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焕雄说，就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总是期待你修正，一修正二修正三之后，就不要再失败了，但他想问，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再尝试或一再失败？但这并不是那种完全励志或正能量的去想：一定要从这个过程学习到什么，而是提醒自己，试著去到达一种刚刚好的谦卑，无论是对于自己，或是对于世界。
甫于九月执导完《樱桃园2047》且行程满档的导演黎焕雄，外人看来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刻，却在采访的开始，便自承不知从哪个阶段起，自己就是一名失败主义者，甚至在河左岸时期编导的《弯曲海岸长著一棵绿橡树》（以下简称《弯曲海岸……》），安排剧中的女演员对这样的自己提出疑问与嘲讽。他解释道，他的失败主义并不导向放弃，他是一名积极的失败主义者，而这个特质很大程度是受了契诃夫的影响，也是契诃夫如此对他胃口的原因。
谈起契诃夫，黎焕雄仿佛被触碰到某个隐形的开关，许多关于失败的感想与辩证藉著这名伟大俄国剧作家与小说家，就这么一鼓作气地倾泄出来。从二○○三年《弯曲海岸……》到今年的《樱桃园2047》，他说他做的始终是契诃夫对话，而不是完整搬演一部契诃夫的剧作，透过每个角色生命处境里的巨大失败，从中寻找启发并获得温度。
契诃夫的剧作也带给黎焕雄关于一切事物终结的提示，无论《海鸥》、《三姐妹》或其他作品，作品内部的时间总是分秒不停留地前进著，且最后的结局只会是事与愿违，因此黎焕雄说：「面对时间，我们都是失败主义者；在大的时间底下，我们都必须是失败主义者。」
失败如何不导向虚无
只是如果结局终将是失败的，这难道不会导向虚无或无所作为吗？甚至这也令人想起黎焕雄笔下的革命分子，他们似乎总是充满感伤与困惑，比起激昂的热血，他们身上更多的是无望与失望。针对这个提问，黎焕雄给出的答案与契诃夫异曲同工，甚至夹杂著一种近乎偏执的信仰。
黎焕雄认为，当人在庞大时间结构的阴影底下，意识到自己只能是一名失败主义者时，这必然将他引领到一个黑暗与无力的境地，只是他愿不愿意让黑暗与无力成为过程中的试炼，且明了自己正逐步往失败前进。他也强调，这跟生命历程有关，或许年轻人在现阶段是不须如此提问的，譬如质疑革命与终将变质的革命者。当揭竿起义之际，若是初始便察觉革命等于变质，或许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会降低，而革命也将带有功利倾向。
身为一名经历过学生运动的观察者，黎焕雄说他当然永远同情发起革命的那方，但他仍想借由作品提醒众人，其间无论哪一方都须付出许多的代价。甚至由于革命的目的性，一定会面临有人改变的处境，所以他曾在剧作中写道：「只要有革命，一定会有背叛者。」但当共同发声的需求汇聚时，我们还是需要认同或期待革命。这种具备矛盾与辩证的姿态，除了让人在革命付出的代价与可能沦落的陷阱间取得平衡，也让失败主义者未必会成为虚无主义者，甚至能在注定失败的路途里，不断取得上路的能量。
在做人失败和作品失败之间
在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百老汇上空子弹》Bullets over Broadway中，有个始终紧扣的主题，就是男主角与黑道杀手之间对于创作者道德的辩论，究竟是做人要紧，还是作品要紧。进入熟年后的黎焕雄，与当时的伍迪．艾伦似也有著同样的心境。
他认为年轻时的自己，的确非常在意作品所取得的讨论与评价，甚至会很负气地在作品不受青睐时，对友人表示自己就是想要这样的失败。一直到二○○三年的《地下铁》，他仍然被外界的各种评价所纠缠著。近几年重新回头检视过往，才发现过去的自己对于曾合作过的伙伴带来多少压力与伤害，尤其是当自己过于注意外界的声音时，对于一起工作的团队，以及喜爱这个作品的观众们是多么不公平。
意识到这点后，黎焕雄开始逐渐修正自己的脚步，他说他会往温情主义再靠拢一些，对于作品里的意念及完成度，试著不要透过与合作伙伴剑拔弩张的方式来逼近，甚至在商业市场上，为了工作团队的存活而有些妥协，但唯一的底线是拒绝被彻底驯化——唯有这点才是终极性的失败，「那就真的一切都不用做了」。
至于外界的观点，黎焕雄说，就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总是期待你修正，一修正二修正三之后，就不要再失败了，但他想问，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再尝试或一再失败？但这并不是那种完全励志或正能量的去想：一定要从这个过程学习到什么，而是提醒自己，试著去到达一种刚刚好的谦卑，无论是对于自己，或是对于世界。
失败路上的剧场
采访的尾声，话题又回到了契诃夫，如果所有路线的终点都前往失败，那么剧场在这条路上的可能性是什么？黎焕雄提出了一个很有诗意的观点，他说为什么我们读《海鸥》最后的段落时，看著妮娜的遭遇会如此的心痛，因为那些崩溃与终结，她已替我们承担。而剧场里的这些角色，因为他们已经绝望过了，跟著他们走一回，我们也许不需要再付出一样的代价，这即是剧场对于失败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