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搶救敎科文」大遊行中，文化界首次動員衆多表演團體參與，但這樣難得的結合仍然吸引不了大衆的目光，「敎改」依然是衆所矚目的焦點，面對這樣的情勢，表演藝術界在未來該如何自處，是値得深思的。
今年七月間國大修憲取消了敎科文預算佔中央政府總預算百分之十五的下限後，國內敎育、文化及科學界先是震驚後感到氣憤，於是聯手成立「搶救敎科文連線」，先進行「誓師擊鼓、名人開講、萬人連署」活動，再於九月二十七日全省北中南舉行大規模罷敎、罷課程與包括敎育、文化、社團、親子及其他團體的遊行活動、當天並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設置六個表演場、五十多個單位進行戶外敎學；整個活動引起了社會的關注。
藝術界最大團結案
和過去相比，此次遊行，文化界算是最團結的一次了。當國大取消下限後，林懷民即公開譴責此一「亡國之舉」，之後表演藝術聯盟加入「搶救敎科文預算連線」，提出四項文化訴求，包括：憲法明定保障敎科文預算在中央政府總預算中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其中文化支出不得低於百分之二；憲法應賦予藝術團體與藝術工作者法定地位，合理保障藝術家的生活與環境；政府應積極爲文化訂定相關法令，以確保文化人才之任用、文化團體之運作、文化環境之成長得以保障；加速規劃成立文化部等。而在遊行當天，包括朱宗慶打擊樂團、台北民族樂團、果陀劇團、鞋子兒童劇團、太古踏舞團、台北愛樂合唱團、小西園掌中偶劇團、組合語言、絲竹室內樂、采風樂坊、小劇場聯盟……等文化團體及個人，或參加當天早上的敎學擺攤，或加入下午文化大隊的遊行行列。表演藝術聯盟陳琪表示，在原先敎科文下限保障下，文化支出僅佔敎科文支出的百分之六點八，與敎育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五點二、科學支出百分之二十八相比，簡直是弱勢中的弱勢，因此曾考慮是否要參與，爭取預算大餅的「屑」；斟酌一番，認爲現在所修的憲法應更具未來性，因此文化界該趁此機會站出來，讓社會大衆了解文化單獨被保障的必要；而此次的串聯伸援，對一向只專注於創作，不願參與政治的表演團體而言，也算是很大的進步了。
先天被迫不良後天自願失調
陳琪認爲，雖然和以前相比，藝文團體此次付出不少，然而整個活動下來，始終被敎改光芒掩蓋的結果還是可以預期的，原因在於致力於敎改的團體已有十多年的社會運動經驗，有淸楚的數據資料與需求可以對政府 「喊話」；而文化界除了在過去數十年受「重經濟、輕文化」的政策環境長久壓抑之外，也因害怕政治介入創作，多不願與官方接觸，運動經驗較少，再加上本身缺乏硏究數據資料，造成今日體質羸弱，「發聲」困難。
然而除了先天環境的不良外，在後天發展上，文化團體不得不自負一些責任。在政治逐漸走向民主開放，思想不再受箝制的今天，當其他社會團體大都已和執政立法者取得彼此對話空間時，文化團體卻還只專注於本身的創作，抱怨環境不好、補助太少，而忽略了應該立即急起直追，探尋能促進生存的遊戲規則，同時思考自己與社會的關係。以這次「搶救敎科文連線」的運動爲例，文化界的參與仍被新聞媒體處理成附屬事件，而不見文化界的主體需求，文化版記者于國華、江世芳及楊莉玲均認爲，就新聞決策上，有焦點的容易優先被考慮，於是「敎改」訴求成了整個事件的焦點，相形之下，文化界內部恐怕較無一個明確具體的共識。立委范巽綠表示，「敎改」對預算的爭求有「小班小校」的目標，文化界對「文化支出不得低於百分之二」的訴求，具體要達到的目標在哪裡？不只是抗議文化不入憲、藝術未生根、沒有被保障，還該思考爲什麼條文未取消前，沒有主動關心、爭取應得的權利？政府以及文化界本身各該負什麼責任來讓藝術生根？這些自然皆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找到答案，但若文化團體本身只顧著閉門造車，只會頻頻抱怨環境的惡劣，未主動致力改善，那麼創作環境的供需是永遠無法達到平衡的。
藥補、食補「運動」最補
雖然這次活動再一次證明文化藝術的弱勢，但若樂觀的看，此次遊行結果激發一些人致力化抽象的憲法條文爲具體的補救措施，如立委朱惠良提出「文化基本法」及其持續進行結合地方文史工作室的文化關懷站；而表演藝術聯盟也將蒐集各國文化預算的比較資料，爲台灣表演藝術界發「聲」做準備。至於藝文團體，朱宗慶認爲，未來也許可以聯合舉辦活動或製造一些議題，如明年開始實施週休二日，人民的休閒時間增加，文化團體可以開始規劃可能的方向，使社會大衆注意它、進而需要它。藝評家陸蓉之則認爲，文化團體必須開始學著參與資源分配的遊戲，依照合理的法規提供保障，讓文化不再弱勢。
長久以來，被動等待政府牛步般施予的文化界，在政府應允開了「文化部」的藥方後，藝文團體除了埋首創作之外，應該一起運動運動，熟悉攸關自身利益的遊戲規則，並在過程中實際摸索、了解自己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文化部，以及該有怎樣的作爲，才能找到最適合的養生之道，吿別羸弱體質。
（本刊編輯 祁雅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