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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宮紅場的聖瓦西利大聖堂堂壁的美麗馬塞克(Mosaic)裝飾。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首演時,附近的大聖堂曾敲鐘配合。(曹永坤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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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大師的故鄕 談柴可夫斯基的生平、音樂、女人

今年九月,曹永坤先生應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的邀請,陪同樂團到俄國的兩大古城莫斯科和彼得堡,參加紀念柴可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的音樂盛會,帶回來了新版柴可夫斯基「傳奇」的第一手資料。

今年九月,曹永坤先生應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的邀請,陪同樂團到俄國的兩大古城莫斯科和彼得堡,參加紀念柴可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的音樂盛會,帶回來了新版柴可夫斯基「傳奇」的第一手資料。

可否請您談談此回到俄國參加盛會的情形?

柴可夫斯基是俄國音樂史上相當重要的人物,沙皇及蘇聯時代官方把許多不願公開的史料都鎖在柴可夫斯基紀念博物館中。因此,他傳奇性的一生至今仍有許多非常模糊的段落。如此做雖然可以讓音樂家的地位高超,有如聖賢,卻也妨害了大衆了解音樂家的機會。因爲只有貼近作曲家的心靈,我們才有可能懂他的音樂。

北國的陰暗憂鬱是音樂的基調

這次我到俄國去,拜訪了大師的舊居,參謁了他的墓,再穿過大聖堂附近的巷道,感受了俄國終年灰暗的天空,鉛色的雲,深深地體會到柴可夫斯基爲什麼會寫那樣的音樂。俄國人的性情就和他們的天氣一樣「陰暗憂鬱」,捉摸不定,起起伏伏。這不正就是柴可夫斯基音樂中那種狂野、不受羈絆的特質嗎?

今年世界各地都有紀念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會,俄國當然也不例外。在彼得堡的音樂演奏會上,我發現俄國人很喜歡「耽溺」在情緒裡,不管是快樂還是悲傷,他們都無止境的放縱自己,聽到音樂中哀傷的部份,他們會眞的伏在座位前的欄杆上,掩面哭泣起來,這和西歐人講究的節制合宜很不相似。

所幸,柴可夫斯基是個非常愛寫信的人,在他寫給弟弟無話不談的一千多封信裡,我們可以比較眞實的了解他。十八、九世紀是書信文學相當發達的時代,信的內容有很多是對自己的獨白,講述志趣、理想和希望,當然某些可能也非常的虛僞。柴氏一生一共寫了六千多封信,而且常長達數頁,第一封是在他八歲的時候寫的,最後一封是在去世那年的十月。

那麼,您覺得柴可夫斯基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

他是一個很念舊的人,拿的起、放不下。他很愛俄羅斯,每回出國旅行,不要多久就開始想要回家。他也很敏感和神經質,戀母、沒有自信、缺乏安全感,受不了別人的攻擊。

柴可夫斯基逃避現實、酗酒、抽煙、有「自毀」的傾向;但同時也好客、愛熱鬧,對金錢沒有概念。

我在莫斯科到彼得堡的火車上,和三個俄國音樂家暢談柴氏的生平。他們也講到柴可夫斯基的死因,一般都說柴可夫斯基是因霍亂的傳染病死的,但事實上,他有可能是因爲害怕被別人揭發他是個同性戀者而自殺的。

十九世紀的俄國社會封閉而保守,這樣的行爲足以毀掉一個人的名譽,即使在今天,爲了維護死者的尊嚴,柴氏的死因在俄國幾乎已成了一種「禁忌」(taboo)。只是我們可以看出柴可夫斯基一輩子都在恐懼陰影之下,過著雙重人格的生活。

可否談談柴可夫斯基和「五人樂派」之間的關係?

柴可夫斯基的母親是法國移民,他從小就會說法文和德文,歐洲文化的根基很深。他很喜歡閱讀,最欣賞莎士比亞和海涅的作品(俄國的作家他喜歡普希金、烈爾蒙德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和果戈里),所以他其實是比較「歐化」的。

「五人樂派」之中,他較喜歡作《展覽會之畫》的穆索斯基,不過他有點瞧不起他們,覺得他們粗俗,像變了味的伏特加酒,不過他們仍保持友好的關係,二者之間並不對立。柴可夫斯基是個很圓滑的人,當時俄國音樂圈派系分明,他卻能往返兩個城市之間,舉行演奏會。

全方位的作曲家

可否談談柴可夫斯基的音樂?

柴可夫斯基是一個全方位(all-around)的作曲家,作品非常豐富,能寫各種音樂。

有趣的是,不少他的作品在首演時的評價都不好,如原本題獻給他的老師魯賓斯坦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和芭蕾舞劇音樂《天鵝湖》等,他的音樂好像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沈澱,才能被世人所理解。

除了交響樂、協奏曲、奏鳴曲和室內樂外,柴可夫斯基還寫歌劇,如以普希金的小說改編而成的《尤金.奧涅金》等等。

當然我們還得提到他的三大芭蕾音樂──《胡桃鉗》、《睡美人》、《天鵝湖》。它們絕非只是舞蹈的伴奏,而是交響式的舞劇音樂,有完整的戲劇結構。此外,我覺得他把銅管和木管樂器運用得很高明,黑管、巴松管、法國號、短笛的音色給了音樂一份華麗和輕盈。

最近還發現他也寫了不少宗敎、合唱音樂,部分已經整理出版。在蘇聯時期,共產黨提倡「無神論」,因此柴氏的宗敎音樂都不能出版。柴可夫斯基是東正敎敎徒,東正敎的音樂不准使用伴奏樂器,所以那些音樂多是無伴奏,有厚重深廣的質地。

柴可夫斯基的感情生活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呢?

柴氏的生命有幾個很重要的女性,一位是他的媽媽,她彈得一手好琴,在柴氏的心目中,媽媽等於音樂,音樂也等於媽媽。但母親在他十四歲時就去世了,他一生都無法忘懷母親的慈愛。他還有一位奶媽,當她必須離開他們家的時候,柴可夫斯基哭得天搖地動,不願讓她走,還寫情書一般的信給她。

柴氏在二十八歲的時候,認識了莫斯科歌劇院三十三歲的的女歌手德西蕾(Desiree Artot),兩人一見傾心,幾乎要互訂終身。當時,柴可夫斯基的校長勸他放棄這個女人,因爲柴可夫斯基當時仍沒沒無名,校長擔心他會活在「名女人」的陰影下。不久,德西蕾到國外去巡迴演出,不到一個月後就和一個男歌唱家結婚了,柴可夫斯基爲此失蹤了好幾天,把自己鎖在房中喝悶酒。他的《浪漫史》(Romance Op.5)就是爲她而作的。一八八八年,他們曾在柏林相遇,柴可夫斯基在他的日記上寫著:「她變胖了,但迷人依舊。」

柴氏的妻子叫Antonina Ivanovna Milyukova,是莫斯科音樂學院的學生。她寫信給柴可夫斯基說她愛他,如果他不要她的話,她就要去自殺,柴可夫斯基因爲被人恐嚇要揭發他是同性戀的眞相,匆匆結婚。新婚的夜晚就是個大災難,他們四個禮拜後就分居了。當柴可夫斯基和弟弟到國外遊玩,妻子爲了報復他,和別人有三個私生子。由於宗敎信仰的關係,他們並沒有離婚。

而和梅克(Meck)夫人的交往是柴氏生命中一段幸福快樂的日子,很多傑出的作品都在這個時期產生。她是個有錢的寡婦,提供贊助他年金六千盧布,讓他專心創作音樂。他們通了十三年的信,完全是精神上的交往,相互依賴、訴苦。他們並不見面,即使在劇院中相遇,也不相互打招呼,只用望遠鏡偷看對方。

後來,梅克夫人寫信要求中斷友誼,柴可夫斯基爲此非常苦惱,甚至在死前都還一直唸著她的名字。

(本刊編輯 黃尹瑩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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