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個寫家，他說「寫家」，不說「作家」。英文、俄文的「作家」直譯過來，都是「寫家」。父親說的「寫家」，就是取其原意，以寫作爲職業的意思，和木匠、拉車的，都差不多，是一種營生，職業之一而已。
寫家，必須每天寫，父親就每天寫。與其說是愛好、興趣、習慣，不如說是規矩。職業嘛，跟拉車的一樣，不管天氣好壞，必須出車，除非病得爬不起來，父親這樣的寫家就是如此，不管腦子裡有沒有靈感，有沒有詩興，必須伏案，必須硬寫。
他自己給自己規定下定額，每天必須寫多少字，完不成決不收工。年輕的時候，大概一天可得三千乃至四千字，一個暑假寫一部長篇小說是沒有問題的。抗戰時，窮困交加，身體漸漸不支，常患頭暈症，一天也得趕寫一千五百字，晚年專寫劇本，一天可得兩千字。六十四歲時寫長篇小說《正紅旗下》，精雕細刻，進度甚慢，一天僅一千字，常常爲了一個字絞盡腦汁，寫得相當苦。當然，苦盡甘來，反復琢磨的結果便常有得意的佳句誕生，自己情不自禁地要頻頻地當衆朗誦手稿，這時刻，從他閃爍在眼鏡後面的興奮又帶著點頑皮的眼神中可以看出，這是他最高興的時候，大有「詩短偏邀逐句夸」的架勢；不過，嘴上還是不住地謙虛：「您多提提，我還得改，且改呢！」
每天寫有每天寫的難處，沒有休整，沒有儲備，沒有間隔，必須不斷地想，於是，便形成了「連軸兒轉」，寫完了這個兩千字，還得爲明天的那個兩千字而思索。走路，吃飯，澆花，所有的活動，都在思考。看得出來，他整個的生命生活在自己的創作中。
朋友們剛剛離去，或者，由公衆社交中剛剛脫身，他會立刻變得判若兩人，絕對嚴肅，沉默寡言，甚至一句話也沒有，一點兒也不幽默，他的思緒又飛回到他的劇本或者小說裡去了。雖然沒有拿筆，可是腦子在動，在緊張地工作，爲了下一個兩千字。
父親的生活極有規律，簡直像個鐘錶，這和他每天寫有極大的關係。他按時起床，按時吃飯，按時午睡，從不熬夜，每天上午是他神聖的寫作時間，這段時間不歡迎朋友們登門。有的好朋友忍不住要上午跑來看他，進了院子，彼此點點頭，並不說話，用手比劃兩下，這位的意思是「我活得挺好，請放心，不必掛念」；那位的意思是「你忙你的，不用管我，我來看看花兒」。
早在新婚之時，父親就對母親關照過：「請你早飯之前不要和我說話，你和我說話，我不回答，絕不是和你嘔氣，我是心裡叨咕我的小說呢，別鬧誤會。」
父親有玩骨牌的習慣，寫一段便坐到床上來一個人玩骨牌，花樣很多：「過五關斬六將」、「酒色財氣」等等，還要用筆幫著計算，是一種寫作間隙中的休息方式。其實，手裡玩著牌，腦子還在他的文章上，玩一會兒，有了新詞，便又坐下去寫。他作品中的衆多人物是在骨牌嘩啦嘩啦的伴奏下誕生的。澆花，拿蟲，掛畫，擦桌椅，也都屬於這類忙在手裡想在腦裏的小活動，它們是創作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彷彿是故事的接生婆。
這便是一個寫家的日程，幾十年如此。一九四四年，父親四十五歲，重慶的朋友們發啓事爲他慶祝從事創作二十周年，在有幾十位著名的文人簽名的《緣啓》中，大家稱讚他的創作是新文學的一座不朽的豐碑。在隆重的慶典上，輪到他致答詞時，他已泣不成聲，只喃喃地說了一句話：「我要像木匠和拉車的一樣，繼續寫下去，寫下去……」
父親晚年創作力仍很旺盛，寫了二十四部戲劇之後，計劃再寫三部長篇小說：一部自傳體的故事，一部天橋的故事，一部八大胡同的故事。他帶著小鋪蓋捲跑到密雲的枳營和香山的門頭村去體驗生活，準備堂堂正正地描寫滿族人，那時，他已是六十六歲的老人！
然而，最後留下來的僅僅是一部八萬多字的未完稿，是一個大作品的開頭，文字的確爐火純靑。可惜了，「文革」使他無法再拿筆，他的生命也就完結了，當他無法再寫的時候，他自己結束了自己寫家的生命。
寫家的生命便是寫，寫才是他眞正的價値。
文字｜舒乙 老舍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