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常說：「一個歌唱家要是不能在歌劇、神劇、藝術歌三方面都有所成的話，算不上是一個完整的歌唱家。但你不必唱得跟這個人或那個人一樣，你必須找到你自己的本質、你自己的方式。」每一樣東西都有一定的時間，你必須輕輕地掌握，輕輕地鬆手。這正是我現在要做的事，就是停止職業演唱，這就是慢慢、輕輕地鬆手。
金慶雲(以下簡稱金)：您的母親是您最重要的老師。您在家裡是不是有規律的上課？可否描述一下你們上課的情形。這和一般的聲樂訓練有什麼不同？
路德薇希(以下簡稱路)：我們上課的情況很普通，不同的是我們都生活在一起，所以我們一直不停地上課。我們隨時可以討論技巧問題，即使我一個人練唱的時候，我的母親也會在隔壁隨時糾正；所以這是一個每天不斷的訓練。我的母親對我唱的東西都瞭如指掌，她傳給我的也是她畢生的經驗。主要的課程當然也是技巧訓練，我常說，這是歌唱的兩條腿。
傳奇性音高訓練
金：除了「每半年提高半音」這傳奇性招展音高訓練之外，您的呼吸悠長，音樂均勻也是獨一無二的。有什麼特別的秘訣嗎？
路：呼吸和聲音的均勻，（笑）這幾乎可以說是一種秘密。呼吸當然是可以鍛鍊的，一切都是可以鍛鍊的。但這也是一種天賦，一種在歌唱時恰當運用技巧的天賦。
金：您幾乎唱遍所有的次女高音的角色，在這方面您還有什麼沒有實現的願望嗎？（例如《先知》Le Prophete 裡的 Fides）
路：《先知》不能算是很適合我的角色，而且我不喜歡這一類的「歌劇」。特別的地方是，我唱了許多女高音的角色，而我只是個次女高音。
金：那一個角色是您在聲音上和性格上最能認同的？
路：我最能認同的角色，應該是《玫瑰騎士》裡的馬雪琳。第一幕很像是在唱舒伯特的藝術歌，而在其他部份，歌詞則顯得非常重要。霍夫曼史達爾所寫的歌詞，對一個邁入遲暮的女人，確實是太美了。用馬雪琳的話來說，每一樣東西都有一定的時間，你必須輕輕地掌握，輕輕地鬆手。這正是我現在要做的事，就是停止職業演唱，這就是慢慢、輕輕地鬆手。
金：在六〇年代，您征服了一個又一個重戲劇性角色。對您而言，是不是唱這些角色能夠得到更大的滿足？是什麼讓伊索德這個角色如此吸引您，使您曾經說過寧願爲此縮短演唱生涯？
路：伊索德是我渴望演唱的一個角色，她是一個愛恨交織的人物。但是純就聲音來說，這個角色並不適合我；這需要一個強韌的聲帶，而我的聲帶太細、太弱。這是一個生理的條件，只有醫生能夠說得淸楚。
金：除了在歌劇上的成功外，您也是最重要的藝術歌詮釋者。請您談談歌劇、神劇（例如巴哈的《馬太受難曲》），和藝術歌對您的意義。
路：我從十七八歲就開始唱藝術歌，你不能說到了五十歲，因爲不能唱歌劇了，才開始唱藝術歌。當然有某些歌劇演唱者也唱藝術歌，但這算不上是藝術歌演唱者。我的母親常說，一個歌唱家要是不能在歌劇、神劇、藝術歌三方面都有所成的話，算不上是一個完整的歌唱家。我每年都要唱一場耶穌受難曲，特別是《馬太受難曲》，尤其在以前我的宗敎信仰更虔誠的時候，每一年復活節唱受難曲對我有特別的意義。
金：您可能不算是「聲音最大」的歌唱家，您如何做到讓自己的聲樂如此和諧地融入管弦樂裡，卻不被它掩蓋？
路：我從卡拉揚那裡學到一個歌者要讓自己的聲音和管弦樂融合，管弦樂也要讓自己的聲音與歌者的聲音融合。卡拉揚常對樂團說，你們要聽歌者的聲音；也對我們說，你們要聽管弦樂團的聲音。而我有幸最常合作的樂團就是維也納愛樂或柏林交響樂團，他們的音響優美極了，當然我也要盡量配合他們。
馬勒作品最佳詮釋者
金：許多管弦樂伴奏的歌，特別是馬勒的作品，除您之外幾乎不做第二人想。管弦樂伴奏和鋼琴伴奏對您而言有什麼不同？
路：管弦樂團伴奏與鋼琴伴奏當然有很大不同，管弦樂團伴奏的時候，要慢得多。很多馬勒的歌都有兩種伴奏的版本，提琴的聲音是連續的，而鋼琴的聲音是不連續的。所以在鋼琴伴奏的時候，演唱的速度必須提高。
金：毫無疑問的，您是一位最偉大的馬勒演唱者。您跟許多偉大指揮家合作過《大地之歌》，您自己認爲早期和晚期的詮釋有什麼不同？
路：第一次《大地之歌》的錄音是克連培勒(Otto Klemperer)指揮的，大約是一九六一年的時候。當時我根本不怎麼瞭解其中意義，只覺得馬勒的音樂很美，但不怎麼瞭解它，也沒有很深入地硏究它，包括音樂。可是很多人說，這是我的四五種錄音裡最好的一種，（笑）因爲我完全是憑直覺法唱。我以直覺去捕捉歌詞和音樂的內涵，並沒有怎樣理性地去分析它。我跟很多指揮家合作過這首曲子，包括伯恩斯坦；他讓我發掘了這個曲子潛藏的意義。但我並不確定聽衆是不是能從唱片上感覺得到，我自己覺得這是我最好的詮釋。
金：除了早期的錄音（1959年）似乎您已經多年沒有在演唱會上演唱過舒曼的《女人的愛情與生命》。爲什麼寧捨這樣一個次女中音的經典作品，反而致力於《冬旅》的演唱？
路：《女人的愛情與生命》我的確唱得很少。夏米索的歌詞是有點過時了，一定要一個很年輕的女人來唱才行；而《冬旅》是一個哲學性的作品，是一個尋找解脫的靈魂，是不關是男人或女人的事情。這幾乎像是東方的思想方式：尋找安寧和解脫，卻求之不可得。最後一首歌〈搖琴人〉常常被解釋爲〈死神〉，我認爲這不是一種解脫，我總把搖琴人想成那永遠旋轉不停的生命之輪，我覺得這是所有作品中最美的。
金：您曾經說過，比以前更有「計算」的歌唱。可是我們聽起來您似乎毫不費勁，輕鬆自然，好像您已經完全忘記了技巧，我覺得您是我們道家「無爲」思想的典範，您自己覺得呢？
路：當然我並沒有忘記我的技巧，可是我們必須表演得讓聽衆覺得唱歌是很簡單的事情。我母親曾經說過：「要是人家看得出來你很吃力，就表示你下的功夫還不夠。」我們要看起來好像張口就唱。當然技巧是一切的基礎，可是我們要讓技巧融到血液裡去，然後隨著本能自由地發揮。這也是爲什麼我在獨唱會之前從來不跟伴奏把整個節目準備一次，我要的是在演唱的時候完全是自發的。正像你說的，中國人的所謂「無爲」，我要讓「它」來唱，好像不是我自己在唱，而是我讓「它」透過我來唱。這個「它」你可以說成是「道」或者說是別的什麼，這是我們所不能描述的也不必去描述的東西。
金：那個作曲家，對您最重要？
路：這很難回答，我想巴哈是最重要的作曲家，雖然我在近幾年很少唱巴哈。我以前也不是「最好的那一個」巴哈歌手。我常唱受難曲，但基本上我不是一個巴洛克歌手，而是浪漫歌手。巴哈以外，就藝術歌而言，我非常喜歡沃爾夫。如果要我挑出單獨一首歌來說，那就是《安那克庸墓前》Anakreons Grab, 這是歌德的詩，這可能是如果我不再歌唱的話，最讓我惋惜的一首歌。沃爾夫的歌，整體來說，很適合現代人的感覺，而音樂又做得那麼好，對我來講，他是最重要的。
爲什麼要唱歌？因爲我的聲音好聽。
金：爲什麼您要唱歌？
路：爲什麼我要唱歌？這很簡單，因爲我的聲音好聽。在學校裏，同學們就常常嚷嚷「克麗斯塔會唱歌！」我繼承了我父母的好嗓子，他們兩個都是歌手。我的聲音是的確很好，這是老實話，是一種天賦。這可能跟我的體格、我的臉部構造有關係。聲音是天生的，可以再修飾它，我像把鑽石磨光一樣，這就是我嘗試做的工作。
在戰後我開始職業演唱，因爲這是最快的賺錢的方法，我們在戰爭中喪失了一切，連一把餐刀、一隻湯匙、一把椅子都沒有。我的父母年紀大了，無法重新開始另一種生活，而我必須賺錢養家。我到歌劇院唱歌以前，我們在美國佔領區裏，我就在美國軍人的賭場裏唱美國歌，賺來了第一條香烟，再拿這個香烟去換牛油。這是很艱苦的時期。當然，我旣然有聲音，我怎麼不唱？
金：有一張照片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在《諾瑪》（1960年）唱片錄音的時候，在錄音室裡，卡拉絲非常優雅的穿著高跟鞋，而您打著赤脚，這是不是很能代表你們二個人的性格？請您談談和卡拉絲合作的經驗。
路：我之認識卡拉絲，也只是因爲《諾瑪》的錄音。她是一個很好的合作者，很簡單、很專業。她守時得不得了，總是錄音前十分鐘就到了。對我非常友善，我對貝里尼的風格不是很了解，她吿訴我：「你跟着我唱就行了。」她非常地敬業，對錄音總是不滿意，沒完沒了地一再重覆，直到她覺得可以爲止。
金：舒瓦茲可芙和李奇對您有很大的影響。請您談一談。
路：舒瓦茲可芙和我在薩爾茲堡音樂節一起唱莫札特的《費加洛婚禮》。她唱伯爵夫人，我唱克魯賓諾。她對她的丈夫李奇說，如果要做《玫瑰騎士》的錄音，一定要我唱歐大維；李奇讓我試唱後就用了我，就這樣開始了。（笑）後來李奇也爲我製作了第一張藝術歌曲唱片。我的第一張藝術歌唱片，製錄一首歌就花了三個小時。我跟他學到的太多了，在我剛開始唱藝術歌的時候，非常崇拜舒瓦茲可芙和席芙麗德（Irmgard Seefriad），席芙麗德唱歌力求自然，而舒瓦茲可芙則是藝術化、人工化的。我是她們兩極端之間的一個中間人物，我又想學席芙麗德，又想學舒瓦茲可芙，一直到我找到了自己的風格。這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後來我又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才發覺到如何讓「它」來唱。
金：您理想的伴奏是怎麼樣的？
路：伴奏不僅是鋼琴邊的伙伴，他必須有和你一樣的「音樂波長」，要伴着你的旅行，必須是好朋友。我的第一位伴奏是維爾巴（Erik Werba），他也是我兒子的敎父，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現在是史潘瑟（Charles Spencer），我們合作也超過十二年了，他不只是一個非常好的鋼琴家，也是一個非常有感覺的人，能夠體會獨唱會的氣氛和我聲音的可能性。他可以在鋼琴上找到適合我聲音的音響，他也是旅行時的一個好伙伴，容易相處，樂於助人，這是很重要的。
塑造、保存自我型式
金：您曾有過偶像嗎？
路：你知道，有偶像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我從唱片中早期歌手的錄音裏學到很多東西，但他們不見得和我的音域相同；當然也學到很多應該避免的地方。（笑）在表現力方面，卡拉絲可以說是我的偶像，可是我不見得希望像她那樣的生活，因爲她是首席大明星，那種生活是很辛苦的。當你年輕的時候，你會有偶像，希望能夠跟他一樣；可是你必須去塑造自己，變成你可能變成的，並保持你自己。我的母親曾說，你不必唱得跟這個人或那個人一樣，你必須找到你自己的本質、你自己的方式。這也是我一直嘗試去做的。
金：聽衆對您重要嗎？您曾經有過在非常「陌生」的聽衆前演唱的經驗嗎？
路：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在對古典音樂比較熟悉的大城市，例如東京、紐約、柏林、維也納、巴黎，唱藝術歌當然是非常好的。那裡的聽衆有這方面的素養，能夠了解；即使他們不會德文，他們也能夠接受德文藝術歌。如果我到一個比較陌生的、不懂德文，或是對德文藝術歌的修養比較缺乏的國家，例如義大利，那就比較困難了。義大利的米蘭、土靈，及羅馬有德文的聽衆，但在其它城市的聽衆就不是很能了解藝術歌，我就得多加一點動作表情，可這也沒太大幫助。聽衆是非常重要的，對很「異國」的聽衆唱藝術歌，其實我還沒有這方面的經驗，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到台北。（註）
金：談談對您有過比較大影響的批評，您對樂評的看法如何？
路：是的，曾經有一個批評對我影響很大。（笑）這跟那個最讓我頭痛的《費黛里奧》有關，我唱這個角色總是很緊張，因爲對我來說是太高了，我到底是一個次女高音。有一個樂評家對我的薩爾茲堡音樂節的演出寫了一句話，「我們希望路德薇希和我們能夠有一個比較安祥的晚上。」這個樂評家察覺到了我是多麼的緊張，因爲我的緊張害得聽衆也緊張起來了。我讀了這個就想，（笑）他說得不錯，後來我就不唱《費黛里奧》了。除此之外，我一般都知道自己唱得好壞。批評好，我就高興，批評不好，我就生氣。每個人不都是這樣嗎？多數情況下，我知道自己的長短。
金：您來自一個父母都是歌唱家的家庭。是不是您早就一心一意只想成爲歌唱家？您想過從事其他的工作嗎？
路：不，從來沒有想過。對我來說，唱歌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因爲我有很好的聲音。我曾經愛上我的化學老師，所以一心想學化學。（笑）謝天謝地這沒有成爲事實。
維也納歌劇院──開始與結束
金：除了音樂之外您對文學或其他藝術形式，有比較強烈的傾向嗎？
路：您談到藝術形式和文學。你看，文學作爲一種藝術形式我就不太懂。正好跟我的丈夫相反，德貝爾他是法國喜劇院的演員，他喜愛文學，是因爲文學的形式；而我讀書，只是爲了讀書的內容。我對哲學，其實是物理和哲學相交的地方，特別感興趣，我喜歡的是超現實與現實之間的問題，這是一個特殊的領域。我喜歡繪畫，繪畫也好，音樂也好，我最喜歡的是突破；從一個風格到另一個風格的突破狀態，如從浪漫主義到現代。
金：今年十二月十四日您要在維也納歌劇院演唱理查．史特勞斯《伊雷克特拉》Elektra中Klytämnestra一角，爲什麼選唱這個歌劇作爲您演唱生涯的休止符？
路：這很簡單。因爲Klytämnestra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角色。而且年紀大了，我沒有太多選擇。大多數歌劇的角色都比較年輕，或者唱起來太費勁，而且得找到歌劇院現有的戲碼，《伊雷克特拉》是目前唯一我可以唱的。和希特加爾一起唱。對這事我也很興奮。我是從維也納開始的，那是五〇年代的事，是我國際事業的起點，我覺得能夠在維也納結束也是一件好事。
金：您溫暖而充滿人性的聲音，及您的自然從容，可以說是達到了我們中國人所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藝術境界，談談您的人生哲學。
路：人生哲學是很難說的，這樣東西最好不要去碰它。我們要享受生活，但也不能不幹活兒；最重要的是，避免不公平地對待別人，甚至對別人做不好的事，能夠做到這樣，就已經很不錯了。我慶幸我的職業是帶給別人快樂，而不必去做什麼不好的事，例如，我不必殺鷄，我不必販賣軍火。我要說的是，除了不做不好的事，應該盡可能地幫助身邊的人，不一定要寄錢去援助非洲或印度，如果能夠幫助站在你門口的人，就已經不錯了。我想，在聲音裡也會透露一個人是怎麼想的，最好我們不要去說它。這就是我全部要說的。
後記
這篇訪問原來計劃夏天在歐洲進行，沒能實現。於是打算安排在路德薇希抵台後演唱會前訪問，但路德薇希回信來說「在演唱會前我是一個沈默的女人，而演唱會後第二天我就離開了」，她要我以書面提出問題。以上的訪問便是根據她對我提出的問題所作的錄音答覆，而不是一次面對面的訪問記錄；在音樂會後，我們曾有機會作了一些「閒聊」。
我問她演唱會前旣然不到音樂廳排練，如何練習發聲的？她說「在旅館浴室裡」我們相視大笑。
路德薇希顯然不太願意用語言描述自己的藝術。她說「藝術是不能言傳，只能體會，就像我第一次看到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時感受到的衝擊。那種完美，敎人瞠目結舌。」
我問到她心目中德文藝術歌的後繼者。她表示「這很難說，每一代有每一代的聲音，有自己的歌手，有自己的聽衆，潮流來來去去，唱片商業也在推波助瀾，一會兒把貝姆冷藏起來，一會把他捧上天。我只希望後來的人也會重新發現我們說『其實，他們也是不錯的』。」
我提到她在鏡報訪問中對帕華洛帝及潔西諾曼頗有微詞。她說「我想這是商業化的惡果，潔西諾曼很知道聽衆期望的是什麼，結果似乎越來越遠離了藝術的純粹性。其實我是很同情她的，我想她是很孤獨的，需要聽衆的掌聲。」
註：在路德薇希演唱會之後，她和她丈夫德貝爾（Paul-Emile Deiber）異口同聲的說台北的聽衆令他們驚訝得無話可說，兩千多人的大廳裡安靜無聲，聽得如此專注投入。而年輕的聽衆比例很高，這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演唱會後，路德薇希爲熱情的聽衆簽名了一個多小時。
文字｜金慶雲 聲樂家，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