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对应与思考刺激？曾造访欧洲考察剧院经营与剧场生态的导演许哲彬，透过本文介绍欧洲德语区与英国剧院的公共性面貌，在创作、活动企画上，如何与社会紧密互动……
疫情尚未发生的2019下半年，我得到国艺会海外艺游计划的资助，前往欧洲与英国考察剧院经营与剧场生态。接近旅程终点之际，我在苏黎世和曾来台演出《夜半鼓声》的德国导演克里斯多夫．鲁宾（Christopher Rüping）碰面；刚离开慕尼黑室内剧院（Münchner Kammerspiele）、正准备加入苏黎世剧院（Schauspielhaus Zürich）新团队的鲁宾在排练空档和我沿著河畔蹓狗，一边回答我丢出的种种围绕著「剧院」的问题。
「那，台湾的国家剧院的『Representation』是什么？」鲁宾突然回抛了一个问题过来。
我卡住。想著这个词究竟该怎么翻成中文来理解诠释的同时，近两个月来走访的剧院与访谈对象们所分享的内容毫无防备地冲上脑袋、堵住正准备吐出答案的嘴⋯⋯
德语区剧场：提供人民思考与讨论的场域
台湾的剧场创作者与观众，对于德语区剧场（德国、奥地利、瑞士）的印象通常是其激进的表现形式与议题内容，或是既大胆又昂贵地令人瞠目结舌的舞台美学。表面上，这令人生羡的创作条件看似因为德语区剧院大约有百分之80左右的预算来自政府支持，创作者与剧院才得以专注于艺术核心而非票房压力；然而，追根究柢起来，德语国家如何看待「剧院」于社会中的存在，才是关键之处。
剧院，在德语国家的传统里，被视为与学校、医院类似的公共性机构；学校传授人民知识，医院医治人民病痛，剧院则提供人民思考与讨论的场域。比起娱乐民众或经济效益，承袭启蒙主义时代精神至今的德语区剧场，更强调反映政治现实、批判社会现象、引发观众反思等戏剧的社会性功能。光是全德国就遍布著超过180座「公立剧院」，而其中构成当代德语区剧场面貌最主要的「市立剧院」（Stadttheater）们，从合作艺术家名单、剧季论述、剧院定位、驻团演员（Ensemble）组成、教育活动设计等诸多面向互相竞争、经营各自美学路线；与此同时，也齐力建构出德语区观众所处的地区／城市／国家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这般百花齐放的剧院风景，也是刚见证结束表演艺术圈「两厅院独大」阶段的台湾观众所难以想像的。
2014年起接任柏林高尔基剧院（Maxim Gorki Theater）的朗霍夫（Shermin Langhoff）不仅是德国公立剧场史上第一位土耳其裔的女性总监，她与戏剧顾问背景的联合艺术总监希列（Jens Hillje）将高尔基剧院定位为「后移民时代剧场」（Postmigrantisches Theater）。在这里，所有的演出和相关活动都与移民、身分、族裔、社群、城市议题紧密扣合，朗霍夫一改以往白人当道的剧场正统性，开放了更多元族群背景的创作者进入剧院，甚至成立了「难民驻团演员」（Exile Ensemble），并且在剧院的每一场演出都配置英文字幕，回应柏林这座国际城市的观众需求。演出之外，「高尔基论坛」（Gorki Forum）则是定期的主题讲座与研讨，由剧院常设的戏剧构作部门规划，邀请各领域专家、社会学家或政治家，针对特定议题与观众讨论，而非服务单一制作演出的周边行销活动。
瑞士苏黎世剧院则是一个反映了德语区剧场如何面对观众人口老化、艺术疆界液态化、剧院如何作为公共创意中心、即时回应当下社会等问题的一个有趣例子。2019年甫上任的两位新艺术总监——导演史特曼（Nicolas Stemann）和戏剧顾问布隆柏格（Benjamin von Blomberg）邀请了8位包含视觉艺术和当代舞蹈背景且国籍与文化背景多元的青年创作者担任驻团导演（In-house Directors），将剧院定义为艺术发生地而非剧场空间，重新论述剧场与年轻世代的关系。
除了创作，这些驻团导演们也被赋予其他「任务」：视觉艺术底子的吉榭（Alexander Giesche）重新打造老旧剧院的大厅；戏剧教育背景的居勒（Suna Gürler）则身兼剧院的教育部门经理来为青少年规划戏剧课程与活动；而2020上半年疫情爆发之际，剧院被迫暂停现场演出，导演鲁宾则根据奇士劳斯基的电影《十诫》改编为9集的线上直播展演，回应疫情下的人类状态。
无论是高尔基剧院明确地将自我定位落实在艺术面与经营面，或是苏黎世剧院的体制内艺术家们不只在作品中回应社会，也必须面对结构内的公共责任，皆体现了德语区剧场所实践的社会性功能。
然而，（从创作者角度看来）仿佛乌托邦般的德语区剧场，对于缺乏深厚社会脉络的台湾是否太过于理想化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