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忏悔：当诸众被重新抛至殖民者前

事实证明，战争的集体性，大多时候皆是被建构出来。那场甲午战争激起的系列波澜，后来又延续到二战，催生出高俊宏《小说：台籍日本兵张正光与我》里的故事。其中纳入台籍日本兵的日本帝国战争面貌，又是另一个层次的场景。若想观测这系列历史切片间黏稠的关系，则除了台湾既有的资料，《夹缝辙痕》则提供了超越台湾视野的另一种观点，为跨帝国、身分认同的诸众样貌，增添了新的可能。

52PRO！《夹缝辙痕》

2/29 台北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乌梅剧院

二○二○年二月廿一日晚间在华山乌梅剧院台湾首演的《夹缝辙痕》，到三月十七日止已在《PAR表演艺术》杂志与《表演艺术评论台》分别收得一篇与七篇评论。为多数评论人所注目两大重点是：第一，故事触及时间中爆发的两场战争，从「为生（生活）而战，到为（国家）死而战」（注1）的差异；第二，则是国民与国家间心理与社会结构扭曲、复杂的关系。

在国家背后的个人

在前者的讨论相对较无异议的情况下，针对后者则衍生诸多看法。三月十二日吴思锋提出疑问：「此作调度出来的渔众的庶民形象，是否具有作为以他者解构国家（主义）的能动性？还是反而巩固了国民国家的结构？」（注2）笔者以为，在多篇评论中皆可找到对应回答。首先，王威智于三月六日的文章指出，透过同是杀人菁英的两人，玄吾已能完全融入渔船生活，相反地，长治却希望破坏此平衡，换取自己生活的安乐，此举呼应日文版节目手册中编剧所说：「先要有个人，才有群体的存在」的理念。程皖瑄于三月十七日的文章（注3）则以《菊花与剑》，试图理解玄吾从不愿意到愿意顶替长治重赴战场，这个既留白又过于模糊的悬疑该如何解释，认为杀人菁英的过去被当众揭露，无法容忍名誉瑕疵的玄吾，最终才选择顶替长治，接受征召。

实际上，从整体故事线看来，长治起初带著不成材义弟投靠玄吾一行人，到最后长治阴谋逐渐暴露，衍生出众人不同选择，是渐渐揭露出所有人各怀心思的过程。包括船长十三郎因愧疚感压迫，酿成伙伴受伤，多数船员接受玄吾过去，玄吾重上战场，长治接受这份或将以生命为代价的帮助等。包括台上密集上下舖的宿舍景观，整齐的作息，是最能代表此精神的画面。然而，随著剧情推进，从中后段起密集上下舖的意义，也渐渐转为比邻窝藏痛苦、鬼胎的巢穴。尽管故事最后在新队伍重新启航、高歌的画面，搭配玄吾著军服的身影，似乎又重新抵达另一种集体的、日本的平衡，但这种统一性背后的复杂，就剧本层面，已与开场的单纯样清楚区隔（奇怪的是，导演确实未就此剧本层面多加琢磨，因此全剧的实际态度并不清楚）。

超越台湾视野的另一种观点

此外，众所周知，于剧末爆发的甲午战争，后来由主动侵略的日本帝国胜出，并在马关条约下接收了台湾。这使得本作在台湾的演出，生出另外的意义。此前就甲午战争历史来看，台日双方一直是被侵略与侵略的关系，但借由表演与剧情，原先统一、集体性的侵略者面孔，因故事被裂解为更复杂、怀抱各自痛苦挣扎的「诸众」，因此连带将在场台湾观众从集体意识，进一步带向非国族的个人层次，造就了超越忏悔与原谅，双方人马在百多年后的重新相遇。这次，见面非关战胜或战败、也非关殖民与被殖民，而是确实有此瞬间，经历恐惧与哀怜洗涤，彼此竟能以人与人的身分互相坦诚，并彼此谦卑地诚实。这种借由扣紧剧场、表演、编剧，而在当代产生的精神转变，在剧场实属难得。透过虚构，故事将遥远的一八九四年抛至二○二○年的乌梅剧院里，让人重新看见当初那「一群侵略者」的内里是如何复杂，近乎难堪。这或许，也是此作在台演出的最动人之处。

事实证明，战争的集体性，大多时候皆是被建构出来的。甲午战争激起的系列波澜，后来又延续到二战，催生出高俊宏《小说：台籍日本兵张正光与我》里的故事。其中纳入台籍日本兵的日本帝国战争面貌，又是另一个层次的场景。若想观测这系列历史切片间黏稠的关系，则除了台湾既有的资料，《夹缝辙痕》则提供了超越台湾视野的另一种观点，为跨帝国、身分认同的诸众样貌，增添了新的可能。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