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十八世紀初，首先在法國興起的「漢風」（chinoiserie），原本指服裝、裝飾、瓷器、漆器、絲織、染色、壁紙、建築、繪畫等工藝和藝術品的中國風格，同時波及詩歌和其他文學形式。漢風西漸席捲了整個歐洲文化領域，不少西方文豪染指中國題材，描繪中國人物，效法中國風格，在戲劇舞台，如法國啓蒙思想家伏爾泰的《中國孤兒》，德國著名劇作家布萊希特的《四川好女人》，兩百多年來，漢風餘波仍然綿延回蕩。

榮獲一九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義大利劇作家兼演員達里歐．佛（Dario Fo，1926—）就有一齣典型的中國風格的獨角戲──一九八〇年創作演出的《老虎的故事》，主角係佛氏本人粉墨登場。劇本很快被譯爲英文，曾經在義大利和瑞典等歐洲國家多次上演。佛氏獲獎後瑞典文譯本出版並重新由瑞典劇團演出，筆者有幸觀賞了這齣熔義大利文化、瑞典文化和中國文化於一爐的精采小戲。

漢風餘波

就佛氏的戲劇藝術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而言，首先値得一提的是：六〇年代北京的一家京劇團曾經到米蘭訪問演出，佛氏以極大的興趣觀摩了風靡歐洲的中國京劇藝術。此後不久，佛氏創作了他的政治喜劇《七戒：少偷一點》。該劇涉及義大利武裝警察與示威群衆之間的衝突，第一次在義大利舞台上表現政治事件。佛氏還以精神病患者的乖戾行爲來象徵各個大國爭奪政治覇權的鬥爭。例如，他採用戴着怪誕的獅子面具的病人來象徵英國，在病人的一頂大軍帽上插着旗幟，就像中國京劇的三角旗，在前台還擺設了三枚象徵英國的「獅子紋章」 （Tudor lions）。這種象徵性的表現手法，與中國戲曲舞台的以虛代實、以少總多的寫意性或假定性是十分接近的。澳大利亞批評家托尼．米奇爾（Tony Mitchell）在其硏究佛氏戲劇的專著《達里歐．佛──人民的弄臣》中指出：「所有這些都類似於以小丑插科打諢的中國戲劇，同時帶有『典型的通俗戲劇』（commedia dell'arte）的裝飾品──如佛氏在舞台提示中所言。這一場景就其怪誕的大排場而言，很像利特爾伍德（Joan Littlewood）的《啊，多可愛的戰爭》Oh What a Lovely War裡所表現的一戰中人的弈棋遊戲，但佛氏可能受到京劇更多的影響。」（第48-49頁）

達里歐．佛的中國大陸之行

在藝術領域，中國人走向世界，西方人也湧向中國。佛氏不但對中國戲曲感興趣，而且對中國政治和近代史也有所硏究，這主要是出於他早年信仰馬克思主義靠攏共產黨的緣故。一九七五年七月，佛氏夫妻曾率領劇團到中國上海、濟南等地訪問演出。當時的中國大陸正處於文化革命尾聲的所謂「批林批孔」階段。佛氏一方面考察中國大陸政局，另一方面觀摩中國藝術，給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是大陸的民間小戲和曲藝藝術。

回義大利後，中國之行的見聞和印象使佛氏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就義大利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所拍攝的文獻紀錄片《中國──世界的中心》（1974）與安氏發生激烈爭論。佛氏認爲安氏將中國大陸的生活方式表現得過於灰暗，甚至有「偷拍下流場景的傾向」（voyeurism），代表了西方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比較悲觀的看法，而佛氏對中國的反應則比較樂觀。例如，他認爲中國大陸的文化革命也有以通俗的諷刺性的流行文化來反對官方文化的一面。

第二件事就是佛氏着手根據他在上海聽到的故事寫一部戲劇。他在一篇回憶錄中這樣寫到他觀看的一位曲藝藝人的表演：

有點像我在《滑稽的神秘》中的表演，他重新編織了人民的評論，儘管這些評論有時是平庸的；他表達了他們的牽掛──關於他們的工作、工資和反對林彪的鬥爭。他刻劃了一個人物，這個人物認爲孔夫子是一個黨的指導員，而他所刻劃的另一個人物則沒有把握黨的最新指示的要點。所有這些都是採用一種滑稽的表演風格，有時還伴之以擊鼓。

這位曲藝藝人的節目的具體內容不詳，但在當時的「批林批孔」運動中竟然敢說孔夫子是一個黨的指導員，這無疑有頗爲大膽的反官方色彩。據瑞典報紙的報導，佛氏歸國後創作的《老虎的故事》所依據的中國故事的表演者後來一度被打成反革命下獄。此人很可能就是佛氏在回憶錄中記述的這位藝人。

從藝術上看，中國的某些曲藝形式尤其是中國的民間小戲與佛氏劇作的類似之處，在於它們壓根兒沒有西方話劇中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所主張的所謂「第四面牆」，即除了舞台布景設置的三面牆以外，演員心中存有的與觀衆隔離的那面想像的牆，對於觀衆來說是能觀賞劇情的透明的牆。無論在中國曲藝或小戲還是佛氏的戲劇中，演員都可以自由地從角色中「跳出跳進」，與觀衆直接交流，與觀衆「若即若離」。此外，上海藝人是以方言表演的，而佛氏的《滑稽的神秘》（1969）也是採用義大利的方言 Padano表演。他從中國歸來帶回了上海藝人的底本，並且請人翻譯爲義大利文。中國藝術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他決定繼續用他慣用的方言寫一部中國式的《滑稽的神秘》──《老虎的故事》。

虎嘯與官腔

佛氏的這齣獨角戲以三〇年代國共兩黨的內戰和抗日戰爭爲背景，以一位新四軍戰士的口吻叙述。這位戰士受了重傷，逃到一個山洞裡，洞裡的虎媽媽不但沒有傷害他，反而在他饑渴時以虎乳哺育了他，並敎他如何在森林裡求生存。戰士傷口痊癒後，虎媽媽讓他離開了山洞。可那些與戰士一起親密地玩耍的小老虎已經把他當作自己的親兄弟一樣，戀戀不捨地跟隨着出了山洞。這時，正好碰上國民黨的軍隊到一個村莊搶劫，由於虎嘯林濤，許多村民才因此得救。共軍贏得戰爭之後，政府控制了當地的行政機關，他們受到老虎家族的威脅，接着共產黨的政治家發表了評論：

這時來了一位黨的政治領導爲我們喝采並且説：「幹得好，幹得好！發明老虎是驚人的創舉！我們的人民有世界上別人沒有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幹得好，幹得好！但現在我們再也不需要跟老虎打交道了，我們必須把牠們送回森林裡去。」

「爲什麼？我們與老虎相處得這樣好，我們是朋友。牠們感覺良好，牠們保護我們，不需要……」

「我們不能這樣，老虎有目無組織紀律的傾向，牠們不懂辯證法。我們不能給老虎在黨内分配一個角色，如果牠們不能留在黨内，牠們也不能待在基層。聽從黨指揮！讓老虎回森林去！」

我們對他們説：「是，是，我們送牠們去。」

但我們並沒有這樣做，我們把牠們關在養鷄場裡。外面是鷄群，裡面是老虎。當那些官僚經過時，我們就給老虎一個敎訓，牠們便説：「卑鄙的手段！」

官僚政治家看了一會，然後説道：「有老虎味的公鷄，滾開。」

接着的劇情是，憤怒的老虎驅散了共產黨的「新政權」，接着又來了日本鬼子，人民又一次借助老虎的力量驅散了敵寇。抗戰勝利後，

又來了一位新領導，他對我們説：「幹得好，你們前一次不服從領導是對的。他也是一個修正主義者，反革命。幹得不錯！只要有敵人，人民就必須始終有老虎。但現在不需要了。敵人已經逃跑了……老虎最好快回到森林裡去。」

「什麼，又是這樣？」「服從黨安排！」「根據辯證法？」「是的！」「啊呀，原來如此，爲了辯證法。」

但我們仍然讓牠留在鷄場裡。運氣好，因爲蔣介石的軍隊捲土重來，由美國佬武裝，有大炮坦克。他們來了，很多人，很多人。

「老虎！！！」「啊呀呀！！！」

他們像一陣風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踪！我們把他們趕至海峽彼岸。一個不留，現在沒有敵人了。然後所有的領導人都來了，人人手持紅旗……他們揮舞着……他們歡迎我們！他們來自黨，來自軍隊。他們是高級將領，比中央領導還高，大家都鼓掌喝采：「幹得好！幹得 好！幹得好！你們不服從是對的！老虎必須始終與人民在一起，因爲牠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民的創舉。老虎將永遠屬於人民……在博物館裡……不，在動物園裡，始終在那裡！」

「什麼？在動物園裡？」

「服從！現在再也不需要了。我們不需要老虎了，我們再也沒有敵人了。又有人民，黨和軍隊。黨，軍隊和人民是同一回事。自然要有一個領袖，因爲如果沒有人領導，就沒有個頭，沒有個頭，也就沒有講辯證法的地方。一個領袖是由辯證法決定的。他自然是從上頭來的，然後要在基層發展，在基層面對面地討論由上頭發布的安民告示──這種東西不是靠權力進行不公平的分配，而是一種堅固的永恒的等式，因爲牠將適合於一種行之有效的觀點中，觀點是從下產生的，目的是要向上集中，但也自上而下地表現在一種積極的相互的民主關係中……」

「老老老老虎！（模擬對領導發起強暴的攻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根據瑞典文譯本譯出）

反諷與諷剌

要理解這齣虎戲，首先得了解佛氏的反諷和諷刺藝術，尤其是兩齣在我看來與虎戲密切相關的戲劇，即佛氏的《滑稽的神秘》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

虎戲與《滑稽的神秘》的確如姊妹篇一樣。《滑稽的神秘》借用了《聖經》題材，有不少類似於中世紀的宗敎戲作中的獨白。主角是一個貧苦的農民，一個貴族不但奪去了他的土地，而且強暴了他的妻子。他在絕望中意欲自殺時來了一個陌生人，他將最後一點食品與陌生人分享。來人原來是耶穌，耶穌的開導打消了他自殺的念頭，敎會他如何用「尖刻的舌頭」作武器來抗爭和自衛，從此他開始了周遊世界諷刺權貴的滑稽家生涯。顯然易見，這個滑稽家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佛氏自身的寫照。瑞典文學院的授獎頌詞稱：「他仿效中世紀的弄臣以鞭笞權威維護被踐踏者的尊嚴。 ……他對『弄臣』（gyclare）一詞的眞正含義的領略比任何人都要深刻。他亦莊亦諧，將笑與淚揉合起來，讓我們睜大眼睛看到社會的不公和不義，在作品中展現了更爲寬闊的歷史視野。」西方的弄臣，如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和《暴風雨》中的「傻瓜」，都是插科打諢的小丑式的角色，以其近乎瘋言瘋語的台詞揭發人性的醜陋，道出人生的眞理。這種「傻瓜」與中國式的宮廷弄臣極爲相似，或像司馬遷的《史記．滑稽列傳》中秦始皇身邊的優旃一樣「言非若是，言是若非」，婉言諷諫。其藝術特色在於西方頗爲流行的反諷（irony）。佛氏同樣長於反諷，而且是一位極爲嚴肅的諷刺家。他或「借古諷今」，或直接干預現實的政治題材。除了布萊希特的影響以外，佛氏繼承了古希臘「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哲學家蘇格拉底、法國喜劇大師莫里哀和前蘇聯詩人兼劇作家馬雅科夫斯基的傳統。佛氏自己說：「沒有什麼能像諷刺一樣深入人的心靈和理性。……諷剌的目的是報導現實的民主之終結的第一聲警鐘。」

另一齣戲《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是佛氏一九七〇年創作演出的最爲著名的喜劇，我之所以認爲應當與虎戲聯繫起來看，是因爲兩者都表現了佛氏對共產黨的鞭笞和諷刺。該劇是根據一九六九年在義大利發生的一起扔放炸彈的爆炸事件創作的。官方把這次恐怖活動的肇事者歸咎到無政府主義者的頭上。在審訊此案時，一個被當作嫌疑犯的無辜的鐵路工人據說從十五樓跳樓自殺。多年後案情水落石出：這位工人實際上是被有共產黨背景的警察從窗口推下去的他殺；炸彈爆炸的肇事者是三個右翼極端分子或恐怖分子，其中一人竟然是有共產黨背景的國家安全警察委派的人。佛氏基本上採用這一眞實事件爲題材，在該劇的英譯本的導言中，佛氏指出：「該劇的巨大的挑釁性的撞擊，是由它的戲劇形式決定的：這齣根植於悲劇戲劇成了一齣笑劇──權力的笑劇。……觀衆逐步淸楚地認識到，他們是在笑那眞實事件中的整個時代，就其殘酷性而言那些事件是罪惡的汚穢的，這是國家的犯罪。……這一悲劇性的笑劇……兩年多來在整個義大利不斷重復，已經被五十多萬人民看到。上演以後觀衆每天的討論，使他們對全國日益發展壯大的新鬥爭，得到更淸晰的認識。

對中共的嘲笑和批判

如果說，佛氏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是他與腐敗的義大利共產黨最後決裂的信號，它的矛頭所向，主要是針對義大利地方主義坐大時在某些地區握有相當權力的義共，那麼，他的《老虎的故事》則是對大權獨攬的中國共產黨的尖銳嘲笑和深刻批判。自從佛氏與義共分手之後，他對於中國歷史、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認識顯然也發生了某些變化。佛氏在他的《虎》戲的序言中指出該劇的諷喩意義；老虎象徵着自我意志和自我敎育的精神：「老虎所具有的另一鮮明的也許最根本的諷喩意味在於：當一個人絕不把任何事托付給別人時，絕不試圖求別人解決自己的問題，這個人就有了這只老虎……」科爾比（Vinete Colby）編輯的《世界作家，1980—1985》一書中，敍述佛氏文章下涉及該劇時更挑明了作者的創作意圖：「其寓意在於：如果你是一隻『老虎』，你就必須絕不推諉責任，絕不期待別人來解決你自己的問題，絕不要信任一個政黨──政黨是理性和革命的敵人。」科爾比的這一詮釋，與佛氏本人的觀點是一致的。

在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作品中所描寫的軍民之間所謂「魚水情」的關係，最濃密者也許是「革命舞劇」《沂蒙頌》的情節，表現共產黨軍隊裡的一個負傷的戰士，在饑渴昏迷中得到老解放區的一位大嫂的乳汁解渴救命。在這個虛構的革命神話中，「黨，軍隊和人民是同一回事。」但是，這句話在《老虎的故事》中以滑稽的模擬從一個共產黨的官僚口中說出來時，就顯然具有極爲鮮明的反諷意味，因爲劇情向觀衆展示的是：黨、軍隊和人民絕不是一回事，而是完全具有不同的根本利益衝突的社會集團和群體。佛氏的不同之處，在於他讓一位新四軍戰士，竟然在危難中得到了虎媽媽的哺育，而虎媽媽之救人，並非出於革命的動機，可以說，虎媽媽乃是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仁德的化身。這一點使人想到佛氏觀看過的上海曲藝節目中所刻劃的那個人物，他認爲孔夫子可以勝任黨的指導員。在中國古籍《易經》中，第十卦「履卦」曰「履虎尾，不咥革卦」的變卦中有「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之語，可見後來被孟子用來比喩苛政的猛虎，以及與虎並稱的豹子，實際上在中國遠古時期還有與人和諧相處的一面，其虎紋豹紋之彪炳耀目蔚然成章猶如「革命」大人或賢達君子之燦爛的勛業。在佛氏的《虎》戲中，虎媽媽敎養下的初生之虎，後來成爲威武之師，虎嘯神威，不但驅趕了搶劫老百姓村莊的國民黨的「散兵游勇」（按原文直譯應當是游擊隊，但那時的「國軍」乃正規軍隊，並無游擊隊，只有共產黨才有游擊隊），而且後來一度驅散了共產黨建立的「新政權」，因爲「新政權」一上台就要把立下大功勞的老虎趕到森林裡去。

劇中由演員以口技模仿的虎嘯，始終是對共產黨官僚的裝腔作勢的政治報吿的尖銳嘲笑。對於這種空假的演說，在中國大陸走馬觀花的佛氏竟然以漫畫手法模擬得那樣維妙維肖，不得不讓曾經領敎過這樣的訓話的筆者佩服。這番表演刻劃了官僚可憎的嘴臉，揭穿了所謂「民主集中制」的謊言，還可以使熟悉中國文化的人們想到司馬遷《史記》中所記述的深明「功成身退」之理范蠡名言：「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千百年，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歷代政治家均扮演了這樣的忘恩負義、禽獸不如的角色。佛氏出訪中國大陸以及歸國後創作《虎》戲之時，文革劫後餘灰，諸如曾經被毛澤東稱讚「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彭德懷，早已罷官而含寃去世，國家主席劉少奇也已被殘酷迫害致死，林彪不明不白摔死溫都爾汗，與「四人幫」一起成爲中共罪惡的替罪羔羊，連孔夫子也要賠着一起接受「革命大批判」，共產黨的一大批虎將文官都遭受了同樣的厄運。佛氏對於文革的這一切悲劇性的後果，無疑多有所聞。劇中的仁德、威武、正義的通人性的老虎與殘忍、自私的無人性的共產黨政治家構成了反諷的對比。因此，該劇作爲寓言劇或諷喩劇，無疑與他對文革的認識有關。甚至，我以爲在某種程度上，它是佛氏對中國革命的一種藝術總結和對文革的影射。當然，總而言之，它具有更廣泛的象徵意義。

 

文字｜傅正明  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