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凡尼亞舅舅）》在藝術學院演出後，我在民生報的一篇短評引起我的朋友何一梵在九月號《表演藝術》寫了一篇〈讓劇場中的理想復活〉，提出對於劇評寫作方式的異議。文中涉及一些長久存在表演界的迷思，讓我覺得尙有必要再度切入此一話題。
我和何一梵都曾在不同崗位附和、鼓吹過鍾明德提倡的「報導先於批評」的理念。然而，台灣觀衆的困擾卻常是，一場演出往往造勢極大、報導甚多，演出後卻聽不到批評，或只見不痛不癢的批評。原因之一是藝文圈太小，寫評的人和演出者具有合作、利害，或師承的複雜關係，難以擺脫人情牽制，寫起評來也只好避重就輕，隱惡揚善。造成局內人對劇評嗤之以鼻，局外人以爲形勢一片大好，演出者則不免陶醉於媒體諛揚，不知自省。
在最基本的層次上，寫劇評的人不過是把自己的感知好惡誠實地傳達出來，他可能和其他觀衆不同的，只是用了一點工夫去組織。劇評對其他看過戲的觀衆，提供了一些參考的觀點；對於沒看過戲的讀者，則是在先前的累牘宣傳、報導後，提供片面的平衡。這是對話的基礎。
對於我的劇評「毫不客氣地將《復》劇缺點指陳出來」，何文認爲「對於看過戲的觀衆來說，這些問題不用劇評提醒大家都能一目了然」。這就好像是，當裸體的國王威儀赫赫在街上遊行時，你責備身邊的小孩說：「大家都已經看得出來國王沒穿衣服，你還大聲嚷嚷幹什麼？」
而要求避免「主觀外推」的評論文字，也是一種神話。這是一種美好的想像，卻從不可能實現。連影象的紀錄、歷史的撰寫，都必然是主觀的，那麼，就算一篇根據這種方法或那種資料而作的評述，即使具備了科學或史學的嚴謹外貌，又如何能超然於「主觀」之上？
請折斷這支箭吧！
我十分同意何文所說，文字能爲劇場所做到最好的事情，乃是「對創作者的視野加以捕捉、擴展、深化，探討、記錄一個演出製作過程中發生的點滴」。然而即使在台灣這樣貧瘠的表演環境，仍然每周都有新作上演，這種工作只能擇其具有積極意義者而行之。好的作品可以啓發後人做得更好，拙劣的作品則永遠不能。就像你透徹分析一篇校刊文章的一百個失誤，也無法啓發讀者變成海明威。何文又揣測，「《復》劇的許多問題編導不可能看不出來，但究竟是什麼無法克服的困難致使演出走調，相信是每一個劇場工作者更有興趣知道的『敎訓』。」果眞如此，相信也只有編導有能力吿訴我們，而不是劇評人。
我們都知道，藝術的策略與概念，並不等於成果，其間的差距，可能大得驚人。一齣戲的成就，不止是「光禿禿的概念」，還有調度、節奏、意象、表演等等與演出質感緊密關聯的掌控。創作群透過演出向觀衆發言，觀衆如不照實反應，則造成對話的中斷。當然，誠實絕不代表眞知灼見，但卻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
對我而言，劇本從來未死，每次重演都應該有其創造性的解讀詮釋，這是一個導演最起碼的責任。
因此對於鍾明德以一種模擬來的形式演出《凡尼亞舅舅》的企圖，我並不像何一梵那樣「怦然心動」。然而我仍頗爲敬佩鍾老師以評論者投入創作的熱情。基於我自己導演的新戲也要接連推出，我渴望聽到更多誠實而主觀的直接回應，於是就更容易鼓勇表達自己的意見，也算是抛磚引玉吧。
謹覆何君，以及仍然讀劇評的讀者。
文字｜鴻鴻 詩人、劇場導演、劇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