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将契诃夫经典《三姊妹》重写为《全国最多宾士车的小镇住著三姊妹(和她们的Brother)》后,编剧简莉颖与导演许哲彬这次则瞄准易卜生的《群鬼》,将之续写并扩增为《遥远的东方有一群鬼》,以另一个小镇里的另一个家庭为本,在剧情历时两天、共七场戏里,让观众看到这一群在儒家礼教、长幼观念框架下极致扭曲的人……
四把椅子剧团《遥远的东方有一群鬼》
2017/12/16 19:30 2017/12/17 14:30
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
2018/1/26~27 19:30 2018/1/27~28 14:30
新北市艺文中心演艺厅
前情提要: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于制作后受到了各方批评与挞伐,离家出走、抛家弃子,拒绝作个受无形礼教、有形家庭拘束的玩偶,娜拉成为剧作家探讨个人意志与责任的代言人,却也成为众矢之的,人们或义愤填膺地指责剧情内容违背家国大义与社会善良风俗,或冷言嘲讽在女权未伸的十九世纪末,这女人虽意欲独立,最后又何以立足?在该剧演出后的第二年,易卜生完成了《群鬼》一作,成为他对当时舆论的回应,剧中的上尉遗孀当年不但无法成功与牧师私奔,还被对方劝阻回家,耳闻并目睹丈夫一而再、再而三的风流情事,却仍为家、为子,为人母之责勉强求全——她是留下来的娜拉。
编剧简莉颖与四把椅子团队及导演许哲彬,近年合作频频,亦每每创造票房热潮和口碑佳评,继前次重写契诃夫经典《三姊妹》为《全国最多宾士车的小镇住著三姊妹(和她们的Brother)》后,这次则将目标瞄准易卜生的《群鬼》,改编作《遥远的东方有一群鬼》,以另一个小镇里的另一个家庭为本,看看属于这户人家的那本经,是有多难念。
《群鬼》的续写与扩张
若说《宾士车》一剧还约略保有原《三姊妹》的轮廓:故事围绕在三姊妹和她们的兄弟、来来去去的宾客、离不开小镇到不了莫斯科等;《遥远的东方有一群鬼》则像是续写并扩增了原剧,发展出完全不同的过去设定和未来走向,也就是说,即使跟《群鬼》这个作品没那么熟悉,倒也无碍。在易卜生的故事里,以上尉之名成立、耗尽其遗产所创建的育幼院,在开幕当天付之一炬,反似斩断了遗孀忍辱负重的枷锁与十九年来的婚姻束缚;亲眼目睹其子与养女互相勾引的那一幕,宛如亡夫与女仆偷腥的场景重现(于是她说她见鬼了,他们是鬼,而且不只一只);丈夫的荒淫无度,造成儿子身染梅毒,剧末终于病发,死于母亲怀中。
简莉颖的版本里,以外遇丈夫为名的育幼院,顺利营运了许多年,饰演一家之母的姚坤君,甚至收养了其中一名孤儿作为养子(林家麒),即使她始终视那保有亡夫姓名以为纪念的育幼院名称为眼中钉,愿除去而后快。这天,事业有成的养子携同其妻(王安琪)返家,目的是为了参加隔日该院的颁奖仪式,表扬他出身寒苦却白手起家、功成名就。母亲多所溺爱的养子与一看到他就想起亡夫嘴脸的亲生儿子(竺定谊)共聚一室、同桌午宴,自此开启了一场餐桌上攻守瞬替、防不胜防的传统好戏。导演许哲彬称其为「华人家庭里情感勒索的变态极致版」,与其说暗潮汹涌,更多的是处处挑明了说:例如,丈夫过去曾以带儿子前往科博馆为理由,借机与情人幽会,于是,当她一再地重述旧事,同时夹带著一句「爸爸带你去看恐龙」,也能倏地变成母亲针对儿子成为偷情共犯的指控。
这个家庭里每个人都有病
「戏中的每个人都超有病。」许哲彬说,不只是过往的那些事形成心病,也包括实际的精神疾病,还有他们彼此因为两两相连的关系,所产生各式各样心理上或行动上的桎梏、逃避、依赖和索求。在剧情历时两天、共七场戏里,他们的过去一点一点地揭露,他们心中所想、口中所述、行为所表的一切,亦愈发突显各自的病征。许哲彬也认为,在《宾士车》剧里,许多「事」在一来一往的平静对话中点到即止,此次的剧本,也时常没有太过明显的戏剧行动,他们直面且直述、要求著对方难以瞬时承认,或无法轻易给予的承诺与改变。如竺定谊和王安琪两人所饰演的角色关系,他们曾经有过某种亲密的同盟情谊;又如林家麒在剧中的角色个性,存有为了保持自己既有利益(倒不一定是钱财或地位,也包括他的身分、所形塑的生活状态等,可称为立足点的价值)而坚决保持极度理性主义、大事可以直接化无的性格。
扭曲,或许是他们与我们的通病。在易卜生的原作中,「群鬼」指的不单是欲望接连在父子两人身上显现,亦是传统观念、基督教教义规范等更大的无形幽魂,从外而内捆绑、缠绕著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与社交人际,限制了所盼所念。《遥远的东方有一群鬼》则从相似却不同的儒家礼教、长幼观念为框架,秩序造成了如模组般的规矩、辈分代表著谁说话可以比较大声,由此而生的反抗与顺应,使得冲突总如暗流,也在在考验演员的技术与实力。在此场场相连、时常两两相对的剧本里,性格过激、极致变态又存在各种扭曲个性的角色们相互牵引、制衡著,好似戏剧系表演课程中的当代经典片段呈现,那就来看看表演老师与新生代剧场明星们同台,将如何飙戏了!
改编易卜生的家庭变奏曲
十九世纪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多在反映当时社会及人类处境,时至廿一世纪的今日,出现过不少改编或发想自其著作的现代剧本,转译或延续了易卜生的剧作精神,使古典能与现代观众对话。
以《玩偶之家》为例。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叶利尼克(Elfriede Jelinek)一九八○年所写的《娜拉离开丈夫之后》What Happened after Nora Left Her Husband,可说是《玩偶之家》的续集,结合易卜生另一剧作《社会栋梁》的概念,对社会有著强烈的批判,背景设在二战前经济萧条的时期,描写娜拉离家之后的种种遭遇,历经了劳工、舞伶、情人、妓女等身分,走出了家庭,却走不出资本主义的父权框架。
同样地,二○一七年美国剧作家纳瑟(Lucas Hnath)也写了续集《玩偶之家 第二部曲》A Doll’s House Part 2,讲述娜拉出走十五年后返家,这些年她写出一部反婚的畅销小说,这次回家是为了向丈夫正式提出离婚申请,还给自己自由,全剧辩证过程充满对男权婚姻制度的批判与反思。台湾新生代剧作家林孟寰《野良犬之家》,于二○一三年台北文学奖中获得首奖,灵感及剧作原型即来自《玩偶之家》,剧情聚焦于一对兄妹,但所关照的对象不再限于男或女,而是将禁锢客体延伸至普遍人性,并将人作为动物的自然野性,从文明中解放出来。(吴政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