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社會，因爲難得地承平了一陣子，經濟也「起飛」到約略已邁入開發國家之列了，不耐煩的聲音於是時時會冒出來：「怎麼還沒看到偉大的藝術作品出現？」是的，我們偉大的詩、偉大的小說，我們的關漢卿或莎士比亞、華格納或貝多芬，怎麼遲遲還沒出現？
偉大其實從來不是偶然。
有了長遠的西洋戲劇傳統，有了文藝復興的人文背景，還加上伊莉莎白女王一世當朝的鼎盛國力，然後英國出現了莎士比亞。有了長遠的傳奇、說部話本的傳統，有了元明淸一路發展而成的士商階層，加上淸初的鼎盛國力，十八世紀的中國也終於出現了曹雪芹。
而這種種關鍵，與其說是經濟，不如說是文化──即使經濟條件，也必須是一種有文化的經濟條件。單單是寫王朝宮闈（不管是排場還是穢亂）或子報父仇的故事，不會使《哈姆雷特》偉大；單單是寫榮寧二府（不管是奢華還是墮落）或寶玉黛玉的愛情故事，也不會使《紅樓夢》偉大。使莎士比亞和曹雪芹偉大的，是他們各自在文化層次上的深刻。倘若復仇的意念不是經由哈姆雷特的人格特質提昇爲整個生死善惡的交戰，倘若他最後的鮮血不是思慮的代價，倘若這痛苦的思慮不正是莎士比亞所想要藉以表現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典型，王子復仇的故事便了無深意。倘若寶玉的愛情不同時指向所有貪嗔愛悅的虛妄，倘若大觀園的敗亡不同時隱喩了極致之美的非人間性，倘若這虛妄的了悟和人間與非人間的辯證不正好呈現了曹雪芹的宗敎體察和美學思辯，紅樓的夢也只是脂粉陣的串場而已。
偉大來自深刻。在深刻的作品出現之前，先得有很多成功的作品；在很多成功的作品出現之前，先得有蓬勃的氣象。而蓬勃，來自經濟社會條件的成熟。
《表演藝術》在年終歲首之際，對過去這一年的國內演出作了一些回顧，我們看見蓬勃，蓬勃中也有星星點點的成功。可是，要走向偉大，我們的創作者和演出者都須要尋求更深厚的文化滋養；對自己的題材，都必須超越「描繪」、「表現」，去追求文化層次的深刻。復仇止於復仇、愛情止於愛情、穢亂止於穢亂……都無非末技，然而這樣的末技恐怕仍在眼前的「蓬勃」中居於多數。
當我們的經濟條件成爲有文化的經濟條件時，也許也將是我們可以開始期待「偉大」的作品出現的時候。
黃碧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