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那一年，我和同学一起在系学会编辑系刊，我们选择了1960年代为主题，从各个不同面向切入，尝试在大约两个报纸版面的篇幅中，勾勒出特定时代的面貌，人小志气大，却不知无意间碰触了大人们的禁忌。我负责的文章，其实应该与政治无涉：香港邵氏电影公司1963年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港两地引发的热潮，反串梁山伯的凌波访台时，万人空巷争睹「梁兄」的景观，或许更胜今日韩团降临的场面。在文章中，我约略提及「白色恐怖」时期以补充时代背景，却没想到这一点却惹出小小事端：当时的系主任在系办公室约谈我，正告我「白色恐怖」是对岸政权用语，用以描述国共斗争期间，国民党在控制区域内对地下党人的搜捕镇压，不宜用在台湾战后历史论述当中。

这小小的风波，没有对我和同侪带来什么祸端，在当时的政经社会变动里，连大时代的小小注脚都称不上，如今回想，却仿若预言般地点出了个人生命和国家命运未来的演变。解严之后，「白色恐怖」一词，成为威权统治时期无可抹灭的标记，错、假、冤，定义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现实，却在东亚地缘政治愈趋紧张的此时，成为意识形态对峙的焦点。（日前，某政党主席出席白恐受难者组织活动所引发的争议，反映政治现实，也突显了历史诠释的「因时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