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姚先生不媚流俗、不求現實名利的精神價値，是我們希望在任何形式的紀念活動中加以留存、記錄（記憶），以供後來者追念的目標，那麼我們就應該以同樣的堅持自我期許，以同樣嚴肅的態度、不計私利或個人情感地對姚先生的創作與理論加以檢視，或許這才是對他最好的「紀念」方式。
「紀念硏討會」的政治性
從一個非常「政治」的角度來看，類似「某某紀念硏討會」的活動，或所謂「紀念專集」的編纂，多半都是一個「書寫權」或「解釋權」的議題，也就是正統傳承的議題（究竟誰代表正統，誰擁有最後的詮釋權），眞正的理性思辯或討論反而經常成爲次要。尤其在傳統「爲先人諱」的想法牽制之下，紀念活動之流於形式、或缺乏實質的論辯意義，幾乎就是無可避免的事。筆者提出這樣的說法，不在否定私人情感關係的價値或正當性，而在試圖指出這種紀念活動的弔詭之處：在試圖以懷念的姿態肯定逝者、表現寬恕的同時，某種背叛的、掠奪的、否定（思辯價値）的鬼魅卻也隱隱浮現。這種鬼魅表現在外的，便是批判性的薄弱、和對私人關係（記憶）的反覆回歸。
由國立藝術學院所主辦的「姚一葦先生逝世週年紀念硏討會」，便是一個相當明顯的例子：在姚先生逝世一週年之後，我們所聽到、看到的仍然是滿溢私人情緖的語言與姿態，也還是看不到對一個歷史人物、或一個文學現象的深入探討或歸納整理。
就筆者所參與的部分（下午的場次，以姚一葦先生的戲劇著述爲主題）來看，雖名之爲公開，但會場中卻充滿一種私密的、同一族裔情感聯繫的氣氛。從主持人到發言者（包括論文發表及講評人、和台下的觀衆），許多人經常在提出論述之前，先「簡單」描述一段個人與姚先生（老師）的私人關係（包括私人情誼、工作上的合作、持續的支持和共同分享的歷史情境）。除了提出私人記憶以符「紀念」的名目外，其實這些回憶的用意，或許也在藉以確定發言者個人的書寫／詮釋位置（不僅在這次的硏討會上，更是在本地的劇場界裡），爲自己的創作／論述背書。這種私人關係的本身，自有其無法取代的情感、或甚至歷史性的參考價値，但對於學術硏討和理性思辯的價値，則實在有待商榷。與此相應的，便是硏討會主體──論文及講評──之缺乏批判性與討論的可能。
闡述多於評論
在當天針對姚先生的劇場著述所提出的論文中，除了紀蔚然敎授所提出的一篇有較爲明白的批評論點之外，其他作者的文章多僅限於對其作品的闡述、而非評論，或甚且在情感上親身涉入，而忘了身爲批評者的角色與責任。
陳傳興敎授對於姚先生晚期作品《X小姐》所提出的，一篇以傅科爲主（關於監獄、醫療體制的處罰禁制）兼帶有認識論、心理分析的導讀文章，對《X小姐》進行綿密的文本分析，卻在交錯繁複的文理中失去對劇作本身的評論意義；蔣維國敎授的論文，以「倘佯於現代的『前衛』與傳統的『本位』之間」做爲結語（也同時是起點），雖然意在肯定姚先生之不從流俗、不忘根本及自我鞭策，也或許頗能掌握姚先生的治學及生活態度，卻因爲缺乏實質的論證（如姚先生對於現代意識的掌握，除了文中所提出的引用現代形式和對於封建傳統的質疑外，是否還有其他面向？姚先生對於當代文化論述的理解及態度，究竟是因爲有所堅持而不致迷失，或者根本從未進入這些論述的核心？）而顯得空泛，並且讓人有「時空錯亂」的感覺（其文章標題及內容重點，讓人不禁懷疑：姚先生是否爲最後一個「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論者？）；林國源敎授的論文，則更像是一篇關於《詩學》硏究的資料索引，對於姚先生如何以其《詩學》硏究「開拓古典美學硏究」、建立典範、或個人獨創的美學批評體系，則完全未有論及，至於以「典範在夙昔」、「不廢江河萬古流」之類的「官樣」字眼總結姚先生的學術境界，一方面完全混淆了私人情感與學術道德的界線，另一方面卻也明白地印證筆者在文章開頭所提出的觀點──關於正統與詮釋權的問題。林敎授的文章，除了（試圖）確立姚先生在本地劇場美學硏究領域中的正統位置外，論文（及宣讀過程）中不時帶到的師生關係，卻也很難不讓人有其他的聯想。
紀蔚然敎授所提出的論文，是唯一有較爲明確的批評觀點，並且以較具實質的論證描繪出姚先生對人文主義和傳統美學的執著、脫離刻板意識宰制的努力，及其面對現代意識／議題時的困惑與「詞窮」。但紀敎授的論文有一個明顯的弱點：過於強調創作形式與內容的文本分析，卻忽略了歷史條件的影響（這之所以黃建業敎授會對於紀文，提出忽略了姚先生令人動容的人文精神的批評──雖然這樣的批評，其實也是對創作／歷史條件關係的另一種誤解。）因此，筆者無法同意紀敎授所言，姚先生的政治經歷與其創作的關係並不重要的觀點。如姚先生在《重新開始》劇中對於後現代文化論述的批判，之所以讓人感覺虛浮薄弱，就在於他過於堅持（傳統意義下的）文本或所謂人文／人本的絕對價値，而忽略了後現代歷史條件與文化論述的密切關係，將後現代文化情境的政治性誤解爲「無可分辨」的混沌棄絕。
散漫的即席回應
除了論文本身的缺陷之外，當天講評者及觀衆的發言也令人十分失望。對於論文的講評和提問，或者是流於私人情感的陳述（如賴聲川敎授對蔣文的講評）、或者是不知所以的嘻笑嘲諷（如楊澤對陳文的講評）、或者是盲目的崇拜（如某觀衆）、或者是因歷史條件謬誤所導致的誤解（如黃美序敎授對紀文所提出，關於姚先生的創作條件的補充）、又或者是自陷於語言／邏輯論述的迷障（如廖仁義敎授對林文的講評），不僅未能對論文本身提出有意義的質疑或補充，更甚者是背棄了學術硏討的嚴肅意義、和記憶（不論是個人的、集體的、情感的、或智性的）的深刻價値，徒有紀念之名，卻任由背叛的、掠奪的、否定（思辯價値）的鬼魅在稍嫌陰暗沈悶的會場中流動。
如果將這些論文與講評討論品質的種種問題，放在「詮釋權」或「正統」的脈絡中檢視，其實具體而微地描繪出台灣劇場界的諸多問題，這其中包括門派的建立與傳承、劇場勢力範圍與資源的分配，以至於學術硏究的整體質量。簡言之，這是一些政治性的議題，但在本地的劇場界裡，政治性的議題始終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姑先不論會議的學術或紀念價値，「姚一葦先生逝世週年紀念硏討會」其實正好提供了一個省思檢討這些問題的機會。
在本地當代劇場的發展中，姚一葦先生以其等身的著作，確實建立了一個値得嚴肅探討的「傳統」，同時也是一個値得深究的「文化現象」（由衆多弟子所形成的門派？）。姚先生在劇本創作方面所累積的成果，尤其是對於文本的經營，依舊讓許多新一輩的創作者汗顏；他在理論方面的深厚基礎與成就，也還少有能超越者。對在他身後繼續從事創作硏究的我們，唯一有利的條件是我們所處的歷史時空、和前人累積的成果，讓我們的追隨、超越、批判、顚覆有所依據。如果姚先生不媚流俗、不求現實名利的精神價値，是我們希望在任何形式的紀念活動中加以留存、記錄（記憶），以供後來者追念的目標，那麼我們就應該以同樣的堅持自我期許，以同樣嚴肅的態度、不計私利或個人情感地對姚先生的創作與理論加以檢視，或許這才是對他最好的「紀念」方式。
就如德國當代劇場工作者漢納．穆勒（Heiner Muller）對於現代劇場大師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態度一樣：「利用布萊希特而不對他加以批判，才是對他的背叛。（It's treason to use Brecht without criticizing him.）」
文字｜陳正熙 國光藝校劇場藝術科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