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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人艺术团」演出《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许多 提供)
特别企画 Feature 感觉亚洲|路径01:地缘(二)

多数的小众

民众剧场在亚洲的实践之路

艺文市场本来就小的台湾,在揭开大剧院时代布幕后,市场与观众在哪里的焦虑再一次放大,「放眼亚洲」又成为解套标的。从1990年代的南向、新世纪的新南向及大剧院时代有关亚洲的描绘,「台湾」往往是清晰可辨的核心——常可见挖掘台湾文化的独特性、多元性等起手式的概念,以转译成流通其间的精品,甚至还起到政治外交的效应。放眼亚洲,倒不如说是要让亚洲看见台湾作为重要交流节点。但我们之所以会「南向」,也清楚反映亚洲从来不只是个市场,就像我们对「亚洲」的言说,会提及它是欧洲证成自身文明而创造的他者。

作为西方他者的亚洲,去殖民与反霸权毫无疑虑,只不过当我们的剧场还普遍仰赖国家资助,且由国家艺术机构策动相关计划,我们还可如何摆脱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认识亚洲?

 「以民众为名」的亚洲,还有中国

冷战秩序瓦解后,除了亚洲各国间在政治部分的和解外,经贸往来在全球化大旗下也愈趋紧凑。鲜为台湾剧场圈留意的是,这段约处于1990年前后,以「民众」为名的亚洲剧场工作者在交流演出与跨国共制上有著频繁互动。面向亚洲观众,他们主要演出新自由主义下的弹性劳动者处境,与强调跳出国家疆界的交流视野。

诚然,此一时期的交流惯于把亚洲与其民众视为对抗西方的同质体,压抑彼此之间的社会脉络差异;虽强调以民众为名,但仍以各自身处的政体的地缘政治位阶定位彼此,例如来自相对发达的香港、台湾与日本戏剧工作者,会被认为理当比来自东南亚、南亚的戏剧工作者负担更多演出经费,前者有时还会被后者视为帝国的代理人。正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流视野,导致彼此合作的困境。也是这样的经验,「不想像」或「重新想像」国家,反倒为他们在新世纪的交流,打开了「民众」与「亚洲」的更多认识空间。

2021年起,为了重省这段经历留下哪些线索,差事剧团以「亚洲民众戏剧线上」论坛,找了香港、澳门、东京、北京等地的剧场工作者回顾。一个隐而不显的课题在于:亚洲「以民众为名」的剧场实践,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

自战后就被排除于全球体系之外的中国,1990年代逐渐以世界工厂之姿重返全球舞台。彼时来自香港、台湾与美国——这三地同时也是中国主要外资来源——的剧场工作者为面对中国巨变,跨国共制了《产业外移》(Offshore)、《大风吹》等描绘全球资本与劳动流动的剧码,只不过中国仍是背景般的存在。另一方面,那也是个正要走进后冷战的年代。有著社会主义印记的中国,早已被美国设定为下一个潜在「流氓国家」,特别是刚发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让香港与台湾的剧场工作者对中国产生焦虑,彼此之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众、左派等也有著认知错位。今日,两岸的统独议题与晚近香港爆发的系列事件,更是令「中国」无法直接成为来自香港、台湾、澳门、北京与东京等论坛参与者在台面上的话题,更深层的默契则是当中国已非常资本主义,「以民众之名」的亚洲剧场工作者该如何评估中国革命曾召唤第三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有效性?「以民众之名」的剧场实践如何可能?事实上,来自中国的剧场工作者要晚至2005年前后,才参与形成于1990年代的亚洲民众戏剧网络。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如何看待中国与民众就具有参照性。

《产业外移》(Offshore)海报(差事剧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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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戏剧:以不想像国家,回应社会分化

1998年《亚洲的呐喊3》演出后,亚洲的民众戏剧工作者晚至2005年,才又大规模集结于光州「亚洲广场」艺术节,并首度邀请来自北京与上海的戏剧工作者。这段让中国剧场研究者视之为「从亚洲而来的『民众剧场』观念」的洗礼(注1),著实对我们如何看待「国家与民众」有著启示。

有别其他地方的民众剧场对民众集体抗争的追求,社会主义中国的「集体」长年由国家规范,集体意象或集体实践总从属于国家,直至1970年代对文革的清算,「个体」才有从国家掌控中释放出来的契机。也因此,个人化经验或无涉政治的题材,一度是小剧场对抗极权象征的重要课题;然而改革开放与全面市场化下,从社会主义集体逃脱而出的个体,逐渐被整合成世界工厂与市场所需的新集体——劳动者与消费者(注2)。进一步说,原本被视之为政治主体的「人民」,随中国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构造重新登场于世界舞台,也同时被挤压进底层。

在中国,称之「人民戏剧」或「民间戏剧」的实践,是剧场工作者以民众之名回应社会分化的尝试,他们也曾提出「走中国道路」的民族情感来弥合恶化的阶级矛盾。但最终仍无法回应那些为数众多、无法被计算为公民的「人口」出现——2亿多的「农民工」(注3)。在陶庆梅与孙柏看来,民众剧场的引入正好推进剧场直面这些被国家与资本抛弃的农民工。例如,上海「草台班」的《世界工厂》,让「个体」与不同社会底层对话。「个体」不再只剩消费者面貌,而是透过与不同社会身分者往来,重新摸索个体在中国社会的内涵。以农民工为演出主体的北京「新工人艺术团」与「木兰文艺队」,则以个体生命经验的表述,勾绘出2亿多非关国家与资本的集体轮廓。这些都促使剧场有了不想像或重新想像国家的契机。北京帐篷剧参与者孙柏,即是在这个情境上提议重省(或否定)「民族—国家」构造。他看到的历史养分在于,中国曾为追求全世界受压迫者解放,打破内部官僚并跃出国家疆界的实践。而更为直接的触媒,则是他与日本「野战之月」、「台湾海笔子」在北京共同筑起的帐篷演出。

日本帐篷剧:「多数」寻找多数的情感

二战虽已远去,日本曾作为国家战略的「亚细亚主义」仍魅惑著21世纪的亚洲,这样的亚洲,如何不想像国家?

张承志在象征中国迈向现代大国的2008京奥期间,曾于《敬重与惜别:致日本》记下一段战前日本帝国扩张期间,一股日本民众热爱亚洲弱势者的思潮与行为,从中爬梳了一种并不归属国家意志,甚至带有反政府倾向的「心情的亚细亚主义」历史。他从中提问,当亚洲主义的幽灵再次于亚洲的上空盘旋,日本是否愿意「放弃挤身列强……抛弃亚细亚主义中的帝国污脏」?而彼时正举办京奥的中国是否有勇气「清算盘据体内的大国情节……在崛起中警惕对弱小民族的歧视」?让亚洲主义以民众本位「发掘出新的含义」?现在看来,这样的心情在帐篷剧的实作中延续,也影响中国的剧场思维。

日本新左运动与中国文革的结束,是樱井大造开启帐篷行动的问题意识,但从他的戏剧角色「多数」——反复登场于《变幻痂壳城》(2007)与《七日而浑沌死》(2016),却还体现他坚持以底层视角求索「民众」的关切,这攸关樱井大造自1970年代起,就意识到日本贫富问题是连动于邻近国家的认识。因为日本的高速经济发展,使不少人怀疑富裕的生活是否是得利于日美安保下的越战,日本人是否是把贫困转移给他国人民承担?因此,帐篷剧里的「多数」角色总是在化外之民里,寻找另一个从未现身的「多数」。

多数寻找多数,问题化了什么是后革命时代的「民众」;而个体「多数」的寻找行动,就延伸出渴求从属于「多数」的集体意象。我们这才看到东京的「野战之月」,游走在当代台北乐生疗养院、北京皮村等化外之地,与「台湾海笔子」和「北京流火」寻找底层的「多数」身影,并勾绘它的转移。张承志由日本民众身上接收到的「心情的亚细亚主义」,曾具现且扩大于中国的第三世界论。但在冷战遗绪对现下亚洲地缘政治的影响,亚洲的民众——多数该如何突围?也许正是谈出「亚洲」新义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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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呐喊1》海报(差事剧团 提供)

台湾小剧场:开拓「国家队」之外的另类路径

回到台湾,尽管国家已扩大对剧场的投资,但剧场的观众如汪俊彦所言,已很难像是「小剧场运动」承接的是整体社会范畴下的群众,「毋宁更是『小众』」(注4)。

进一步说,台湾剧场圈有关「与体制对决」或「颠覆体制」的意念,早在国家策动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与换汤不换药的政党轮替下变得模糊。甚至,当国家以「台湾」这一意识形态进行社会整合下,与国家保持距离已愈来愈难。汪俊彦才期待小剧场运动曾有的基进性,是否能让当代剧场圈的「小众」,起到不轻易被国家吸纳的效应,以开拓剧场工作的视野(注5)。

再参照1990年代亚洲戏剧工作者,或晚近中国与日本等以民众为本位的剧场摸索,现下有关剧场「发现亚洲」的语境,我们是否还可能从民众、人口或多数的视角,与「剧场国家队」保持距离,让台湾的小众转化为亚洲的大众?乘载「心情的亚细亚主义」的「小众」,也许就是引发剧场新样貌的另类路径。

(注)

  1. 陶庆梅:〈个人与集体的悖论:中国当代戏剧的一个观察视角〉,收于约格.胡伯(Jörg Huber)、赵川编《当代中国新思虑:艺术与美学的批判声音》。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1。
  2. 同注1。
  3. 孙柏:〈重新发明中国——帐篷戏剧在北京的行动〉,《艺术观点ACT》67期, 2016/7。
  4. 汪俊彦:〈当代左翼戏剧的流传文本:《在流淌的边角里瞧你的声音:七零青春纪事》〉,Artalks,2022/07/30。全文: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wjc/2022073002。
  5. 汪俊彦等:〈剧场中的历史记忆——以白色恐怖为例〉。收于游文宓等编《返生:跨界与反刍的进行式》,新北市:客家委员会,2022。
《亚洲的呐喊2》海报(差事剧团 提供)
木兰文艺队《我是女人》演出,木兰社区活动中心。(黄显净 摄)
本篇文章开放阅览时间为 2023/12/06 ~ 202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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