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谢念祖说喜剧是自由的，「因为是大家都可以讲的啊，只要不伤害到人、不要违背社会规范，喜剧就是自由的。」说著，感觉前后句兜不起来，又是自由又是规范的，分明限制重重，哪个才是对的？

不过，仔细一听，谢念祖说的的确是「自由」，而非「容易」，喜剧和自由一样，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毕竟不是为了容易才做戏的，纯粹就是喜欢全场笑起来的感觉。

做喜剧的我，是个异类吗？

谢念祖说自己在念戏剧系的时候就属「异类」，而自2005年投身综艺节目编导，开始制作《全民大闷锅》时，他的异质性就显得更高了，创作思维开始分成两类：电视上的笑点以及剧场里的幽默。总而言之，其作品横竖都得是好笑的，无论萤幕前或者是剧场里皆然，也必须如此——他天生喜欢看大伙儿笑成一片的样子。

「我是国立艺术学院第8届的，记得当时因为学校资源有限，一班只能有6个人主修导演，只好展开征选，要我们各自导一出短剧呈现。那时候我导了经典喜剧《谁在一垒》，大家看了都好开心。不过，有个老师就问：『你一路走来都做喜剧，这样好吗？』」谢念祖回忆大学的这段往事，说的历历在目，他也清楚记得，自己那时候还没来得及回应这问句，另有位老师便率先开口：「若有个人都去打NBA了，就不要让他去踢足球啦。有天他想做悲剧自然就会去了。」

言下之意，鼓励谢念祖不要客气，朝喜剧的球路迈进吧。

「这个老师，就是罗北安。」谢念祖说。

时隔30来年，他想做悲剧的那天还没来到，依旧满脑子想著哪里好笑往哪里冲去。多年前，谢念祖从剧场到跑道综艺节目，接著成立了自己的团队「全民大剧团」，捕风捉影社会中的议题时事，任何严肃的想法，被他相中以后，都是喜剧。

比方说《当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讲的是婆媳交恶问题，却能被让全场让乐得笑中有泪；《最后一封情书》讲述安宁疗护，哇，这够沉重了吧？然他精心安排，使故事中间杀出叔姪联手诈骗遗产的情节，荒谬非常；就连在疫情中诞生的《仁爱路六号》亦然。

还嫌故事太离奇？现实的荒唐事更多

《仁爱路六号》本由公家机关委托制作，要求与国父纪念馆之地利位置扣紧密扣合，「邀请的契机，就是因为国父纪念馆落成50周年啊。一开始收到这个邀请，我还想直接拒绝，想说这什么题目啊？还不是因为那时候适逢疫情，走投无路，对方保证不管这出戏演不演都拿得到钱，我才接了下来。」

这一接，不得了，衰事鸟事全部被吸附过来，不知这是否为创作者的神秘体质，一旦收到某个命题，整个宇宙都会协助你找到最离奇荒诞的素材，共同成就这个故事的完成。

例如，谢念祖聊起他写剧本的那段期间，偶遇罗大佑，得知他是在国父纪念馆开唱的流行歌手第一人，「然后唱完就被封杀了，说什么国父纪念馆是台湾重要的场所，流行歌手开唱是很不庄重的，馆方好像还发信函给滚石唱片，说罗大佑以后不可以再走进去，也导致那时候所有流行歌手都不能进去开唱。」

「《仁爱路六号》这出戏，根本可以说是台湾最大的室内实境秀了，在国父纪念馆演出国父纪念馆。」说著，谢念祖想到更多塞不进剧本的荒唐之事，例如当年对岸第一次有团队到台湾来演出，那时开演前发生的事：「当时首演的时候差点无法开演，因为北京单位来看了，但演出一开始得放国歌，北京无法接受，那怎么办？国歌得放，戏也得演，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国歌播出时他们退到走廊上，等放完国歌再进来。」

诸如此类，制作喜剧的过程，多得是比喜剧还离奇的现实。谢念祖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