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懸浮」邏輯下,所製造的千年幻象
魏海敏置身於一個複雜時代中的一段艱難歷史,但王景生卻獨斷地把魏的生命語境壓縮在「人生如戲」的古典「虛化」陷阱,永遠在她角色扮演的記憶中尋找她的生命歷史,而對自己的愛與恨似乎缺少判斷,記憶與現存之間也失去連繫的共同脈絡,並終歸對自己的生命經驗少了多層次的理解,使得她像是對現實始終充滿迷惑之人。於是魏海敏在《千年舞臺》的存在性,就被王景生借她的文化身分,推入後現代「懸浮」邏輯下,任新生命政治擺布之人。
魏海敏置身於一個複雜時代中的一段艱難歷史,但王景生卻獨斷地把魏的生命語境壓縮在「人生如戲」的古典「虛化」陷阱,永遠在她角色扮演的記憶中尋找她的生命歷史,而對自己的愛與恨似乎缺少判斷,記憶與現存之間也失去連繫的共同脈絡,並終歸對自己的生命經驗少了多層次的理解,使得她像是對現實始終充滿迷惑之人。於是魏海敏在《千年舞臺》的存在性,就被王景生借她的文化身分,推入後現代「懸浮」邏輯下,任新生命政治擺布之人。
我們若從《深林》尋找他的原住民文化蹤跡,可以追溯到傳說是生命對「自然」的直觀感受,因此「自然」在這支舞作中,才是瓦旦.督喜所想要表達的原生態文化與非理性主義的關係。理性主義被現代性裝置為一套科學化的管理系統,基本上是對人間的整體活動予以掌控。「自然」在這裡意味的是未知世界的一個側面,從這裡反映出人間對黑影的恐懼,「自然」在這個管理系統中,成為從未知領域向想像領域流動的一個指向,泛靈則是這個流動的動力。
「陳武康」作為一個跳舞的人,他的「身體背景」可顯示的文化體驗,與「背後空間」所瀰散著內屬性的精神世界,隨著身體的消失而形成空白化。「主體性/的」身體在表演時被形塑,是無法通過實際的感情而獲得的,因為感情包含著不同意味的曖昧性,卻只有在行為進行之中,才能直接反射出行為通過行動產生相連的姿態體系,不僅能讓眼晴看到,更能被耳朵聽到表演者的全身各個部位在說話。
編導以女性立場嘗提出「先要有個人,才有群體的存在」,放諸於本劇中十位男性對我們所顯示的群體性,既在個人性的表現上,不同的現實經驗通過語氣、行為乃至個性,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現,導演又將這些個別的相異性串接上戰爭鑄就身體錯置,而造成長治與玄吾的精神離析現象,也反映了群體性在當代的歷史形象。這種個人與群體(國家)之間在相互關係上的辯證,仍在當代新自由主義的現代性中游離不定,與《夾縫轍痕》在這個問題上一樣,雖勇於提出,卻無法找到定案。
布拉瑞揚在動作元素上從毛利人身上的挪借,不是一個「本質論」的問題,恰恰要呈現的是他寧願跳脫原住民身體與「自然」劃成等號的桎梏,而以異己認同的策略把文化身分理解為塑造與重新塑造,也是語境的延異與再延異,不僅顛覆集體記憶所形成的國民國家論,更要再造自身走進記憶地圖的路徑,重新找到以身體為中心的座標,畫出一幅自己的平面世界,並立身於其上。
或以林懷民最新舞作《關於島嶼》(2017)為例,其實就可以說明「身心靈舞蹈」創造的脈絡,原是以理性之美對身體規範表現出前現代(Pre-modern)的浪漫主義,卻已成為現代舞從現代性中剝離出來的一種矛盾現象。我們在《關於島嶼》可以感受到,其中通過不同的感官層次,營造出無論在視覺或聽覺上所表現的特定意識形態,其策略看起來似乎是要從觀看者的身體感知切入一定的傳播效果。在解嚴卅年後,舞蹈被統合於公共政治的生產關係之下,儼然與政治混亂的現實分隔成兩個世界。
在《潮》中,對薩滿自然崇拜的表現可說淋漓盡致,也讓我們的編舞家一直讓她的舞者都保持著,薩滿那般靈魂脫離肉體的出神狀態。從表演的舞台通過出神狀態,進入到另一個超驗世界的精神地理,薩滿對有關死亡的知識,在《潮》讓我們看到許多幽靈、遊魂的非人之物,像神話史詩般的華麗境地卻是飄浮著死者的一個暗黑王國。
在台灣也有人提過「舞踏本土化」這個議題,那麼台灣人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土方巽創立的「暗黑舞踏」,又是對日本從「脫亞入歐」的現代化慾望到軍國主義敗北的歷史,作出以肉身反抗的「社會雕塑」。那麼要問的是,「暗黑舞踏」作為一種反抗的行動,台灣的「舞踏本土化」又如何勾勒出以肉身反抗的身體圖像呢?
從社會共同體出走,每一個原住民農民工在都市邊緣都是負傷的身體,然而在「大橋下」跳舞的人,我們看到他們呈現的卻是完整化的身體,從他們跳躍、扭動、擺甩的動作,都是以更強大的行動能量,將身體的筋骨關節一段接一段連結起來,正如他們彎腰低頭踏地,一個接一個形成弧狀踩著拍子移動,就讓我們看到在「大橋下」跳舞的人,不是在反映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而反映的卻是他們獨立的、自由的,乃至是邊緣的主體。
這次蜷川劇場來台演出的《哈姆雷特》,雖於他為舊作,但由飾演王子的藤原龍也創造出新的角色詮釋,更為接近當今日本年輕人在人格退化與社會責任之間的精神分裂狀態,蜷川要處理的不是正文本中To be or Not to be的哈姆雷特,而是當代日本年輕人無法割斷「伊底帕斯情結」的症候群反應。因此,當蜷川把莎劇劇場轉化為十九世紀末日本的下階層庶民活動的廣場圍觀《哈》劇時,已是同時在意味著西歐現代性與日本民眾的關係。
在節目單的文字上有一句這樣的話,她說:「日本再度朝向得以發動戰爭的國家。」Kanoko的「反省哲學」得以讓這樣無身體化的字面,令人難免產生對現身在帳蓬裡的鬼女,看到她們行動意識的一種幻視感。然而,等觀眾看完她們的演出似乎也都沒看到她們的「行動」。而我們看到的還是作為一個日本女性用紅色顏料在白紙上繪出一枚「日之丸」,然後將它引火焚燬。
睡著的身體如在死亡中一點點漸被時間遺忘成殘餘的物體,可觀看、可觸摸、可搓揉甚而可記憶,因此我們盯著死亡唯一可做的就是正面凝視它,終至因為時間的流失而使得凝視令人恍惚。由於玄奘的睡著讓李康生的身體成為客觀事實,我們用視線對李康生身體的占據,以為又是對「恍若一種死亡」的凝視,這種美學的反常愉悅引起凝視的恍惚而造成身體存在性的暈眩。但是誰是這個睡著身體的凝視者呢?
《身體輿圖》是一場以詩的比喻來完成「顯身」的召喚儀式,因此沒有故事卻能深具意味地將肉體中埋藏的記憶史,如一段刻印在她的皮膚上、甚而自己也無法閱讀的「象形文字」,它又像一塊傷跡殘留於她的靈肉,只有在凝視中才會令人隱隱作痛。
從近半年在本地看到國外舞團類型相異、風格殊異的演出,我們不能逃避了一個我們「到底看到了什麼?」的問題。舞蹈所展示的身姿之美,其實已經包含著一個世界的存在,正如太極拳包含著一個宇宙的存在一樣,我們也可以從舞蹈中特定的身體行為,不僅看到民族對待身體/文化的態度,更看到身體與國家、社會的關係,所以要問:「到底看到了什麼?」,也是「有沒有看到身體/政治/文化這種連鎖關係」的問題。
最後,整個舞台上呈現出一種事不關己的冷漠感,故事愈說愈雲淡風輕,即使也會有像兒子在母親面前「出櫃」這一場戲的高潮出現,卻無濟於大部分時間都讓觀眾靜靜地聽著角色單個兒杵著不動說上一大段心情告白,或無動於衷地看著演員以極度單一化的表演方法落下耽溺在悲傷中的眼淚,而這一切卻使長達三小時的戲竟顯得過於冗贅。
這隻獸慢慢張開牠的身體,配合著聲音恍若獸叫,再慢慢低頭垂地,如獸似蛇蜿蜓爬行,舞者已脫離人身的性別軀殼,蛻變而成非男非女、非獸非人的形體。舞者飽滿的筋肉是一種內在能量的呈現,這種動物內在的力量主導著各種支點而撐起不同的身體造型,使表演的過程充滿張力。
在《繼承者Ⅲ》編舞家以這些基本的動作呈現,不只讓身體呈現出孤立的狀態,最主要也是讓語言的表達退回到空白的狀態,將舞蹈的身體在虛飾化的動作結構中失卻的意志力,藉由這些單純的動作,而凸顯出個體賴以「即興」能動所產生的行動意志,得以讓身體被看到它存在的事實,這跟在前現代舞中只看到虛飾化的身體美姿是兩回事。
通常評論一齣戲的成功或失敗,劇場空間的使用策略是重要的依據,不能只把空間當作美術的裝飾品,劇場與自成一套脈絡的美術觀念迥然相異,劇場主體在於它的空間是能夠發揮出與演出相通的機能性設施。這次《沃》劇讓觀劇時的視野開展,導演將劇場的空間環境設計出完整的戲劇性呈現,不能不說是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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