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表演藝術》 332 期 / 2020年08月號

專欄 Columns | 黑夜白

過程的批評

文字 郭亮廷

有個問題，我放在心裡一直無解：階段性呈現、發展中作品、實驗計畫，如今愈來愈多的這些展演形態，如何評論？本來事情很簡單，觀眾進劇場看到的，和進電影院或翻開書本看到的一樣，是成品；可是漸漸地，我們嫌這種觀演關係太保守，彷彿藝術家在做的是產品不是作品，觀眾只是消費，參與不足。於是，還在實驗階段的半成品，就這樣來到我們眼前了。一時間，觀演關係好像更開放、更民主了，觀眾可以參與過程、提出建議、加入實驗。唯有一件事觀眾做不來，就是評價好壞，因為我們還沒見到結果。批評變得不再可能。

我把這個問題拿去問某策展人，剛好他策劃的藝術節裡，很多這類型的藝術計畫。插句不客套的聲明，節目大都很有看頭，但重點不在於此，而是當我們的用語裡沒有「成功」與「失敗」，評論是否一起失效了？策展人回答，從創作初始的每一個階段，都有整個策展團隊的陪伴，所以，如果作品最後失敗了，那麼失敗的不只是創作者而已。

「是整個策展團隊陪他一起失敗了」，他說。

從獨立論述到寄生批評

策展人言下之意，批評還是可能的，只不過對象變了，從藝術家變成策展團隊，從作品變成製作流程。策展人一肩扛起責任，令人佩服，可是問題好像沒有解決。我們可以反過來說，當作者論的「作者」變成製作者，當演出評論變成對於製作流程的介入，那麼，批評也變成生產過程的一環了。還在作者論的時期，評論是一種相對獨立的論述；進入到製作論的時代之後，評論是一種相對依附的關係，一種寄生式的批評。藝術節舉辦論壇、邀請駐節評論人，顯然就是評論逐漸告別獨立性格，進入被組織化的狀態，我自己就多次涉入這個巨型的生產結構，如果不是共犯結構的話。

帶著這些疑問，我在一個下雨的午後，去看了一場階段性呈現。某個程度上，我覺得看階段性呈現比看正式演出還難，因為作品沒有給出足夠的篇幅，你也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想問題。然後就QA了。

如果說，正式演出的演後座談是一個評論的現場，觀眾可以針對作品提出各種不受控的問題和意見，而創作者甚至有權不解釋、不回應，因為該說的作品都說了，而且經常是作品說得比作者更好，那麼，階段性呈現的QA是什麼樣的一個現場？形式尚在實驗，內容還未說完，觀眾無法評論，創作者也不能不予置評。特別是我們看的那場呈現，實驗了各種手法去談台灣歷史，觀眾幾乎和演員一樣忙，一邊閱覽戲裡搬演的歷史人物，一邊忙著尋找故事和敘事手法之間的關聯。「大家有什麼問題？」導演問，我和大部分的觀眾一樣，只能在沉默裡搜尋那個還不知道是什麼的問題。

評論作為生產性消費

「所以，你談這段歷史的觀點到底是什麼？」一位劇場前輩突然打破沉默。這問題並不是多高明，卻很有現場感，因為它幫助我錨釘了這場階段性呈現的演後座談。我發覺，當作者來不及說完，觀眾做不出判斷，評論就被戲劇顧問化了，演後座談從一個評論的現場變成戲劇顧問的現場。以前輩的問題為例，他不是在評價，而是在釐清，他的角色更像是陪伴作者調整結構性問題的戲劇顧問。所有評斷性的發言，也許在這個強調開放和未完成的過程裡，都要成為顧問性的建言。

卡塔琳．特蓮雀妮（Katalin Trencsényi）在《戲劇顧問》Dramaturgy in the Making這本實用手冊裡說，「戲劇顧問不是一個抽離的知識分子，安全地藏在圖書館滿是灰塵的一角，和『創作的人』分開。」戲劇顧問誕生的時刻是，「當劇場實踐將評論和批判回饋的行為，納入劇場創作的過程之中」。她沒說的是，如果觀賞演出是一種文化消費，批評是一種無法即時回饋演出的純粹消費，那麼，戲劇顧問就是把批評轉化成具有回饋效益的生產性消費。

以插話代替結語，我沒覺得戲劇顧問、策展人、製作人有什麼不好。我反而覺得，當批判性變成一種自動生產性，這就是我們大多數人所分享的身分，無論我們做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