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親密是一齣悲劇的話，四個男人淋漓盡致地表現赤裸的鬥嘴、打架，不過是在慶祝「過去的關係」已經死亡。編導並非要用「吉米」的自殺來淨化生命的困境，而是在這一場四人「聚會」中，通過對「吉米」的自殺追敘，讓每個人在鬥嘴、打架中宣告自己的重生。
聚狂現代劇場《瘋狂輓歌》
4月7、8日
台北國父紀念館
「聚會」是一場「儀式」的進行，尤其這個「聚會」跟大家共同追悼的一個死去的朋友有關，不免就把作爲旁觀者的我們，在開場不到十分鐘之內，迅速地牽入到一個「後設」的情境裡。編劇克利斯．歐康尼爾甚至在「文本」形成之前，也許就先賦予了這齣戲的某種意圖。所以，導演不再是一位詮釋者，劇本的信息超越了他；若是套用羅蘭．巴特的話語，這個信息來自「上帝」。
《瘋狂輓歌》是一齣如何建構一場「儀式」的戲。場面是「葬禮」之後，四個男人聚在一起喝酒、打屁；編劇爲這場即將展開的「儀式」預設了一個情境，這個情境雖然簡單，而且平凡，根本談不上會發生什麼高潮，如同我們曾經被「很早很早以前……」這樣假托的話語，刺激出有憑有據的想像一樣。因此，我們寧願相信這場情境實際上是翻轉過來的，四個男人在一起喝酒、打屁，不過是取代對「葬禮」想像的某種儀式的描述，甚至可以說，在這四個男人相互辱罵、毆鬥之中，「葬禮」早已失去所謂情境背後應該隱藏的含義與目的。
死亡／暴力
當四個男人開始爭論他們共同的好友「吉米」自殺身亡的原因時，大概是這齣戲唯一可能引起戲劇高潮的情節安排。接下來又安排了四人之一的「史考特」是否與「吉米」有同性戀關係的懸疑性情節；然而後者的戲劇性還強不過前者，所以直至劇終，大家也不能確定兩個人的同性戀關係，是否就是造成「吉米」自殺身亡的原因，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這一場從私密的個人性到集體審判的「通過儀式」中，男人的身分認同開始變得焦慮起來。
因爲「葬禮」這個私密儀式，可以讓大家的關係變成共同體；因爲「吉米」這個似眞似幻的角色，可以讓大家有勇氣面對「死亡」。大家都在談的那個「吉米」到底是誰？四個男人在開場十分鐘之後，在各人角色上就開始飄浮著這樣的焦慮狀態。因「吉米」而引起相互之間的辱罵、毆鬥，更顯得這是一場危機的儀式，藉以顚覆四人舊有的關係模式。這樣具有神聖意味的放縱行爲，其實反映的是在相互企圖建構新的關係之中，每個人內在都有一份難以逃避的恐懼。人常常與一種讓人挫折的毀滅力量爭鬥；不只是「吉米」，或「史考特」與「吉米」之間曖昧的親密關係，還有相互的辱罵與毆鬥，這四個男人不斷地從「死亡／暴力」中去拼貼自己的生命圖像。
憤怒青年
那個大家口中的「吉米」爲什麼要自殺？他們不確定「吉米」與「史考特」是否眞有同性戀關係，因此，他們在現場談的「吉米」，只是另外一個正處於焦慮狀態的自己。導演用了現場模擬的手法讓「吉米」的陰魂附身於各人身上，多少透露出這樣的隱喻。隨著「吉米」的葬禮，各人原來的身分已被埋葬，讓悼念死者的人在一起「聚會」，四個男人似乎要重新建立新的互動關係。羅蘭．巴特說得對，當作品信息來自某種比作者更強的東西，作者自己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了，因爲那個信息來自「上帝」。所以本劇原題Hymns，亦具「聖歌」之意，對照劇中「吉米」的骨灰由高空撒落到地面，導演刻意渲染出一股正確的時機掌握（timing），因而也刻意強調讓我們在仰望骨灰由空降下的霎那間，短暫之間所散發出來的一份莊嚴感，根本是直接指涉一個「救贖」的主題。因此，我們大約可以猜到，四個男人在這齣戲裡扮演的角色，其實不是現實中的人物，卻更像英國於一九五六年由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的《憤怒的回顧》Look Back in Anger所掀起的「新現實主義」戲劇開始，在劇場裡形塑了各式各樣的「憤怒青年」樣本，到了世紀末，他們都已成爲寓言或象徵。
譬如，劇中洋溢著熱烈的英國式追根究柢的觀點，以插科打諢與嚴肅辛辣混合而成的對白語境，將又是詩句、又是白話的語言注滿強烈的煽情性，都是英國現實主義戲劇的特點。尤其本劇以飽和的動作能量，卻用了抽象的舞蹈語彙予以炫目地呈現，更令人有過度強調形式表現之感。導演Liam Steel曾在「DV8」舞團創作過數年之久，在男性的身體表現上，難免仍以「暴力」化的肢體語言來表現男人與男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但是，這樣以他的風格主導的表演形式，因爲不必依賴情節和角色來堆砌戲劇高潮，而使場面調度比較傾向突顯動作的意味，整齣戲就變得内容比較缺乏清晰的呈現。況且，「救贖」的主題已被安置於古典三一律的框架裡，導演即使想以舞蹈化的動作表達現代人內心蘊積的暴力，卻糾纏於冗長的插科打諢的詩化語言中，使得劇中人物對於生命的正面攻擊，雖達到譏諷之目的，卻有不著邊際的費力感。
救贖
古典悲劇以「死亡」作爲問題，探討命運對人的宰制，西方哲學也一再強調人在命運的「受難曲」中，與之不斷爭鬥才能彰顯生命的高貴感。恰恰「吉米」沒有這樣做，所以「自殺」的他，與命運之神並不是對等的關係，甚而他是被擊斃的。編劇在此想要提出來的，與其說是「吉米」的自殺事件，不如更想表達，這是在世紀末關於「『我』的死亡」。不只劇中四個男人都是「吉米」，三一律中統一的時間、地點及劃一化的服裝、動作，都讓我們也很容易與劇中人物相互之間產生密切的關係。劇中四個人的衝突，就像人與人之間必然會發生衝突一樣，他們重覆著人即使親密地在一起「聚會」，相互間依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冒險經歷。尤其「吉米」與「史考特」之間，較諸其他在一起混的朋友更爲親密，「吉米」卻在這場冒險經歷中喪生。假若親密是一齣悲劇的話，四個男人淋漓盡致地表現赤裸的鬥嘴、打架，不過是在慶祝「過去的關係」已經死亡。編導並非要用「吉米」的自殺來淨化生命的困境，而是在這一場四人「聚會」中，通過對「吉米」的自殺追敘，讓每個人在鬥嘴、打架中宣告自己的重生。有意思的是，從頭到底都在主控場面氛圍的「吉米」，竟然只是一個讓大家都全神貫注的投射體。不管這齣戲有沒有更精確地把「救贖」這個主題表達得恰到好處，在編劇上對悲劇表現的過程，讓我們看到的倒是一種寫作的方式，而不是生活的方式。
「救贖」是一個浮濫的主題，尤其在世紀末，這是一個絕對「政治正確」的題材；恰恰因爲「政治正確」，就顯得編導都太順理成章了一點。從開場四個男人同時掛在高架上，像極耶穌受難的構圖，導演更用力地讓聖歌飄浮在煙霧瀰漫之中，老天！有誰再看不懂導演準備要告訴我們什麼，那麼我可以偷偷告訴你，中文的說明書上還能在版面的角落找到「十字架」的圖案。難怪，此劇在每天打開電視都看得到殺人放火畫面的台灣演出，台灣劇場對此「救贖」的題材早已不屑一顧，還不如搞一些本土化、東方情調的東西來得更像世紀末吧？
文字｜王墨林 資深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