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行制作」产生的剧场政治力 |
凤凰剧院外观
凤凰剧院外观(Le Phénix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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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行制作」产生的剧场政治力

专访凤凰剧院总监侯马瑞克.杜勒叶

凤凰剧院去年底与国家两厅院签订了为期四年(2018-2022)的「开动计划」(Kaidong Project),两场馆将进行节目交换、共同制作及驻馆艺术家驻村创作与发表等交流,双方以「陪伴并支持年轻艺术家发展其最具开创性的艺术计划」为理念,共同发展台法国际交流共构平台,为近年台湾国际连结案例中一大创举。借此机会,本刊特地专访凤凰剧院的杜勒叶总监,请他一谈其剧场理念与连结民众的经验,及对青年艺术家的培育。

文字|王世伟
第302期 / 2018年02月号

凤凰剧院去年底与国家两厅院签订了为期四年(2018-2022)的「开动计划」(Kaidong Project),两场馆将进行节目交换、共同制作及驻馆艺术家驻村创作与发表等交流,双方以「陪伴并支持年轻艺术家发展其最具开创性的艺术计划」为理念,共同发展台法国际交流共构平台,为近年台湾国际连结案例中一大创举。借此机会,本刊特地专访凤凰剧院的杜勒叶总监,请他一谈其剧场理念与连结民众的经验,及对青年艺术家的培育。

隶属于「国家舞台」(Scène nationale)(注1)网络的凤凰剧院(Le Phénix)位于法国北部城市瓦朗榭纳(Valenciennes)。直到廿世纪初前,这个工业城市一直是法国的文化重镇,并具有「北方雅典」(Athènes du Nord)之美名。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才因煤矿枯竭而逐渐没落。一九九○年代末期,市政府决定以文化产业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的关键,并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了凤凰剧院。自二○○九年由杜勒叶(Romaric Daurier)担任总监以来,凤凰剧院不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前卫作品,也积极培育别出心裁的青年艺术家。二○一六年,凤凰剧院被文化部遴选为「欧洲创作基地」(Pôle Européen de Création)(注2),负责推动当代表演艺术的研究、制作、发行与传播。与凤凰剧院结盟的艺术家都是深受欧洲剧坛瞩目的青年创作者,例如以长达十二小时的剧场文学史诗《2666》风靡二○一六年亚维侬艺术节的戈瑟兰(Julien Gosselin),以及曾两度入围莫里哀奖最佳公立剧院演出的「友善制作」(Amicale de Production)。

Q:「国家舞台」网络已完成「剧场去中心」(décentralisation théâtrale)的任务。对您来说,它在法国的当代环境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A「国家舞台」是崇高的典范,值得再三讨论。它最初的任务是要让「让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展现人性的伟大作品」,如马勒侯(André Malraux)(注3)所言。但当代的环境已大不相同,所以「国家舞台」的任务每年都得重新调整。它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民众与艺术家交流的机会,但我认为大家都忽略了第三个关键性的角色——评论者(critique)。我所说的「评论」其实采用了它希腊字源Κριτικός的意义:「让人有鉴别的能力」。剧院不能只是呈现作品,它还要建构出一个让人判断与思考的空间。无论是剧院的艺术总监、策展人、推广团队还是行政人员,所有协助艺术家创作的幕后推手都要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作品的价值。一般来说,如果观众能够随著剧院的艺术方针培养自己看戏的习惯和鉴赏的品味,必须花上四年的时间。对我而言,让民众与艺术家一起成长,共同经营一段长远的旅程,这就是今日「国家舞台」该负起的责任。

随著科技进步,社会愈来愈往「横向发展」(horizontal)。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美学价值与实用价值之间的平衡。这是出自于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注4)的论述:当非洲面具摆在博物馆的橱窗中,它具有一种美学价值;但它出现在部落仪式中,这幅面具就展现出一种直接的实用价值。我认为剧场不能只有美学价值,它必须展现出实用的意义。剧场本身就具有一种原始的仪式性,让民众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感官效果或思考过程。即便是今日的3D电影或沉浸式装置,它们都不像剧场一样,能够营造出这种生动的体验。

Q:您认为当代剧场的政治功能为何?

A我认为剧场提供了不同于现世的时间性。当代人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时间。科技发展下,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动脑。只要放下手机卅秒,我们就会害怕错过什么而深感焦虑。除了剧场,现在很少有空间可以让我们脱离这种扰乱人心的时间性。在剧场,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改变自己的观感,好好地享受文学之美、思考或浸淫在一场美感体验之中,让我们重新获得感动。近年来,有许多导演都把小说搬上舞台。这也可能是因为在看戏的过程中,观众可以重新找回阅读的感受:沉浸在小说的世界和自己的思想之中,完全与世隔绝。剧场重新带给人一种思想的体验。它用特殊的时间性抵挡现代环境的紧迫压力、反对世界快速变迁,充分显现出一种当代需要的政治抗争力。

Q:从二○○九年担任凤凰剧院总监开始,您实行了哪些措施去巩固民众与艺术之间的联结?

A从一九九九年起,我在贝尔芙(Belfort)担任当代艺术中心的策展人时,就在思考如何活络民众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九○年代末期,受到美学评论家柏西欧(Nicolas Bourriaud)的影响,视觉艺术界中掀起了一股探讨「关系美学」(Esthétique relationnelle)(注5)的风潮。在他的著作中,柏西欧重新定义观众的位置。他们不只是在生产链尾端、形象模糊的消费者,而是影响艺术创作前后过程的关键角色。某些艺术家把观众的存在融入创作过程,完全不同于闭门造车、只靠作品与外沟通的浪漫派艺术家。「关系美学」是一种艺术策略,让作品介入公共空间、影响社会和经济的运作、改变了人的日常行为。受到这种经验的启发,我担任凤凰剧院总监后,就开始推动「不定点工作坊」(ateliers nomads)。每年,我们会邀请民众观摩六至八出演出的幕后制作,使他们了解舞台实务。地方民众会在舞台上与导演会晤,共同参与创作的每个流程。从我上任后,受邀的艺术家包含朗贝尔(Pascal Rambert)、里博(Maria La Ribot)、卡士铁路奇(Romeo Castellucci)、造型艺术家、当代音乐的作曲家等。自○九年起,约有三千名地方民众参与过这个工作坊。尽管一个剧院有非常好的节目,但某些民众仍觉得自己没有鉴赏作品的能力。为了要推广表演艺术,剧院必须提供给民众充满感官效果的体验,建立他们的信心,并让他们了解剧场是具现身体、声音和存在力量的艺术,与影视截然不同。因此,要使他们接触到当代创作,最重要的就是实务。为此,我们也会在演出前安排「观众暖身」(échauffements de spectateurs)。开演前一小时,观众可以身穿便服来剧院参加工作坊。艺术家会在卅分钟内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工作方法。这完全会改变观众之后欣赏演出的观感。我理想中的剧院其实就像健身房一样。来到剧院之后,观众可以先跟艺术家做卅分钟的暖身运动,之后再去欣赏演出。我认为来剧场看演出可以是一种「自我纪律」(discipline de soi),如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注6)所言。如同瑜珈、冥想一样,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人活跃起来。我认为每一个文化机构都应该用剧场实务激起观众投入艺术创作的欲望。

凤凰剧院总监杜勒叶(Le Phénix 提供)

Q:凤凰剧院为何想培育年轻的艺术家?

A我们有信心瓦朗榭纳可以诞生出能绽放光芒的年轻创作者,所以我们才会与「友善制作」和戈瑟兰展开长期合作。剧院不应该只引进外来的知名演出,也要生产可以输出的作品,让年轻的创作者可以在世界崭露头角。为了培育新锐艺术家,我们从制作前期就开始思考如何用镜面反射的概念去建构评论作品的系统,让创作反映出不同的价值。一件作品能获得瞩目,是因为它具备了映照的功能,它能引起剧评、专业人士和群众的回应,以树立它独特的艺术性。但这种映照的功能绝不会凭空而来,它必须事先就开始准备。因此,凤凰剧院才会成为「欧洲创作基地」。我们不但要协助结盟艺术家创作,还得要发掘年轻艺术家。

Q:您如何维系剧院与年轻艺术家之间的紧密联系?

A「欧洲创作基地」中有一项「校园」(Campus)计划,安排了一系列辅导年轻艺术家的课程。这项计划会依照不同的状况而调整制作规模,以配合每位艺术家相异的特质。为了让制作能够健全发展,我们不会贸然行动。就像义大利发起的「慢食运动」(slow food),我们尝试发展一种「缓行制作」(slow production)。也就是说,放慢制作的脚步,好好地筹备一出创作。比方说,为了不要让年轻艺术家感到孤立无援,我们会安排工作坊,邀请他们一起实验并分享创作上的想法与方向。我们也与国立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s Recherches)建立合作关系,让艺术家可以与研究员一起深入探讨某个特定的议题。创作其实与研究息息相关。对当代艺术家而言,科学和知识的探索是无法逃脱的功课。此外,我们会邀请国际知名导演提供「戏剧构作」的建议,去年基.盖西耶(Guy Cassiers,编按:比利时剧场导演,作品《沉没的红》曾访台演出)就曾来指导青年导演。制作协助也是凤凰剧院培育青年艺术家的方案之一。我们会让年轻艺术家与专业制作团队一起工作,分析计划执行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也会提供后勤和金援,以及作为民众与艺术家的中介。我们有一个计划叫「同伙观众」(spectateur complice),会邀请观众介入年轻艺术家的创作过程,给予他第一手的意见。

Q:您可否为我们介绍凤凰剧院与两厅院合作的「开动计划」?

A这个计划建立起台湾与法国、甚至是亚洲与欧洲的文化桥梁。它让我们共同思考如何用已知经验,协助目前崭露头角的新锐艺术家?透过工作坊、驻村、共制与交流计划,我们怎么促成国际之间的合作,让台湾的艺术家可以来到法国,也让法国的艺术家发现台湾文化?例如,法国青年导演夏东内(Damien Chardonnet)今年秋天会前往台湾;而编舞家苏文琪也会来凤凰剧院驻村三个礼拜。「开动计划」并非只是一次性的经验,也不是扩增制作巡演的机会。它是为了推动长远性的深度交流。

Q:在语言不通的状况和有限的时间条件下,艺术家驻村往往会成为一种形式上的交流。凤凰剧院与两厅院会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

A透过凤凰剧院、两厅院与艺术家三方讨论,我们会随时都会评估交流的内容。我去年十月特别飞到台湾看苏文琪的最新创作,之后我跟她讨论了近两个小时,以了解她的需要,看看凤凰剧院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我们会依据艺术家的创作进度和需求,改变驻村的模式,不要让交流成为一种僵化的形式。在初期,凤凰剧院和两厅院只决定推动八项合作计划。我们试著保持某种弹性。在交流过程中,我们会随时会依艺术家的状况而作出调整,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去设立某些条件。

凤凰剧院表演厅内部,观众席成波浪状,颇具特色。(Le Phénix 提供)

Q:「开动计划」会带给台湾和法国的观众什么益处?

A我们的交流计划也会深入民间。在「巴文中心」的赞助之下,凤凰剧院会在今年三月举办「台湾焦点」,在「奇幻夜总会艺术节」(Cabaret de Curiosités)中呈现三场来自台湾的演出。同时,我们也会邀请法方的专业人士,让他们发现台湾新颖的舞台创作。之后,戈瑟兰也会到台湾巡演,与当地的民众交流。他的作品会一向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经验。就像看一场精采的电影或是影集,观众会完全投入其中。

Q:去年十二月,「中国对外集团文化公司」(CAEG)也与「国家舞台网络」签署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与「开动计划」有何不同?

A这项协议只是为了制作的巡演和发行。要发展深度交流、长期培育新锐的艺术家,凤凰剧院不会采用这样的市场逻辑,只会挑选特定的合作对象。当然,演出发行也是「开动计划」的项目之一。但「开动计划」的模式比较接近「欧洲创作基地」,是为了透过「缓行制作」栽培深具潜力的创作者。除了台湾的两厅院,凤凰剧院还挑选了十多个想要提拔青年艺术家的合作对象:安特卫普的东尼浩斯剧院(Toneelhuis)、根特的坎波艺术中心(Campo)、加泰隆尼亚的「露台艺术节」(Festival Terrassa)、蒙特娄的「跨美洲艺术节」(Festival TransAmériques)、挪威的「黑盒剧院」(Blackbox Theater)、比利时国家剧院(Théâtre National de Belgique)等。我们精心挑选这些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一种协助创作的「有机体系」,让艺术作品可以流通在各国之间。但我们会花时间好好筹备这个多方联结的制作网络,不要让创作变成一种产品。透过长远经营的方式,使艺术家真的可以在创作历程中绽放光芒。这完全不同于现在自由经济市场下的制作方式:大家到艺术节挑选节目,买断作品的发行权。这种体制的运作让整个制作环境变成一场赌注,不受欢迎的作品就被淘汰,只要受到一点好评的演出就变成竞相许诺的制作。我们希望能够集结众人的力量,创建一个反潮流的互助经济体。透过这个全新的体系,艺术家不仅在研究上能得到专业上的协助,也可以无后顾之忧,安心投入创作。

注:

1. 1959年法国文化部成立之后,便努力地推动「剧场去中心化」政策(décentralisation théâtrale),让各地都能分享到珍贵的文化资产。这个政策除了推动文化教育,也活络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地方发展。1990年起,文化部表演艺术司司长费弗尔达榭(Bernard Faivre d'Arcier)将所有地方剧院汇整成一个通行网络,称其为「国家舞台」。法国至今共计有71间国家舞台。在文化部与地方政府的补助之下,这些文化机构负责推广表演艺术与视觉艺术的地方发展。

2. 除了凤凰剧院,「欧洲创作基地」还包含了里昂舞蹈之家(Maison de la Danse de Lyon),亚眠文化中心(Maison de la Culture d'Amiens)及位于雷恩的布列塔尼国立剧院(Théâtre National de Bretagne à Rennes)。

3. 安德烈.马勒侯为著名作家与政治家,1959年至1969年间担任法国文化部首任部长。长达10年的任期内,他积极地推动文化「普及化」及「民主化」,对20世纪的法国文化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4. 阿多诺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成员之一,著有相当多探讨社会学、哲学与美学的著作。他的哲学思想重视社会批判,富有「社会哲学家」的称号。

5. 「关系美学」是法国艺评柏西欧在1995年提出的美学理论,并在当代艺术圈掀起了一股运动。柏西欧认为创作者必须把作品当作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的模型,并借由这样的模型影响社会现实。他必须邀请观众介入创作过程,在作品中建立艺术与人的互动。

6. 贝尔纳.斯蒂格勒为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希达(Jacques Derrida)的学生。他的哲学思想关注当代环境的变化,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心理学、或是数位科技的发展。2006年起,斯蒂格勒担任庞毕度文化发展部主任,并创建了「创新和研究中心」(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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