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原舞者在台北会议中心演举行一场公演，舞台上，来自台湾不同族群的原住民舞者将他们自南王部落（卑南）、奇美部落（阿美）习得的祭仪乐舞，翔实严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当演出结束，舞者在哄然掌声中谢幕，观众席有个高二学生看得泪流满面，但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激动。
高中生名叫苏建雄，就读台北成功中学。校内表现活跃的他，一路从田径社、仪队玩到诗歌朗诵社，最终，诗歌朗诵对文字与音韵美感的细腻追求吸引他驻足，国文课本里的唐诗宋词也充满迷人的香气，他向往成为诗人，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苏东坡的后代。
对于自己的身分，他没有刻意隐瞒，也没张扬。他甚至没太费心思考过自己是谁，毕竟他也曾经历小学老师往学生身上挂「我不讲方言」狗牌的年代。不过，时间催促世界改变的速度有时快得吓人，参与诗歌朗诵社期间，老师忽然要求他参加母语演讲比赛。虽然满心纳闷，他还是写了一篇讲稿，回去请老人家帮他翻译成族语——回去，指的是回到远在花莲卓溪乡立山村的古村部落（Swasal），他父亲的家乡，也是他童年和Payi（阿嬷）生活过的地方。
虽然从小听惯家中长辈说族语，但是，久经学校教育、惯说国语的他，尽管一举夺得比赛冠军，却仍清楚感到Truku（太鲁阁）语言在自己口腔中无法充分含纳、咬合的异物感。他第一次朦胧地犹豫起自己究竟是谁。那之后，就有了观赏原舞者演出时不由自主迸出的眼泪。
当回瓦旦．督喜
隔年联考放榜，确认自己考上大学后（附带一提，他考上的是文化大学历史系），他立刻主动联系原舞者，表达自己想进团的渴望。就这样，他成为原舞者的一分子，也从苏建雄当回了瓦旦．督喜（Watan Tusi）。两个名字都从父亲所给予，但后者开启的画面远比前者清晰——watan，是溪流里坚硬的石头，tusi则承袭父亲的名，据说，这是一个不分男女都可采的名字，可能源自日文音译。
起初，瓦旦是所谓的「学生团员」，既指称他的大学生身分，也是舞团里的学习者。当时成立7年的原舞者是国内外驰名的表演团队，和过去服务观光娱乐性质的原住民歌舞表演不同，原舞者以「文化展演」自居，团员随人类学家胡台丽前往不同部落，长期进行田野调查，采集部落的祭仪乐舞，并从部落耆老传习吟唱和舞蹈，务求原汁原味在舞台上如实呈现部落祭仪文化。
瓦旦加入原舞者时，团队随胡台丽田野采集乐舞的阶段已告结束。他第一个参与演出的作品《祭》，内容包含赛夏族的paSta'ay（巴斯达隘，一般译作矮灵祭）和阿美族的祭仪乐舞。他必须演唱8首赛夏歌谣，然而赛夏的旋律并不是他所熟悉的，学习也格外费力。整整一年，他靠著反复聆听一卷歌谣录音带熟记内容，日也听、夜也听，甚至完全隔绝流行歌曲入耳，以免忘记复杂的曲词。
一直以来，原舞者并无制式、标准的训练方法，而是用最传统朴素的「一遍遍跟唱、模仿」。进部落采集学习时，团员们会仔细聆听部落报导人怎么唱歌、声音怎么转、歌谣的呼吸点在哪；也会仔细观察报导人跳舞时身体的律动方式、手怎么摆、身体怎么跟，乃至脚步的细微移动；开始招收学生团员后，一样采取跟唱、模仿的老方法，只是改由老团员口传面授的师徒制，录音带充作辅助教具。（注）
在瓦旦的回忆中，那是一段单纯快乐的时光。日复一日的传统乐舞练习，让团员们逐渐形成一个牵起手、交换眼神，彼此就了然会心的紧密团体。虽然在表演的舞台上，他还是稚嫩的新手，但只要跳舞时大伙的手牵在一起，一种安全和有所归属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那段时间，大部分在北部就读大学院校的原住民青年，都曾到过原舞者位在新店宝中路的排练场，牵起彼此的手，唱各部落的歌。但，人们来来去去，只有极少数人持续留下，瓦旦就是其中一个。从只参与演出的学生团员，到协助团队盘点上千件档案资料和服装道具的工读生，毕业当兵退伍，瓦旦的父亲希望他有个稳定工作，一度央人安排他报考邮差，他却在面试地点的门口折返，回到原舞者，并亲历了舞团改制为财团法人文化艺术基金会后，团员尽皆散去，唯有艺术总监兼团长苏大哥（Faidaw Fagod怀劭．法努司）等寥寥数人的动荡时期。
2007年，原舞者离开台北，迁到花莲鲤鱼潭的池南部落长驻。瓦旦从苏大哥手中接棒，担任团长一职，专门处理团队行政。在这段狂飙时期，他曾一口气执行8个案子，从制作演出、人才培育、数位典藏、团队网站……全部一手包办。多年以后，当时的疯忙似乎没留下什么阴影创伤，倒是一次机缘再度走进原舞者2楼仓库时，他不胜怀念地拾起不同作品服装道具，如数家珍地介绍：这是赛夏paSta'ay的肩旗、那是邹族达邦部落的男生绑腿……
虽然当年为所有团产建档造册是份苦差事，瓦旦却因此对这些服装物件所蕴含的文化及象征意义有了更完整的认识。每一道图纹、色彩、编织技法，都藏著各部落族人授与原舞者的珍贵知识或故事。仓库里整齐叠放的族服，不像博物馆典藏的展品，虽妥善保存却仿佛失去灵魂；也不像Truku老人家穿了一辈子的族服，最终跟随亡者一起入土；它们曾经被无数表演者穿戴使用，沾黏过不同的汗与泪，每次的沾黏都留下一点点灵魂的印记，无数的印记裹在一起，等待后来的原舞者和当年的瓦旦一样，前来领取这些表演族服宛如老人家一般传授种种肥沃的记忆。
在原舞者，把线头接起来
从台北迁徙到花莲后，原舞者的表演风格也产生变化，从过去把部落祭仪乐舞的内容和文化情境如实搬进剧场空间，以歌谣舞曲串起整场演出，慢慢走向戏剧性的叙事铺陈与乐舞交错。2006年，原舞者演出《杜鹃山的记忆》，内容描述邹族基布屋社（Cpu'u）白色恐怖受难者高一生的生命故事，瓦旦除了饰演主角高一生，也是编剧。
高中时向往成为诗人，创作的火星一直在心底闷烧不曾熄灭。自从参加了国艺会培育艺术人才所举办的「青创会」，尝试撰写剧本，这股焰火更被助长燃烧。很快地，瓦旦接获团内第2个创作任务，要编导一部以太鲁阁战役为题材的作品。虽然自己是名符其实的Truku，且太鲁阁族才刚在2004年被国家正名为第12个原住民族，但碰触如此沉重的题材——事实上，这场发生在1914年日本帝国与太鲁阁族之间的战役，可以说是Truku族群认同的起点——对才刚踏上创作旅程的他来说，实在是太、太、太、太大了。
他选择从距离自己更近的路出发。一方面前往花莲秀林乡的富世部落进行Truku歌谣、神话与历史的田野采集，同时也将自己的家族经验灌注其中，故事主角的Truku母亲和荣民父亲，便是以瓦旦的Payi和湖南籍第3任丈夫为蓝本。在创作这部《寻回，失落的印记》期间，瓦旦做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梦。
梦中，他置身于一个没有光的所在，忽然，一阵清晰的话声传到耳畔。那声音告诉他：「瓦旦，你要把线头接起来。」他立刻醒转，却不解其意，只好拨电话给母亲，请母亲询问部落的老人家。这应该是老人家（祖先）想帮你做这个作品吧，母亲这么转达老人家的解读。
故事中的主角「建国」，被一阵黑色的旋风卷进梦中，这阵旋风从Truku的创世神话一路席卷而来，把角色吹回了Truku族群的起源，和不同时期的集体记忆相遇。这些记忆一度湮没于时间的溪流中，而逐一寻回这些印记的不只是建国，也是瓦旦自己。通过富世族人的分享和史料研读，他开始指认Truku最早从台湾西部翻越中央山脉，自奇莱山沿立雾溪而下，最后落脚于太鲁阁山林的迁徙历程，其后又如何在日本帝国的攻掠进逼下，被迫离开祖居之地，亲族离散，被火车运往不同地区移住。在漫长的移动中，族人看似不断割舍各种近身之物：土地、家屋、游猎、织布、文面、Gaya（包括宇宙观、灵观、禁忌在内的各种祖训）……但刻画在血与梦里的印记，并未真正离开。
从学生团员、舞者、行政、团长、创作者，原舞者给予瓦旦的滋养，早已超越了一个表演团体或工作职场，而是身为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从何处来……瓦旦认为，自己这份立足于世界的信心，正是原舞者锻造而成。然而，2012年，由于不堪当时基金会主事者频仍安排团队赴中国等地商演，他选择辞去团长一职，离开原舞者。
注：关于原舞者团员进行田野调查学习的描述，是援引目前为TAI身体剧场舞者及行政的Ising Suaiyung以新．索伊勇（朱克远）所撰述的国立东华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牵手的那一刻、放手的一瞬间。乐舞著的认同，原舞者》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