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剧场与否，职场总在权力结构之中。然而健康的结构中，人与人即便偶有磨合还是能找到平衡点。「情绪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以下简称情勒）（注1）则是一种失衡。许多人所熟知的情绪勒索来自家庭，若是在现实生活其他情景遇上情勒的话语控制，往往不是无力抵抗，而是被勒索了却浑然不知。受勒索者其实有3种共通的感觉——恐惧、责任、罪恶感，在这样负面的垄罩之下，会使人困惑、孤独并压抑自我，于是不断上演被勒索的循环。本文将提出剧场作品与表演艺术职场中的情勒话语案例，供读者趋吉避凶。
玛莉咏．席耶菲《暗黑珍妮》
2021/10/14 20:30 OPENTIX Live
「情勒」之王：剧场与评论文献回顾
剧场观众对莎剧三大家庭情勒之王——《Coriolanus》中的母亲Volumnia、《King Lear》中的父亲李尔王、《Macbeth》中的妻子马克白夫人已经耳孰能详，或许也注意到台湾剧场近年讨论情勒的作品也同样介于家庭成员间为多，情侣或职场之间则少。相较来说，伊莉莎白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政治环境中的「日常互动」几乎不是自然发生而是精心制作的，请求更是以仪式进行的，于是，情勒往往能透过「请求仪式」（supplication）达成。在勒索者低姿态的请求中，最细微的语气或重点变化即可在黄金盛世对受迫者施加意想不到的压力和约束力。2000年以降，台湾作品若包含情勒，通常以它作为剧情的解答，解答人物的心理动机与行动是受情勒而固著，受迫者尝试突破但往往未果，使观众同理受勒索的共通感觉：对勒索者恐惧，认为对方不顺心是自己该负的责任，并对这段关系怀有罪恶感。
在台湾评论文献中，以亲执辈勒索子女辈的作品例如海籽剧团《Oh! Hero》（2020）的母女、台南人剧团《Re/turn》（2018重演版）的母女、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2019）的母女、正明龙歌剧团《犀望》（2021）的母子和四把椅子剧团《遥远的东方有一群鬼》（2017）的母子。非常遗憾地，上述剧情中勒索者都是母亲，少有父亲，并且多为社会地位受限、难以实现自我而生气叨念的母亲。这或许是因为自虐型和悲情型勒索者较易辨识。《Oh! Hero》的母女互动其实可见施暴型勒索，他们上演了情勒不断循环的6大特征，「母亲要求、女儿抵抗、母亲施加压力、母亲以女儿不乐见的结果威胁、女儿顺从、母亲得逞后又重演要求」，（注2）这个循环从上半场言语暴力威胁一路进展到下半场肢体暴力威胁。若观察《Coriolanus》中的母子，可见情勒的动机不仅有愤怒或恨，也可能是自恋或自保；勒索的方式不仅有碎念，剧场史和电影史上有的Volumnia以谦卑但诉诸大义的高雅姿态长篇大论，有的以柔情却令人不安的肢体接触来逼人就范，展现了不同类型的施暴。
罕见地，2019年未指称共作场《无╱法╱对╱白》探索了孩子勒索家长的剧情，不过，在此勒索者依然是女性。剧中，因戒严时期补偿条例的颁布，深信父亲受迫害的女儿希望申请补偿而对父亲展开情勒。此剧可以看见勒索者惯用的手法：赋予责任感和造成罪恶感。女儿的勒索诉诸父亲因缺席未负的责任，并胁迫父亲对他当年实为共产党员的罪恶感。
即使台湾职场情勒已属社会的普遍现象，讨论职场情勒的作品却微乎其微。2021年演出的《请问，有没有便当？》为少数中的案例。简韦樵在评论该剧时提及表演艺术产业的劳动特性，「在这样如此依赖人脉，又不能得罪『前辈』的圈子里；每一次的生产背后，关系不平等的压力与『共体时艰』的情绪勒索无所不在。」（注3）为什么搏感情的剧场很难「明算帐」呢？
李铭宸则于专栏文章中提过同属血汗劳动的视觉艺术产业如何共事，「通常都是以艺术家为主啊，谁适合就做，不适合就换掉，大家都是来成就所谓的作品，但这就是很明确的工作，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似乎，视觉艺术至少已形成在商言商的秩序，将「专业」定义为劳动与社交一码归一码。然而剧场却相反，「但剧场好像很在乎人，很强调人的组成，但很多时候反而变得互相吃豆腐，或者不顾人情就事论事反而变得不太专业。」（注4）
为探究如此现象，《请问，有没有便当？》作为论坛剧场（forum theatre），是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刻意公开谈论人情压力与剥削结构的尝试，以使更多剧场工作者明白艺文工作者也是劳动者并拥有劳权。另一方面，除演出外，匿名的「黑特剧场」也曾以正能量共同爱护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黑特网民数度发文呼吁职场新鲜人当心雇主各式不合理要求，甚至提供「徵音乐剧大陆巡演」等求才关键字使知情板友避开情勒职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