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正如源自中亞的曲項琵琶，東來之後備受歡迎，逐漸華化而成爲中國的新樂器。所以，這一次鋼琴和國樂團的「對話」有相當的歷史傳承。
九月九日，台北市立國樂團假國家音樂廳所舉行的第六十三次定期音樂會，定名爲《鋼琴與國樂團的對話》。該場演出由吳大江指揮，除了兩首合奏曲，全場的重點就是四首鋼琴和國樂團（民族樂隊）的合奏。前半場有林樂培依粤曲改編的〈昭君怨〉和許常惠依台灣北管曲牌新作的「百家春」，皆由羅玫雅擔任鋼琴主奏；後半場則有一九五九年劉詩昆等人聯合創作的〈靑年鋼琴協奏曲〉和盧亮輝依王昌元一九六四年作的箏曲所改編的〈戰颱風〉，皆由蔡崇力擔任鋼琴主奏。當夜聽衆不算太多，但對於演奏者的造詣皆極賞識，對於這一項比較新穎的嘗試也予以肯定。鋼琴和樂隊之間的音量如果能調和一點就更理想了。不過節目小册對於作品的背景（尤其是〈靑年〉一曲的創作年代和所用之民謠原名）似乎顯得貧乏了一些。
「鋼琴能和國樂團合奏？」也許有人會懷疑這種「不中不西」、「又中又西」之組合方式。純粹主義者恐怕更不能忍受。但是分析起來，這實際上是中國音樂史上水到渠成的現象。早在一九三六年元月十九日，一生熱愛中國的俄籍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1894－1965）就指揮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在上海蘭心戲院首演他的〈G大調鋼琴協奏曲〉，由俄籍鋼琴家秦格（Gregory Singer）擔任獨奏部份。其第二樂章奏了兩次，其中的一次就是阿甫（當時文藝界對他的稱呼）爲鄭覲文的大同樂會國樂團及鋼琴合奏而特別編寫的。該章取名〈憶王孫〉，用了十三人的國樂團，筆者曾有專文加以評介。
一九三○年代可以，一九九○年代當然也可以。自從西樂東漸，很多中國人的耳朵已中了極深的「西樂之毒」，在音律、音準、和聲、配器等方面都「標準化」和「西樂化」，反而不習慣於傳統的音樂。從一九三○年代開始，一個以中國民族樂器爲本，仿照西洋交響樂團的編制，後來又部份參照蘇俄巴拉萊卡（Balalaika）樂團而成的現代國樂團就不斷地在試驗和改進，最後形成了目前這種大型的新樂隊，其音律、音域、强度、和聲（功能和聲）都多少比照西洋樂隊（當然其音色和潤飾是具有中國色彩），所以都已具備了和西洋樂器合奏的條件。從另一角度來看，鋼琴這件樂器已經變成現代中國社會的寵兒，習者與日俱增，而作曲家們也不斷在鋼琴民族化的過程上努力。中國古代大型樂隊已失傳，現代國樂團可以算是當今的新燕樂。鋼琴則正如源自中亞的曲項琵琶，東來之後備受歡迎，逐漸華化而成爲中國的新樂器。所以，從歷史的演進過程來談，再從現代社會的實況來看，這一次鋼琴和國樂團的「對話」有相當的歷史傳承。當然，樂種齊奏鳴，好惡任人聽。這一項新嘗試並不是中國音樂的唯一出路，而「不合」於以上所提的新樂則的傳統樂種也應有其生存的空間，受到尊重。這終究是一個多元的現代社會。
韓國鐄
美國西北大學音樂碩士及博士，北伊利諾大學音樂系敎授。本年度任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客座敎授。專長爲世界音樂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