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大提琴大師羅斯托波維奇即將於今年三月，第七度來台演出。

這位在國際上，不僅因爲音樂藝術方面表現傑出，更因人權與政治道德勇氣備受推崇的樂界大師，這些年來，前來台灣演出的次數，可能一點都不亞於他在自己祖國俄國所出現的頻率。尤其特別的是，就在今年三月二十七日，羅斯托波維奇即將歡度他人生旅程中的七十大壽，在一整年繁忙緊湊的全球巡迴中，他特別主動邀求經紀人加上台灣這一站，在七十歲生日前夕，來到這個他「非常喜歡，而且有許多好朋友」的地方進行兩場演出。

在整個西方音樂的發展史上，俄國，是不可忽略，而且讓人驚異的一塊土地，自十九世紀之後，源源不絕的樂聲，在接二連三傑出的創作者與演奏家手中，綻放出令人驚訝、感動的光彩。這個民族似乎有著龐大、深厚、不可測度的情感與生命力，從文學、音樂、舞蹈、繪畫以及各項藝術中，爲西方世界帶來無比的衝擊與感動。這個佔地遼闊、民族複雜的國家，在音樂上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民謠素材以及強韌鮮明的創造力，在短短一百年間，這塊土地爲古典音樂世界寫下了重要的篇章。

爲音樂而生

在這樣一個大環境的影響與背景之下，羅斯托波維奇的出現，或許不能說是一種結果，卻必定是各種熱力匯集之後的綻放。羅斯托波維奇成名非常早，十三歲起就踏上了音樂的舞台，開始了各地巡迴演出的生涯，而早在六歲的稚年，小小的羅斯托波維奇就以家裡的掃把當作大提琴、撿了支棍子當作弓，無聲的模仿起大提琴的演奏神態，他自己便戲稱：「我在樂器上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沒有聲音的」。

在音樂上，羅斯托波維奇的家學淵源，直可追溯至三代以上，他的祖父曾受敎於萊比錫音樂學院，是一位職業大提琴演奏家，他的外祖母是俄國一所音樂學校的負責人，而羅斯托波維奇的父母更是當時有名的音樂家，母親是一位鋼琴家，也是他四歲時的音樂啓蒙老師，而父親（Leopold Rostropovich），更是一位優秀的大提琴演奏者，曾受敎於大提琴巨擘卡薩爾斯門下，受到相當大的影響與啓發。文獻中記載著，老羅斯托波維奇有著非常熱情的性格，他的演奏具靈巧敏捷的技巧，和強而有力並富有歌唱性的音色，若不是因病，在最成熟豐潤的音樂壯年就去世的話，他一定也可以成爲一位國際上知名的人物。

羅斯托波維奇大概可算是他父親這一生中所調敎出的最成功的一個學生，他在音樂上的學習可說是多方面的，除了鋼琴與大提琴之外，小小年紀的他也嘗試作曲，十五歲那年，也就是在老羅斯托波維奇逝世前的最後一場演奏會上，他就以鋼琴爲父親伴奏了自己所創作的一首大提琴協奏曲，而這位今天爲全世界所尊敬的音樂家，最感激他父親的敎導：「他使我愛上了音樂」。

在音樂技巧的學習上，這位受到上天特別垂愛的音樂家幾乎沒有遭遇過什麼重大的困難，他自己就曾表示過：我甚至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我的雙手就能夠做到這一切，它們好像天生就是爲音樂而生的一樣。但是在現實的生活環境與求學過程中，羅斯托波維奇卻走得十分艱辛。四歲時，羅斯托波維奇舉家遷至莫斯科，在窮困的環境下連房租都付不起，一位好心的亞美尼亞婦人收留了他們一家，把自己唯一僅有的兩個房間分出一間給羅氏一家人居住，並且不收他們一塊錢房租，這種景況維持了將近三年，直到老羅斯托波維奇覓得一份敎職後景況才吿好轉。正因爲這樣的一段遭遇，使得羅斯托波維奇始終對他的祖國與廣大的人民有著一股深深的愛與感激。

一九四〇年，二次世界大戰進入了最慘烈的階段，在貧窮的壓迫下，才十三歲的羅斯托波維奇就被迫要開始和他的姐姐四處演奏，維持生計。十四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享年五十歲。

在戰爭末期（1943年），也就是羅斯托波維奇十六歲的那年，他與姐姐（目前亦爲俄國著名的小提琴家，莫斯科交響樂團的一員）一同進入莫斯科音樂學院就讀，爲了負擔自己以及家庭的生活重擔，這位音樂天才的雙手，除了辛勤的練習鋼琴與大提琴之外，更曾經做過木工及爲人製作相框，對於這段艱苦的日子，羅斯托波維奇在回憶時說：「我工作得不可想像的辛苦，有時候甚至超過四十八小時都不曾闔眼休息」。然而如此的辛苦卻是有代價的，羅斯托波維奇憑著他優異的天資與過人的熱情和毅力，將音樂院原本五年的課程，以短短三年不到的時間即修習完成。一九四六年自音樂院畢業時，這位年僅十九歲的年輕人，就已經是一位才華閃耀、銳不可當的大提琴演奏家了。

在莫斯科音樂院的環境中，羅斯托波維奇受敎於多位世界級一流大師的門下，例如普羅高菲夫、蕭士塔高維奇等人，他的音樂天分受到了老師們一致的肯定，在技巧與音樂性上，毫無疑問的，他優秀而且傑出，然而他那不太合格的演奏姿勢，卻是老師們所一致頭痛的。一九四五年時，他以學生的身分，獲得了莫斯科大提琴音樂比賽的首奬。

高尙勇敢的靈魂

一九四八年二月，羅斯托波維奇受到了他一生中第一次的政治挑戰，兩位他所尊敬的老師被蘇聯當局攻擊爲「依附形式主義及反民主傾向，不符合蘇聯人民的藝術品味」，蕭士塔高維奇甚至被迫離開音樂院，長達兩年的時間，全蘇聯聽不到一聲他的音符，而羅斯托波維奇，這位當時前途如日中天的年輕大提琴家，卻毫無畏懼的展現了他的勇氣與正義，他毅然離開音樂院，大聲表示：一日爲師終身爲師，我絕不像其他學生那樣見風轉舵。稍後，他更搬去與普羅高菲夫同住，羅斯托波維奇說：「我一點也不爲自己担心，甚至我覺得這是一件極大的榮譽」。他的勇氣贏得了兩位大師深深的友誼，更在音樂之外，讓人看見了他內在深處高尙、勇敢的靈魂。

羅斯托波維契超凡的音樂才華，讓當局對他十分看重而且見容，三十歲時，他已經在全蘇聯以及歐洲大陸樹立了極高的聲譽，並得到政府頒發列寧奬及兩次史達林奬與人民藝術奬。

一九五五年，他在布拉格音樂節中第二次遇到了嘉莉娜．維希妮芙斯卡雅（Galina Vishnevskaya），她是蘇聯波修瓦歌劇院著名的女高音演唱家，羅斯托波維奇邀請她一同散步，四天之後，兩人就結婚了。這一對頂尖的音樂伴侶婚後不僅在事業上相輔相成，聲譽扶搖直上，更是蘇聯當局眼中的紅人，他們居住在莫斯科近郊一棟豪華的別墅中，享受非常好的待遇，有自己的游泳池及三輛大轎車（其中包括一輛賓士），並撫育了兩位同樣具有音樂天分的女兒Olga和Elena（Olga後來繼承父業學習大提琴，Elena則演奏小提琴）。

上天對羅斯托波維奇的考驗卻沒有因此而鬆懈，在六〇年間，他結識了當時被蘇聯《眞理報》讚譽爲「托爾斯泰第二」的索忍尼辛，兩人成爲知交好友，然而當一九六八年索氏的著作《癌症病房》在西方公開出版後，該書立刻被當局抨擊爲「西方反動勢力的宣傳品」，在索氏申請搬往莫斯科居住被拒後，他寫信向羅斯托波維奇求助，羅斯托波維奇立刻大膽的收容他將近四年的時間。

音樂界的人權鬥士

一九七〇年索忍尼辛獲得諾貝爾文學奬，這項榮譽卻激怒了蘇聯官方，俄國報刊開始對他展開猛烈的攻擊，而羅斯托波維奇卻無視於當時瀰漫於四周的一片撻伐之聲，他正義凜然的寫下一封公開抗議信函，投寄給蘇聯的四家報社，並將拷貝本交給了西方的媒體記者，他的公開信被四家報紙同時拒絕，卻在海外被大加刊登，這種「不友善」的舉動在蘇聯引起了喧然大波。羅斯托波維奇公開表示：「這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一步，我以整個靈魂宣誓，從現在起我不再沉默了。」他勇敢的向蘇聯當局提出質疑：「請解釋，爲什麼在我們的文學藝術中，經常發生對這一竅不通的人卻總是掌控了最後的決定權，每個人都應擁有沒有恐懼、與獨立思考的權利，以及說出自己所知、所想、所經驗的事物的權利，而不僅僅只能表達那些透過體制敎育所灌輸給他們的東西」。

在這樣的一場風暴之後，索忍尼辛遭到了放逐的命運，羅斯托波維奇夫婦也受到了當局的懲罰。他的國外演出與唱片錄製工作，完全遭到取消，姓名也從所有國內演奏會的文宣品中消失；一九七三年時，他雖然已經被允許在國內的一些小城鎭演出，但往往在到達當地之後，才發現演出又臨時被取消了，羅斯托波維奇曾寫信給布里滋涅夫，但毫無回音。一九七四年，他被當局拒絕到英國參加摯友布列頓《戰爭安魂曲》的首演，羅斯托波維奇的藝術生命已被完全的封鎖了。

這個消息被西方媒體大加披露，羅斯托波維奇海外的朋友們積極的展開了救援行動，在紐約的伯恩斯坦夫婦請求當時正要前往蘇聯訪問的小甘迺迪伸出援手，一九七四年四月，小甘迺迪親自向布里滋涅夫表示，要邀請羅斯托波維奇全家至美國演出，於是蘇聯當局發了他們出境證，羅氏一家人在舉世矚目下離開了他們的祖國，同年，羅氏獲頒哈佛大學榮譽學位及國際人權聯盟的年度奬章。

跨足指揮，再拓音樂路

傑出的音樂成就再加上勇敢的人權鬥士形象，讓羅斯托波維奇在世界樂壇中益發受到尊崇。一九七七年他被《時代雜誌》選爲封面人物，標題爲「一位超凡卓越的大師」同年，他接掌美國國家交響樂團音樂總監，爲自己的音樂事業跨出了另一步。蘇聯對自己人民的否定，卻帶給了世界上其它地區人們更多的豐富。

在大提琴的演奏上，羅斯托波維奇被許多樂評家推崇爲承繼了卡薩爾斯的地位，爲大提琴的領域，開拓了更深廣的可能性。無數世界一流的作曲家爲他創作音樂，名單顯赫如蕭士塔高維奇、普羅高菲夫、布列頓、伯恩斯坦……等超過了六十多人。他的技巧豐富了大提琴的曲目與演奏廣度，而其本人的風格與典範，更鼓舞了無數年輕一輩的大提琴家，自管弦樂團衆多樂器的埋藏中，走到了表演舞台的中央。

羅斯托波維奇的音樂非常的浪漫而且充滿情感，從指間與弓弦上流洩出來的旋律，總是那麼細膩純美，擁抱著大提琴，就好像將俄國的靈魂灌注在每一個音符中，他的技巧絕無質疑，而在音色與音感的表達上，更爲人所驚嘆，欣賞他的音樂，最貼切的形容詞大概就是感動、感動、感動……。然而他對樂句的處理，卻非常有主見，往往有許多與衆不同，甚至讓人驚愕的作法，小提琴家曼紐因就說：「隨意增減音符的長度，這種風格就是Slava（羅斯托波維奇的暱稱）的一部分，因爲他絕對不會依循單調乾燥的尺度、節拍，作爲一個弦樂演奏家，他知道如何眞正形成一個音節，而這卻不是許多指揮家所知道的」。

在大提琴的演奏上，他的地位崇高，無可置疑，但在指揮這個角色上，他對音樂極高的想像空間與自由度，卻爲自己帶來了相當分岐的評價。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九七五年，羅氏應邀赴維也納指揮約翰史特勞斯的歌劇《蝙蝠》，當這些維也納人聽到這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蝙蝠》竟會以如此驚人的面貌出現時，錯愕與指責立刻毫不留情的蜂湧而至，在一片激烈的聲浪中，羅斯托波維奇卻仍大聲的爲自己辯護：「誰能說什麼才是正確的速度？約翰史特勞斯又限制了人得說怎樣才是對的嗎？」

然而，羅斯托波維奇仍在衆所期待中，接下了美國國家交響樂團的兵符，這支在過去從來不曾受過高評價的樂團，自此備受國際矚目。羅斯托波維奇自一九七五年起就擔任美國國家交響樂團的客席指揮，一九七七年在董事會的決議下，正式出任該團音樂總監一職。同年十月，他信心勃勃的對美國《時代雜誌》的記者表示，他知道這支樂團目前並不是最好的，但盼望在雙方的共事與努力下，將它變成一支最好的樂團，並且他要將這支團體帶回莫斯科演奏，他和所有的團員都非常有信心要看到這一刻的實現，在當時東西雙方正處於冷戰狀況的緊張時刻裡，對這位被迫離開祖國，在西方社會奮鬥的音樂家而言，羅斯托波維奇的這句話其實是包含了相當複雜的心情的。

重返祖國

羅斯托波維奇所許下的諾言，沒有落空。一九九〇年二月，在睽違了祖國十六年後，他帶領著美國國家交響樂團踏上了蘇聯的土地，在世界各大媒體的爭相報導之下，於莫斯科及聖彼得堡舉行了舉世矚目的音樂演出。

音樂上以及政治上，羅斯托波維奇數不淸耀目的光圈，或許讓人暫時忽略了他本人在性格以及行事作風上的鮮明的特質。但是任何只要是接觸過羅斯托波維奇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強烈的被他的熱情所感染，即使他在全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盛名，但高傲與架子幾乎從來不曾從他的身上出現過，西方世界都以斯拉瓦Slava這個暱稱來代替他原本Mstislav那個難念的俄文原名，指揮家伯恩斯坦更曾經創作了一首題獻給他的樂曲，曲名就叫作Slava。

一個享有名聲地位的人，往往會不自覺的被淹沒在自己的地位與名氣中，但羅斯托波維奇卻是獨特的，他擁有不可思議的熱情、活潑以及浪漫的情感，他就像是一個愛的動力，似乎在身邊的所有陌生人也都是他的朋友，他熱情的擁抱每一個他所接觸到的人，不論對方職位卑尊，他更喜歡親吻一切，不論是對音樂家們、經紀人、服務生、警察、甚至小動物、火車、電話、飛機……小提琴家曼紐因形容羅斯托波維奇總是永遠處於一種完完全全的陶醉與熱烈的情緒當中，而對伯恩斯坦而言，這種對生命的熱情，更是只有存在於古希臘人所謂被神祇攫獲狀態當中。

這就是羅斯托波維奇，一位在本世紀充滿了傳奇性，卻又讓人不論在音樂、在人格上，毫無距離的感受到了親切與愛的熱力的音樂家。  

 

文字｜劉家渝  德國慕尼黑大學音樂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