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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玛》导演特尔左布勒斯(许斌 摄)
焦点专题 Focus 跨世纪的《叶玛》 身与心的锻造

以当代的政治性,和当代的观众对话

访《叶玛》导演特尔左布勒斯

继二○一六年合作《酒神女信徒》,国家两厅院再次邀请希腊阿提斯剧院(Attis Theatre)创办人特尔左布勒斯(Theodoros Terzopoulos)来台,与副导演史特罗帕斯(Savvas Stroumpos)亲自甄选台湾演员,并由林子恒、蔡佾玲带领演员集训数月,搬演西班牙剧作家罗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的《叶玛》Yerma,这也是他在一九八一年首度执导此剧后,相隔卅七年后再度执导。本刊特于排练空档前往专访导演,与他聊聊本次《叶玛》的制作发想、他的剧场信念及和台湾演员、艺术家工作的经验。

继二○一六年合作《酒神女信徒》,国家两厅院再次邀请希腊阿提斯剧院(Attis Theatre)创办人特尔左布勒斯(Theodoros Terzopoulos)来台,与副导演史特罗帕斯(Savvas Stroumpos)亲自甄选台湾演员,并由林子恒、蔡佾玲带领演员集训数月,搬演西班牙剧作家罗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的《叶玛》Yerma,这也是他在一九八一年首度执导此剧后,相隔卅七年后再度执导。本刊特于排练空档前往专访导演,与他聊聊本次《叶玛》的制作发想、他的剧场信念及和台湾演员、艺术家工作的经验。

2018国际剧场艺术节

狄奥多罗斯.特尔左布勒斯《叶玛》

11/2~3  19:30   11/4  14:30

台北 国家戏剧院

INFO  02-33939888

Q:您在一九八一年曾于北希腊州立剧院执导《叶玛》,卅七年后再次制作该剧,有什么异同之处?

A自上次执导《叶玛》,最根本改变的是我自己:我不再年轻,我对生活和艺术的看法都不同了。但同时这个世界也变了,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年代,被科技制约,一切都不一样,这也影响了我。

《叶玛》是一个经典文本,剧中探讨的许多根本议题,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也还会持续存在。我们看到叶玛,一个渴望生育的女人却没办法被满足,那是她丈夫璜(Juan)的问题,她却要背负无法生育的责任与罪恶。除了该故事线外,剧中还有“duende”(强烈、深沉的情绪和感受)(注)、激情、爱与死亡等主题,这些都是文学、艺术亘古不变探寻的原则。

与卅七年前不同的是,这次我看到了更多政治性的层面,试图带入更多与当代社会的连结。我们知道在罗卡的年代,西班牙正面对法西斯主义兴起;若我们仔细阅读《叶玛》的台词,能从中发现人们的价值观是要专注在金钱、家庭及宗教上,女人不能沟通、无权表达。我会将叶玛的丈夫璜诠释为中产阶级意识的代表,整个作品中,我们会看到中产阶级的强调宗教、家庭价值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疏离及恐惧,而这些也正是现在支撑世界各地法西斯主义形成的价值观。

在这次我也看到了更多「人民的参与」,体现于剧中即是合唱歌队;我想传达的是,面对这样的世界、这些社会的改变,常民大众如何反应、他们如何彼此相遇、如何看待这些故事,以及他们该怎么做。在现下,每个人都是叶玛,每个人都是璜,每个人都封闭在彼此无法沟通的世界里。最重要的必须是人们怎么找到迷宫的出口——那个科技、全球化以及现代性所创造的迷宫;新自由主义、新民族主义等现代产物的兴起,这都是卅七年后现在的我所看到、要透过艺术去对抗的。过去我导该剧专注在其中的死亡、爱欲及悲恸(pathos),作品非常成功,但在廿一世纪的现在,我必须以当代的政治性,和当代的观众对话。

Q: 您曾说当今社会的问题是人们不再有冲突。上一次《酒神的女信徒》您透过阿波罗(理性)和狄奥尼索斯(直觉)的冲突,让人类的冲突重返。在《叶玛》里的冲突是什么?其中的冲突对当今社会及人类本质的重要性是什么?

A承上所说,《叶玛》要讲的还是生活及艺术最根本的那些原则。叶玛这个角色面对的是自身内在的冲突,以及与丈夫的冲突,而后者并非是像太阳神与酒神的对立,在这里,丈夫是完全消极、负面的。造成叶玛冲突的是孩子的缺席,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它开启了叶玛的探寻。她看到内在的混乱,被困在这迷宫里,为了找到出口而去冲撞丈夫、社会和宗教,因而我们可以说叶玛是个叛逆、不落俗套的女人。在她自身的冲突里,我们看到了人类存在的混沌,进而开启探寻人类存在深层本质的旅程。

从叶玛的冲撞,我们再次回到了理性与直觉的冲突,如在那些成为经典的剧目中所见。叶玛采取了行动,但我们没有看到冲突的结果;在一些经典里,我们看到太阳神所代表之理性的短暂胜利,在其他则是酒神所代表之直觉的暂时上风,但那永远不会有平衡的一天,冲突会不断发生,两极会持续冲撞与辩证。

然而在现代社会全球化下的生活里,人类不再有冲突,我们活在虚拟现实中,我们透过虚拟的滤镜观看生活,却没有活在真正的当下,我们并没有真实的感受,这些从城市街道上的人群就可以观察到。我们只是琐碎的材料,等待著被拼凑。因此,将叶玛这个经历悲恸的疯狂女人带上舞台,会是很深刻的一堂课:如何去找回那巨大的能量、巨大的悲恸及那巨大的惊叹、恐惧感受——「敬畏」(awe)。

Q: 在您的剧场美学中,我们常看到疯狂、癫狂、迷狂等元素,或简单来说——游走在生命和死亡间。您的剧场美学如何体现在这次《叶玛》的作品中?

A当观众一看到这个《叶玛》的演出,会立刻感觉到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死亡的前厅」这个灰色的地带,因此,你可以说这和贝克特和布莱希特的剧场很相似,一切发生的事都是事先被决定好的。我们并不会看到通俗剧场、侦探小说或是电视影集里强调的悬疑感。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像是在悲剧或是那些伟大的艺术里一样,立刻进入先决的命题里。在悲剧里,一切都关乎命运,所有发生的事都是神的渴望和意志。

在如此创作意识下,我将时间拉展开来,进入其中形成的「中界时空」。我常强调,艺术创作即是要从A点走到B点,但永远到达不了B点,就像奥德赛回不到伊塔卡那样,我的演员必须将这两点拉开,在其中探寻,观众也跟著他们的旅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中界,他们不需要按照字面逻辑去诠释文本或角色动机,他们从另外的维度深入内在,发出「我在做什么?」、「这一切是关于什么?」那些对存在本质的探问。也因此在这次的《叶玛》及我的剧场里,表演像是仪式,在仪式里我们抛弃情节、角色等,深沉地去探求存在的本质。

Q: 如您所说,《叶玛》所要探寻的冲突与经典悲剧在根本上是相同的,您执导《叶玛》的方式和希腊悲剧有何异同?

A《叶玛》在结构上与悲剧上不同,除了罗卡在台词、角色的书写不同外,其中会穿插许多小场景,进出场也较复杂。在悲剧里我们看到人物出场较简单,可能是信差甲、乙、丙,且他们都有同样的分量;在《叶玛》可能就是两个、三个、七个女人,台词是诗,不像悲剧信差进场要揭露重要讯息。在这部分《叶玛》比较接近写实戏剧,我会说它是「诗意写实」。

但并非因为如此,就能说《叶玛》比较接近通俗戏剧,尤其是那些在莫里哀或是易卜生影响后,注重主角心理活动的那些欧陆通俗戏剧。在通俗戏剧中,主角为了行动要把自己的情绪藏起,用谎言来遮掩另一个谎言,但悲剧并非如此。在悲剧里,一切是绝对、直接的,情绪和感受是开展、明白的。《叶玛》里「璜」的内心活动都展露在说出的话里,不隐藏情绪,不谈判协商;叶玛也是,其他角色也是,因此我会说《叶玛》是更接近悲剧的。

Q:能否谈谈第二次与「十鼓击乐团」合作,以及与迷火佛拉明哥舞坊的林耕老师合作的经验?

A上次与「十鼓击乐团」的合作十分成功。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只会有三个乐手,并减少鼓的使用;我们尝试用不同的乐器,来创造更多内在的氛围。听觉设计上除了十鼓的艺术家,还有一位佛朗明哥的吉他手Sergio Muñoz,为演出带来不同的能量、节奏。

目前排练分两边进行,一边是副导演和演员工作,一边是我,林耕也会带演员进行舞蹈的练习。戏的尾声有一个如地狱般的庆典场景,我会使用佛朗明哥的元素,将不同动作融合到阿提斯的剧场美学里。

Q:如这次的《叶玛》,您常自己设计您作品中的舞台、装置和服装,能否谈谈您的创作过程?

A过去我与许多设计合作,像是服装设计Giorgos Patsas;我也曾与义大利贫穷艺术(Arte Povera)的创始艺术家之一Jannis Kounellis合作,一起创作十数个舞台及装置,去年预计要一起设计《特洛伊女人》的舞台,但最后他离世了。要找到合适的设计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可能无法理解我,我就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

我通常会有个整体声响、服装及空间的设计概念,因为那些元素都必须要和演员及表演的美学统合,不可能每个环节都是另一个的风格。和理念不合的设计工作可能就有风险,工作过程更让人疲惫,因此我选择省去那些沟通、一步一步做确认的环节,自己做设计。

再者,我创作的并不是戏剧的剧场(dramatic theater),在那样的剧场里,可能只需要一张桌椅、两扇门和一堵墙就是全部的场景,不用有改变。在我排练的进程中,设计会不断地改变。对我来说,剧场最重要的就是演员——演员的身体、声音和能量;开排前,我会有个初略的设计概念,但我必须依据演员的潜能来改变舞台和装置的使用。也因此我的剧场空间几乎是接近空台,进而运用不同的元素,来建构我的舞台美学(scenography)。

Q:在您的演员训练方法中,您很强调「集体」(collectiveness, collectivity)的概念,这个概念会接著运用到排练及演出上。在您的作品中,这个集体性的意义为何?

A如前所述,剧场最重要的是冲突、能量,还有这里说的「集体性」,即再次将人们视作是一个群体,这也是剧场雏形古希腊节庆所强调的,合唱歌队的角色自然十分重要。我们当代的问题就是,日常生活中失去了如此的集体性,在剧场里也失去了这份集体的能量,关注的就只是单一角色的心理流动。

因此,对我来说剧场最重要的还是演员集体的训练。举《酒神的女信徒》为例,重要的不仅是其中的剧场美学、形式与政治性意图,重要的还有人们和演员作为集体所产生的能量,以及年轻演员的训练。在《叶玛》,有上次的演员,也有新加入的,我看著他们持续训练、工作,尝试深入探索我的方法和他们的内在,这即是制作的教育意义,也正是我所珍视的;尤其子恒和佾玲也是表演老师,他们参与制作的同时,也延续著这层教育意义。

制作关乎的不只是场面、效果、票房或演员,那些固然要紧,但最根本的仍是教育,是和当地的演员及剧场对话。我到每一个国家,几乎都会开工作坊,教授我的训练方法,当地也会出版关于阿提斯方法的著作,这是我做《叶玛》和任何所有制作中最重要的层面。

Q:自二○一三的《普罗米修斯》起,您或副导演史特罗帕斯几乎年年造访台湾演出、举办工作坊、演员甄选和执导。您到现在已经和《叶玛》的演员们工作两周了(编按:访问当天是九月十日),有什么发现吗?

A在过去的两周里,我看到他们巨大的进展。他们和副导演训练、工作,每一天我都看到他们的进步。起初的一两天,我其实还不大确定,但接著他们真的很令我惊艳。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尝试,并享受其中。尤其如前所述,这个文本结构比起《酒神的女信徒》复杂许多,要制作绝非容易之事;然而他们个个都像运动员一样,努力地往身体及内在深处探索,开展他们的声音、身体及能量,并尝试转化这次《叶玛》制作的各种探求与体验,这是很好的征兆。

注:duende,西文,意为不可思议的魅惑力量,或指小精灵;当你说某艺术作品、表演「有duende」 (tener duende),特别是在佛朗明哥里,即代表它带来强大、深沉甚至黑暗的力量与感受。关于duende于艺术上的意义,可见罗卡1933年的演讲《Duende的游戏与理论》Juego y teoria del du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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