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市场本来就小的台湾，在揭开大剧院时代布幕后，市场与观众在哪里的焦虑再一次放大，「放眼亚洲」又成为解套标的。从1990年代的南向、新世纪的新南向及大剧院时代有关亚洲的描绘，「台湾」往往是清晰可辨的核心——常可见挖掘台湾文化的独特性、多元性等起手式的概念，以转译成流通其间的精品，甚至还起到政治外交的效应。放眼亚洲，倒不如说是要让亚洲看见台湾作为重要交流节点。但我们之所以会「南向」，也清楚反映亚洲从来不只是个市场，就像我们对「亚洲」的言说，会提及它是欧洲证成自身文明而创造的他者。
作为西方他者的亚洲，去殖民与反霸权毫无疑虑，只不过当我们的剧场还普遍仰赖国家资助，且由国家艺术机构策动相关计划，我们还可如何摆脱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认识亚洲？
「以民众为名」的亚洲，还有中国
冷战秩序瓦解后，除了亚洲各国间在政治部分的和解外，经贸往来在全球化大旗下也愈趋紧凑。鲜为台湾剧场圈留意的是，这段约处于1990年前后，以「民众」为名的亚洲剧场工作者在交流演出与跨国共制上有著频繁互动。面向亚洲观众，他们主要演出新自由主义下的弹性劳动者处境，与强调跳出国家疆界的交流视野。
诚然，此一时期的交流惯于把亚洲与其民众视为对抗西方的同质体，压抑彼此之间的社会脉络差异；虽强调以民众为名，但仍以各自身处的政体的地缘政治位阶定位彼此，例如来自相对发达的香港、台湾与日本戏剧工作者，会被认为理当比来自东南亚、南亚的戏剧工作者负担更多演出经费，前者有时还会被后者视为帝国的代理人。正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流视野，导致彼此合作的困境。也是这样的经验，「不想像」或「重新想像」国家，反倒为他们在新世纪的交流，打开了「民众」与「亚洲」的更多认识空间。
2021年起，为了重省这段经历留下哪些线索，差事剧团以「亚洲民众戏剧线上」论坛，找了香港、澳门、东京、北京等地的剧场工作者回顾。一个隐而不显的课题在于：亚洲「以民众为名」的剧场实践，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
自战后就被排除于全球体系之外的中国，1990年代逐渐以世界工厂之姿重返全球舞台。彼时来自香港、台湾与美国——这三地同时也是中国主要外资来源——的剧场工作者为面对中国巨变，跨国共制了《产业外移》（Offshore）、《大风吹》等描绘全球资本与劳动流动的剧码，只不过中国仍是背景般的存在。另一方面，那也是个正要走进后冷战的年代。有著社会主义印记的中国，早已被美国设定为下一个潜在「流氓国家」，特别是刚发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让香港与台湾的剧场工作者对中国产生焦虑，彼此之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众、左派等也有著认知错位。今日，两岸的统独议题与晚近香港爆发的系列事件，更是令「中国」无法直接成为来自香港、台湾、澳门、北京与东京等论坛参与者在台面上的话题，更深层的默契则是当中国已非常资本主义，「以民众之名」的亚洲剧场工作者该如何评估中国革命曾召唤第三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有效性？「以民众之名」的剧场实践如何可能？事实上，来自中国的剧场工作者要晚至2005年前后，才参与形成于1990年代的亚洲民众戏剧网络。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如何看待中国与民众就具有参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