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人来说，非洲无疑是个陌生的大陆，当地的文化现况，对台湾观众来说也显然是陌生的。香港「世界文化艺术节2017」在去年十一月份举行，以「跃动非洲」为主题，带来许多当代非洲的各类表演，而应国际剧评人协会香港分会之邀访港的剧评人郭亮廷，在此期间观赏演出并参与相关读剧与座谈活动，则透过本文记述了他的现场观察与借此机会认知到的非洲表演现况。
说是这样说：艺术跨越了文化和种族的藩篱，所以艺术无国界。矛盾的是，就是有些国家的艺术比其他国家更「无国界」，而且还都是些或新或旧的帝国主义国家，比如英美、德法、中日。因此，虽然国家底下包裹了许多危险物品，像是爱国主义、民族意志等等，国家却仍旧是一个有用的标准，用来测量我们知识版图的偏狭，令我们意识到艺术不但没让国界消失，文化殖民还让许多国家被消失。不消说，台湾对于前殖民地的陌生就是一例，包括邻近的印尼、韩国、马来西亚等等，当然也包括对台湾自己。
这是为何，今年香港举办的世界文化艺术节以非洲为主题，令人格外好奇。毕竟台湾对于非洲并不是无心忽略，而是故作无知，台湾政府向来故意消音非洲，以掩盖自己做过的那些肮脏勾当，例如一九八○年代南非因为种族隔离政策，受到国际社会经贸制裁时，台商却趁机大举南进、发灾难财。最糗的莫过于前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相继邀请当时的赖比瑞亚总统泰勒（Charles Taylor）访台，为了留住邦交国金援他4.6亿台币也就罢了，居然推崇这位在狮子山内战期间搜刮血钻石、强征儿童充军、迫害异议分子、统治期间造成廿万人死亡的军阀，是西非民主的推手。唉！这么说吧，这次受国际剧评人协会香港分会之邀，与其说去看节目，不如说去长知识，去意识到台湾关于非洲所制造的无知。
被殖民者的悲剧
在四天的行程当中，我大部分对于非洲现况的认识，都来自香港剧评人陈国慧，和现任国际剧评人协会副主席、在奈及利亚奈萨拉瓦州立大学（Nasarawa State University）剧场与文化研究学系任教的丹窦拉（Emmanuel Samu Dandaura）教授。
丹窦拉堪称本届艺术节的非洲文化大使，几乎每一场演出的演后座谈，都可见他滔滔不绝地对香港观众解说非洲戏剧史、欧洲和非洲及非洲和自己内部的文化冲突等等，一边搭配他直到演出前一刻还在赶工的ppt。尤其是十一月五日从下午到夜晚的两场读剧活动，他分别针对索因卡（Wole Soyinka）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与芭伦吉（Violet Barungi）的《拼死阻止》Over My Dead Body，偕同剧本的粤语译者潘诗韵与观众对话。
我不谙粤语，肯定令我的接收打了折扣，但如果语言不是剧场的全部，从演员的话剧式表演、朗诵式的声音表情、只动嘴巴不动身体的台词丢接，我判断这两场读剧的质量并不太高。牯岭街小剧场的「为你朗读」读剧节经年办下来，让我们明白读剧不只是售票的读本行为，而是某种低限的表演实验，它甚至可以传达正式演出都未必演得出来的某种语言和身体的质朴的美。
回到《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的读剧现场。论者时常提及这出戏有个爆炸性的剧情发展：按照奈及利亚约鲁巴族的古老习俗，国王驾崩之后，他的爱犬和爱驹、连同他的侍卫长必须一道陪葬，而这其中被族人视为连通死者、生者、未出生者的神圣，却被殖民地的行政官视为野蛮，于是行政官打断仪式、逮捕正要赴死的侍从官，满以为完成了一场人道救援，没想到却让侍从之子代父牺牲，蒙羞的父亲也跟著用牢里的铁链绞死自己。论者很少提到的是，这桩发生在一九四六年的社会新闻，索因卡是用一种驳杂的语体改写的，英国殖民者说的是白话文，族人说的则是诗的语言。前者活脱脱是一幕写实主义戏剧，后者一上场，希腊悲剧的气势就轰然出现了。单以这点来说，话剧式的舞台处理就是失衡的，而且刚好坐实了戏里走唱说书人的指控：「在异邦人的虚空之中，我们的世界正分崩离析。」诗意栖居的非洲大地崩塌了，因为殖民者的统治语言根本没有诗意。这同时是一出关于诗的语言被毁坏的悲剧。
丹窦拉在演后座谈延伸了这出戏的悲剧意涵。他特别强调，索因卡极为反对将这出戏里英国殖民者和约鲁巴人的冲突，化约成欧洲价值和非洲传统之间的文化冲突，因为文化差异是一个太过方便的标签，让自己和他人非常安全地处于互不关心的互相尊重。比如有一场戏，从英国习医归来的侍从之子质问行政官夫人，这个城镇上所举行的仪式性自杀，真的有比当时世界大战所号召的大规模自杀更糟糕吗？他不是要你尊重他的死亡风俗，而是要你质问自己，现代国家不是让人更没尊严地死去吗？同时，丹窦拉认为，这种死亡崇拜和当代的自杀攻击也不无关系。
是什么关系呢？他没多谈。我希望他的意思不是国王的侍从官和自杀炸弹客，无论你喜不喜欢，都得承认他们是为荣誉而牺牲的英雄。假如是的话，我们最好想想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话：不幸的并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英雄，而是一个国家还需要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