育根源起步,但是中国的作曲教育皆来自西洋,与中国文化没有关连,就连老师也不会创作中国音乐。所以「中国音乐没有中国文化」,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作为国乐作曲家,在民族的韵味提高之中,又须兼顾西方古典音乐的精准表现。也就是说,除了吸收西方管弦乐法长处之外,也应注重本土文化关怀,将属于东方思想编织于内。因此国乐的创作,既需要有民族的、传统的特色,又要有现代最新的结构表现。来自双向的压力负担,对于创作者而言是加倍的挑战,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乐曲的表现经过这双重的条件后完成,效果必也倍数成长。传统民间音乐种丰沛繁多、各具特色,其素材选用可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有别于西方的优势。在这国乐走向未定之间,创作已成为无形的引航者。也唯有在「量多」的情况下,才能期待有「质精」的作品出现、流传。今日,参与的虽然仅仅只是一场音乐会的决赛,却窥见了国乐无疆无界的无限可能!
编按:本文中,由于香港与台湾对传统乐器演奏的名词相异,为尊重各地说法,故将香港(中乐)、台湾(国乐)两者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