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德．波娃的回忆录《一切都说了，一切都做了》，法文书名叫Tout compte fait，原意直说就是「清算、结算」：到了一个年纪或一个阶段，把过去种种算一算，出清存货。
话说你在闹市登上计程车前座（安全之故，巴黎纽约这些大都市，计程车前座多不载客），广播放著轻柔的古典音乐，旁边的女司机像希区考克电影《迷魂记》里的金．露华（Kim Novak），金发挽成漩涡一般的髻，干练的穿著又像《乱点鸳鸯谱》（The misfits）里的玛丽莲．梦露。她摆著一张蒙古人一样的酷脸，正眼对著方向盘，当广播跳到一首当代小提琴协奏曲，你轻轻挪动身体，正准备专心倾听，金发司机却以为你不耐，把广播切换到轻音乐台，顿时之间你仿佛来到香格里拉大饭店的迎宾大厅，波尔玛丽亚大乐队在香槟云影中欢迎你，你稍微清清喉咙，客气地对司机说：「请问您是芬兰女高音卡丽塔．玛提拉（Karita Mattila）吗？我喜欢刚才哪首小提琴协奏曲，也很喜欢您的演唱。」金发司机并不答腔，只是酷酷地把频道转了回去。你不死心，接著说：「我喜欢您在夏特列剧院唱的《奥泰罗》、《阿拉贝拉》（Arabella）。」女司机瘪瘪嘴，露出一点得意的神色。你又说：「还有《颜如花》（Jenůfa）……。」冰雪瞬间融化，金发司机绽放笑容，说：「那个你听过啊，快20年了……」
在清晨醒来，法国乡下的秋天比台北寒流来袭时更冷，远处一辆汽车发出哔-哔-哔的声响，我躺在床上回想刚才的情节，一时之间还弄不清孰真孰梦。我想起另一个清楚记得的梦，义大利指挥家辛诺波里（Giuseppe Sinopoli）西装笔挺地坐在一个欧式的木窗边，含蓄又有距离感地微笑著，我伸手狠狠扯了他蜷曲的络腮胡几下，雀跃地跟他说：「你还活著？你还活著耶 !」。
梦到辛诺波里是2001年5月初，也就是他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指挥威尔第《阿伊达》心脏病猝逝之后10几天，当时我来巴黎读书已经两年多。辛诺波里是我来法国之前就听过现场音乐会的指挥大师之一，1994年他带德勒斯登国家管弦乐团在台北国家音乐厅连演3场理查．史特劳斯的音乐会，从《英雄的生涯》、《阿尔卑斯交响曲》到歌剧《艾蕾克塔》，那些年来台湾的乐团不算少，但演来演去，常常都是德弗札克《新世界》跟贝多芬第七这类「口水歌」，德勒斯登这种大阵仗原汁原味的德东之声很罕见，我天天翘补习班去现场报到，却没想到几年后正准备在巴黎重温他的现场音乐会，却传来他的死讯。
俱往矣，转瞬间我居然也到了可以「结算」的年纪。虽然不至于「访旧半为鬼」，但听过的声乐家已经替换了两个世代，2000年前后，玛提拉在巴黎一个一个角色唱，《颜如花》搭的是知名英国女高音、中年转次女高音的普萝莱特（Rosalind Anne Plowright），《阿拉贝拉》搭的是伯恩斯坦一手捧红的汉普森（Thomas Hampson），《奥泰罗》搭的是大众已经遗忘，但知音却视为传奇的阿根廷男高音荷西．库拉（José Cura），这是我在巴黎听的第一场歌剧，半舞台形式（semi-stage），年轻气盛的郑明勋为了展现高丽欧巴的魄力，从头背谱指挥。库拉学指挥半路插花唱男高音，当红之际曾被视为多明哥、卡列拉斯的接班人，可惜生涯很短，只能从少数影音去追溯他当年的英姿，他还录过一张歌剧一般灿烂的拉赫玛尼诺夫交响曲，断版也已多年。
2016年搬到巴黎远郊之前，我一周几个晚上几乎可以直接在电影院或音乐厅打地铺了。搬家以后嫌路途遥远，去巴黎听音乐会先经漏斗再用滤纸筛几遍才敢订票，尿袋还没绑，先变成一个「罐头音乐」的重度食用者。金属做的、黑胶压的通通当作各种口味的「安素」灌进肚里。过去听的音乐会只有一次又一次地在心中结算，上天堂的海汀克、阿巴多、鲁普（Radu Lupu）、杨颂斯只能缅怀，卸了妆的名伶只能梦中相见 ：偶尔结算一下年轻时的战果，好像才能像阿Q那样扬起脖子：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