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走在去看《星之暗湧》的路上，到安那其之路，那條路上的景物竟已有些模糊難辨了。荒煙蔓草，野螢亂飛，在每一個劇場作者夢寐以求的巨大而空曠的水泥廠房中，我彷彿卻已經迷失了回去到那裡的路了。
現在，我該怎麼來述說呢，看《星之暗湧》的那個夜晚，以及──一旦述及那個夜晚，必然要述說的年代，當我們生命中的安那其時代距離我們其實已經有些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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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一生之中，若是有那麼一小段時間，曾經是一個「安那其分子」──用我的一位朋友ㄎ的話來說──一個「腦子裡裝滿炸彈、整天喊著『人民大革命萬歲』的年輕人」，較之於一個「終生的共產黨員」或「終生的無政府主義者」，毋寧是更爲幸福的吧。五月的一個晚上，在往華山藝術特區烏梅酒廠看《星之暗湧2000》的路上，我這樣想著。
畢竟，做爲一個「安那其分子」，怎麼樣也無法像「美髮師」、「科學研究員」或「圖書館員」那樣，可以稱爲一種一生的藝業吧。較之於世界裡必然存在的「永遠的無政府主義者」，八〇年代後半我們在河左岸和其他類似的小劇場團體與讀書會中所沾染了一身的「安那其」調子，現在回想起來，大約只能稱爲一種暫時的狀態；一種著迷，一種有關於生命情境的另類想像。儘管我們也曾做著那樣的夢想，譬如，一個終生的反抗者，一個終生的小劇場人，一個永遠的安那其。
所謂的「終生的什麼什麼人」，對於我的同代人，我們這些生於六〇年代、長於七〇年代，又在八〇年代裡接受著類似的思想啓蒙與政治撞擊的某一撮人而言，當時豈有足夠的生命經驗能以體會得出「終生」裡時間的長度與此長度的眞正意義呢？以至於不久之後的九〇年代，我們終於要在劇烈的世代轉換之中，面臨更爲尖銳的自我與身分檢證，以及古典的「終生」意涵的虛無與崩解，包括一種終生的小劇場生活的失落，在一種陌生的「滑落」之中──借用一位我所熟知的小劇場導演一九九五年的用語──匆匆抵達公元第二千年。
至於那一度的「安那其」時光──我們，與我們八〇年代後半在小劇場裡的時光，只不過是有一點點像是，像是《星之暗湧》，像是一度纏繞在我們台灣史閱讀上方、歷史稀薄的二〇年代裡，另一種調性的「黑色」旅程──在九〇年代與其他更新年代的「黎明」來臨之時，黑暗天空中的「虛微散佈的星光」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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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在和平東路一座目前已不存在的茶藝館「台北尊嚴」有很多個窗戶的二樓裡，觀看《星之暗湧：安那其的，二〇年代台北的數個夜晚》，忽忽已有九年了。
那一年的《星之暗湧》，做爲一個八〇年代後半十分具有表演力的團體一系列「面對台灣史」創作的某一種原型或序篇，銜接在一九八八年的上一個演出《無座標島嶼》之後，將原先也許並不是不存在、卻仍附屬於前期作品所倚賴取材的原著文本中的某種人物意象，以一種更具體、更獨立的角色屬性，安放在一群世紀初年的武裝抗日分子身上。這樣的一種獨立過程──從一種劇場裡的小說閱讀轉移到歷史論述的過程──之於河左岸的演出目錄，之於我自己的閱讀情感，恍然也有一種獨特的隱喻意味了。
「星之暗湧：安那其的，二〇年代台北的數個夜晚」──換成一個較不那麼意象化的句子，也許可以稱之爲「對於台灣歷史中的張七郎年代／前二二八年代／二〇年代裡的一些台籍知識分子的劇場追懷」吧──由一種小說的、虛構的鋪陳想像，極爲詩意優美的獨白體裁，追憶似水年華般的敘事語調，以及高度壓縮在同一個表演空間內彷如意識流般的場景轉換，將那個年代外於主流的孤立人物，所謂的「黑色青年」──一度活躍在二〇年代裡、以激進暗殺爲革命手段的無政府主義青年與團體結構在一種氣氛濃烈的懷舊影像之中。憂悒、飄浮、充滿哀傷，有如被塗繪在一幅浸滿陰影的畫布裡。
這幅由二〇年代裡的數位無政府主義青年與他們的身世所構成的畫像，自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八年間數個幾乎不連續的「革命」旅程，所經過的只有挫敗與死亡：革命的行動持續地在宣告卻又一直地未完成，年輕的軀體不斷地遭斬殺──彷彿從極深的黑暗裡剛剛點起旋即熄滅的一星點一星點火光──隔著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距離，被另一個年代裡的劇場分子，以一種極爲濃重的、儀式般的、心理分析式的「通靈」召喚，停格在一種類似拜物教與戀物者般的眷戀凝望之中。其中也有那麼靈光乍現的幾瞥，彷彿教人也窺見了某種似曾相識的身影，一種──譬如說──八〇年代後半小劇場工作者的自我心像。
有關於「年輕的熱情、激進的暗殺宣言、殖民與被殖民心理分析式的族群情結」，所謂的「肅殺恐怖」、「異地漂泊之魂的島嶼之夢」（見《星之喑湧》，一九九一年導演序）……，難道不也正如纏繞在八〇年代後半「我們這種小劇場」團體的歷史閱讀之中，一種集體自畫像般的心理投射嗎？鑲嵌於永恆的一九九一年時間之軸上，我自己記憶中的《星之喑湧》，因此也像是從一種無以名狀、無以言說的後「八〇年代後半」小劇場處境之中，述說著有關於自我歷史、有關於國族命運、有關於我們將成爲什麼樣的劇場的焦慮與躊躇了。
一九九一年。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個十年才剛開始，三月學運不遠，「革命」卻已經結束了。街頭在消失，運動在消失。越過一九九一年，革命就像青春一樣，什麼也留不住。那一年從和平東路往「台北尊嚴」看《星之暗湧》的路上，我其實已經記不清楚了。也許我正從一個workshop裡走出來，也或許我已穿過某個邊界，正在從劇場往某個「政府」裡走去的路上了。我記憶中的夜晚，在「台北尊嚴」狹長火柴盒般的劇場裡觀看的《星之暗湧》，因此也有一點點像是，像是迴光返照般地觀看著我們自己的安那其家族照片──我們劇場上空夜盡天明前的「虛微散佈的星光」了。
──是因爲那封閉的夜晚房間裡、一扇又一扇的長窗戶，還是由於即將消逝時光的濃重陰影？我記憶中的夜晚，在觀看一個有關「二〇年代」的歷史敘事的同時，又被另一個隱藏的劇場敘述所吸引，在一種越來越稀薄的時間壓縮之感中，使得雖然就已完成的劇本而言，當時甚至尙不算是完整演出的《星之暗湧》，呈現出一種令人難忘的豐潤與光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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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劇場人」終於也要變成一種小範圍的專有名詞了吧，就像二〇年代的「黑色青年」，就像《星之暗湧》──我已經無法回想起所有細節了呢。有關於《星之暗湧》，有關於我們大學時代的劇場，有關於在那所大學裡我所認識的一群人的少年時代，以及《星之暗湧》時光裡令人歆慕的學長姐們──言語寡少的劇作者葉智中、在陰影牆上與長窗間攀行的林清江陳哲鵬、那如鐵鍊般鉤住別人目光的優子彭倩文的長髮，與她案前的百合花……。
劇場，作爲一種敘述形式，一個說故事的容器，原來是那麼接近於一種典章完備、程序井然的某種「葬儀社」──借用一位我所敬畏的詩人的用語──或秀場呢，無論裡面裝的是莎士比亞、寺山修司，哈囉凱蒂還是「人民大革命萬歲」。所謂的劇場，就是要把裝盛在其中的表演──特定的人物與特定的故事，按照不同的藝術或商業需求，創造出一個精確有效的陳列形式，以便吾輩觀衆在一個個爲不同戲劇量身打造的容器之中，參與一場見聞與觀看的旅程，在一種「故事」聆聽的儀式之中，完成我們的追悼、我們的紀念與我們的供養吧。
做爲一個觀衆，一個曾經的參與者、一個前度的旅人，在某種意義上──在一種比較濫情的說法上──重看河左岸早期作品的演出，有一點點像是重看自己過去生命中的某一張舊照片。五月的那個晚上，穿過靜靜的八德停車場已停業酒廠的夜晚燈影，重新走在去看《星之暗湧》的路上，到安那其之路，那條路上的景物竟已有些模糊難辨了。荒煙蔓草，野螢亂飛，在每一個劇場作者夢寐以求的巨大而空曠的水泥廠房中，我彷彿卻已經迷失了回去到那裡的路了。
也許是我心中未曾止息的安那其幻想，仍然催迫我於期待再見到一個果然如「夢幻能」（《星之暗湧》，一九九一年劇本註解）或「九歌」般浩蕩的更大格局的演出吧。一九九一年在狹長火柴盒般的封閉室内，曾經令一個八〇年代後半的劇場青年沉迷其中有如著迷般雖然蒼黃卻又極爲富豔的從前影像，只是被九年的時間長度那麼焦躁地拋擲在一個過於巨大的廢墟曠野──作爲一個公元兩千年的觀衆，我只覺得光線太昏黯、人物太遙遠，當時的劇場在偌深舞台裡稀薄得找不到定焦的景深……。
我感覺有些哀傷了。也許是因爲我們記憶中的夜晚，曾經那麼曇花一現地將我們人生中的一小段時光染上了一種充滿冒險、充滿激情而又浮動不安的魔幻色彩，一旦回想起那些時光，我們不免也要像拜物教徒或戀物者般，戀戀不捨地將那樣的時光擬人、擬物化，乃至凍結成一種特殊的事項，一種能夠重複觀看與不斷取得的特殊物質，並且讓我們能以一種遺老與遺少般的懷舊惆悵，那麼珍奇地指給沒有去過那裡的人、還沒有看過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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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星之暗湧》的某一天，無意中在電視裡看到木村柘哉與常盤貴子合演的《美麗人生》日劇重播，飾演「美髮師」的木村拓哉一邊在紙上描畫以後想要開的美容院、一邊解說它裡面的佈置：推開門的時候會有「匡啷」的一聲、靠牆的一整排是給客人閱讀的書架──這部分由「圖書館員」的常盤貴子負責，木村一邊說著一邊在裡面畫進一個小人，這個小人也要負責客人進門時說那句重要的「歡迎光臨」。常盤貴子懵然問道：原來我有在你的未來裡面啊，木村說：「當然囉」。
──每個人的一生之中，若是有那麼一小段時間，曾經是一個「安那其分子」，較之於一個「終生的無政府主義者」，毋寧是較爲幸福的，我想。至少不必憂慮主義的有效保存期限。然而那幸福似乎又不如常盤貴子的幸福──能夠被人放進某一個「未來」裡面，即使只是一個十分平凡或令人不可置信的未來……。
文字｜林文珮 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