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那一年，我和同学一起在系学会编辑系刊，我们选择了1960年代为主题，从各个不同面向切入，尝试在大约两个报纸版面的篇幅中，勾勒出特定时代的面貌，人小志气大，却不知无意间碰触了大人们的禁忌。我负责的文章，其实应该与政治无涉：香港邵氏电影公司1963年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港两地引发的热潮，反串梁山伯的凌波访台时，万人空巷争睹「梁兄」的景观，或许更胜今日韩团降临的场面。在文章中，我约略提及「白色恐怖」时期以补充时代背景，却没想到这一点却惹出小小事端：当时的系主任在系办公室约谈我，正告我「白色恐怖」是对岸政权用语，用以描述国共斗争期间，国民党在控制区域内对地下党人的搜捕镇压，不宜用在台湾战后历史论述当中。

这小小的风波，没有对我和同侪带来什么祸端，在当时的政经社会变动里，连大时代的小小注脚都称不上，如今回想，却仿若预言般地点出了个人生命和国家命运未来的演变。解严之后，「白色恐怖」一词，成为威权统治时期无可抹灭的标记，错、假、冤，定义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现实，却在东亚地缘政治愈趋紧张的此时，成为意识形态对峙的焦点。（日前，某政党主席出席白恐受难者组织活动所引发的争议，反映政治现实，也突显了历史诠释的「因时制宜」）

同党剧团新作《国语课》，就选择了一个难以用「错、假、冤」明确定义的真实案件——「台湾省工委邮电总支部案」（1949）——为题，从私人感情、人情义理的角度切入政治课题，尝试对「白色恐怖」的讨论，提出更贴近个人生命情境的视角。

《国语课》借「台湾省工委邮电总支部案」的事件梗概为题，但以虚构人物和情节，描述邮电工人周足如何受到国语训练班老师谢曼春的引领启发，而对自己与本省籍同仁所受差别待遇有所意识，进而集结同僚以实际罢工行动，争取「归班（纳入正式编制）」和「同工同酬」的公平待遇，却遭到当局镇压，有左翼背景的谢曼春也被收押、严刑拷问，甚至定谳枪决。编导在这个劳工运动的叙事主轴中，穿插同样虚构的日据时代传奇人物吴金玉，仗义勇为的事迹，呼应邮电劳工对抗威权的勇气与意志，突显左翼在不同政治时期的相同命运。

《国语课》的叙事主轴，是周足与谢曼春在国语训练班中的师生情谊，由此衍生出周足的思想觉醒，她与同侪的抗争行动，与姊姊周满的矛盾，和最终的镇压。编导对师生两人如何透过「语言」建立私人情感关系，有大量著墨，以通俗剧的角色塑造和叙事铺陈，强调戏剧动作的情感面向。全女性的选角策略，不仅呼应真实案件中，女性教师（地下党人）与邮电工人的重要性，也与剧团过往作品（《灰男孩》与《父亲母亲》）一样，藉同性暧昧情愫的描绘，从「性别政治」角度理解「白色恐怖」。

这样的创作思考，强调了角色的个人意志与生命抉择，却也相对淡化了人际关系与政治现实的内在矛盾与复杂性，回避了作为主题的抗争运动中，至为关键的一些问题：谢曼春的地下党人身分，如何决定她在国语训练班中吸收组织成员的策略？她与周足透过语言（国语、台语）而建立的关系，在情感以外隐含著什么样的政治动机和阶级╱权力差异？国民党的收买与布建，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如何复杂化工会的内在矛盾？邮电工人的抗争行动，曾经获致什么样的具体成果（如「归班」问题的解决），又如何引发国府情治单位的秋后算帐，乃至于之后的「白色恐怖」镇压？这场抗争运动，在台湾战后的政治变动，工人组织运动的脉络中，具有什么样的关键地位或重要性？

接近通俗剧的叙事策略，终究还是局限了我们对剧中人物的理解，对历史╱现实对映关系的思考。

演员的个别表现与整体默契，都相当整齐，配合导演流畅的舞台调度和动作设计（王珩），展现成熟的演出面貌。大甜的谢曼春体贴亲切，但会让我们忘记她身兼地下党人的身分，应是叙事策略与角色设定的问题，吴静依的周足，从天真怯懦到自信坚定的转变，许照慈的周满，在个人利害与姐妹情感间的纠结，林唐聿的反串（贞文），她与刘毓真在不同立场角色之间的转换，都能让人信服。舞台设计（林仕伦）以课桌椅的堆叠排组，建立、变换戏剧空间的设计想法，呼应作品主题，但实际执行确有难度，服装（邹佩宜）有质朴的时代感，灯光设计（郭欣怡）和音乐设计（蒋韬），为演出的氛围都有适切的贡献。

在台湾的各种公共论述当中，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历史教育、媒体景观，左派思考本就罕见，加上愈演愈烈的两岸对立局势，原本应该是单纯的理念辩证，就很容易被当作情绪操控（gaslighting）的手段，而引发焦点模糊、难以厘清的意气之争。因此，在面对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历史的时候，有关台共、地下党员、马克思主义信徒的部分，就容易成为复杂的道德难题。以「台湾省工委邮电总支部案」为例，地下党人计梅真和钱静芝（谢曼春的原型）的伏法，党国威权对本省籍邮电员工的追捕审判，是否为稳定政局，或时代氛围中的「必要之恶」？从今天的视角回顾这段历史，两岸日趋紧张的对峙关系，又如何影响了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对左翼思想的态度？

劳动史学者陈柏谦对「邮电案」的研究（《激进1949：白色恐怖邮电案纪实》），做出「尝试建立一个『省籍（族群）为表，阶级、真正民主为里』的白色恐怖案件与地下党人的历史诠释取径，真正还原这一批当年试图以行动改变历史发展的『理想主义者』」，与「当前的『民主化论述』与『转型政治论述』进行实际对话，甚至交锋的迫切工程」的结论，《国语课》的取材，其实正呼应这样的诉求，同时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辩证性，有机会成为政治剧场，或「辩证剧场（dialectic theatre）」的绝佳范例，可惜受限于通俗剧的格局，而力有未逮，却也因此更突显了继续反思的必要：接受任何历史呈现╱诠释之必然不足，抗拒简单的党派立场、是非评价，致力碰触更深刻细致的内在差异（nu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