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懸浮」邏輯下,所製造的千年幻象
魏海敏置身於一個複雜時代中的一段艱難歷史,但王景生卻獨斷地把魏的生命語境壓縮在「人生如戲」的古典「虛化」陷阱,永遠在她角色扮演的記憶中尋找她的生命歷史,而對自己的愛與恨似乎缺少判斷,記憶與現存之間也失去連繫的共同脈絡,並終歸對自己的生命經驗少了多層次的理解,使得她像是對現實始終充滿迷惑之人。於是魏海敏在《千年舞臺》的存在性,就被王景生借她的文化身分,推入後現代「懸浮」邏輯下,任新生命政治擺布之人。
魏海敏置身於一個複雜時代中的一段艱難歷史,但王景生卻獨斷地把魏的生命語境壓縮在「人生如戲」的古典「虛化」陷阱,永遠在她角色扮演的記憶中尋找她的生命歷史,而對自己的愛與恨似乎缺少判斷,記憶與現存之間也失去連繫的共同脈絡,並終歸對自己的生命經驗少了多層次的理解,使得她像是對現實始終充滿迷惑之人。於是魏海敏在《千年舞臺》的存在性,就被王景生借她的文化身分,推入後現代「懸浮」邏輯下,任新生命政治擺布之人。
我們若從《深林》尋找他的原住民文化蹤跡,可以追溯到傳說是生命對「自然」的直觀感受,因此「自然」在這支舞作中,才是瓦旦.督喜所想要表達的原生態文化與非理性主義的關係。理性主義被現代性裝置為一套科學化的管理系統,基本上是對人間的整體活動予以掌控。「自然」在這裡意味的是未知世界的一個側面,從這裡反映出人間對黑影的恐懼,「自然」在這個管理系統中,成為從未知領域向想像領域流動的一個指向,泛靈則是這個流動的動力。
「陳武康」作為一個跳舞的人,他的「身體背景」可顯示的文化體驗,與「背後空間」所瀰散著內屬性的精神世界,隨著身體的消失而形成空白化。「主體性/的」身體在表演時被形塑,是無法通過實際的感情而獲得的,因為感情包含著不同意味的曖昧性,卻只有在行為進行之中,才能直接反射出行為通過行動產生相連的姿態體系,不僅能讓眼晴看到,更能被耳朵聽到表演者的全身各個部位在說話。
編導以女性立場嘗提出「先要有個人,才有群體的存在」,放諸於本劇中十位男性對我們所顯示的群體性,既在個人性的表現上,不同的現實經驗通過語氣、行為乃至個性,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現,導演又將這些個別的相異性串接上戰爭鑄就身體錯置,而造成長治與玄吾的精神離析現象,也反映了群體性在當代的歷史形象。這種個人與群體(國家)之間在相互關係上的辯證,仍在當代新自由主義的現代性中游離不定,與《夾縫轍痕》在這個問題上一樣,雖勇於提出,卻無法找到定案。
布拉瑞揚在動作元素上從毛利人身上的挪借,不是一個「本質論」的問題,恰恰要呈現的是他寧願跳脫原住民身體與「自然」劃成等號的桎梏,而以異己認同的策略把文化身分理解為塑造與重新塑造,也是語境的延異與再延異,不僅顛覆集體記憶所形成的國民國家論,更要再造自身走進記憶地圖的路徑,重新找到以身體為中心的座標,畫出一幅自己的平面世界,並立身於其上。
或以林懷民最新舞作《關於島嶼》(2017)為例,其實就可以說明「身心靈舞蹈」創造的脈絡,原是以理性之美對身體規範表現出前現代(Pre-modern)的浪漫主義,卻已成為現代舞從現代性中剝離出來的一種矛盾現象。我們在《關於島嶼》可以感受到,其中通過不同的感官層次,營造出無論在視覺或聽覺上所表現的特定意識形態,其策略看起來似乎是要從觀看者的身體感知切入一定的傳播效果。在解嚴卅年後,舞蹈被統合於公共政治的生產關係之下,儼然與政治混亂的現實分隔成兩個世界。
在《潮》中,對薩滿自然崇拜的表現可說淋漓盡致,也讓我們的編舞家一直讓她的舞者都保持著,薩滿那般靈魂脫離肉體的出神狀態。從表演的舞台通過出神狀態,進入到另一個超驗世界的精神地理,薩滿對有關死亡的知識,在《潮》讓我們看到許多幽靈、遊魂的非人之物,像神話史詩般的華麗境地卻是飄浮著死者的一個暗黑王國。
在台灣也有人提過「舞踏本土化」這個議題,那麼台灣人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土方巽創立的「暗黑舞踏」,又是對日本從「脫亞入歐」的現代化慾望到軍國主義敗北的歷史,作出以肉身反抗的「社會雕塑」。那麼要問的是,「暗黑舞踏」作為一種反抗的行動,台灣的「舞踏本土化」又如何勾勒出以肉身反抗的身體圖像呢?
從社會共同體出走,每一個原住民農民工在都市邊緣都是負傷的身體,然而在「大橋下」跳舞的人,我們看到他們呈現的卻是完整化的身體,從他們跳躍、扭動、擺甩的動作,都是以更強大的行動能量,將身體的筋骨關節一段接一段連結起來,正如他們彎腰低頭踏地,一個接一個形成弧狀踩著拍子移動,就讓我們看到在「大橋下」跳舞的人,不是在反映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而反映的卻是他們獨立的、自由的,乃至是邊緣的主體。
這次蜷川劇場來台演出的《哈姆雷特》,雖於他為舊作,但由飾演王子的藤原龍也創造出新的角色詮釋,更為接近當今日本年輕人在人格退化與社會責任之間的精神分裂狀態,蜷川要處理的不是正文本中To be or Not to be的哈姆雷特,而是當代日本年輕人無法割斷「伊底帕斯情結」的症候群反應。因此,當蜷川把莎劇劇場轉化為十九世紀末日本的下階層庶民活動的廣場圍觀《哈》劇時,已是同時在意味著西歐現代性與日本民眾的關係。
在節目單的文字上有一句這樣的話,她說:「日本再度朝向得以發動戰爭的國家。」Kanoko的「反省哲學」得以讓這樣無身體化的字面,令人難免產生對現身在帳蓬裡的鬼女,看到她們行動意識的一種幻視感。然而,等觀眾看完她們的演出似乎也都沒看到她們的「行動」。而我們看到的還是作為一個日本女性用紅色顏料在白紙上繪出一枚「日之丸」,然後將它引火焚燬。
睡著的身體如在死亡中一點點漸被時間遺忘成殘餘的物體,可觀看、可觸摸、可搓揉甚而可記憶,因此我們盯著死亡唯一可做的就是正面凝視它,終至因為時間的流失而使得凝視令人恍惚。由於玄奘的睡著讓李康生的身體成為客觀事實,我們用視線對李康生身體的占據,以為又是對「恍若一種死亡」的凝視,這種美學的反常愉悅引起凝視的恍惚而造成身體存在性的暈眩。但是誰是這個睡著身體的凝視者呢?
《身體輿圖》是一場以詩的比喻來完成「顯身」的召喚儀式,因此沒有故事卻能深具意味地將肉體中埋藏的記憶史,如一段刻印在她的皮膚上、甚而自己也無法閱讀的「象形文字」,它又像一塊傷跡殘留於她的靈肉,只有在凝視中才會令人隱隱作痛。
若拿拉岡的理論與「身心靈」舞蹈刻意想要渲染一股所謂「東方情調」的「符號表示」對照,就很容易讓我們看到身體沈緩移動的建構,基本上是挪借表演的概念,將之錯置於文化主體的言說中。
舞蹈原本擅長使用的是一套抽象的語彙,無法說出直接的意味,但是「舞蹈劇場」也好,「舞踏」也好,並不想再延續現代舞用系統化的動作描述出一個文本,而是讓身體通過這樣一個政治策略,面對舞台上客觀存在的身體是在怎樣的歷史或政治之中被我們看見(或看不見?)。
觀者只能在看到舞者的身體/動作之下,用自己的心靈去意會,然後再對自己的感受賦予分析的能力;舞者就更無法掌握台下的觀衆到底心靈起了什麼作用?還是悶得有點受不了?所以,所謂「身心靈」舞蹈算不算真的在展現「身心靈」的境界,那就憑觀衆自己的潛意識判斷了!
現今為什麼每一個搞「身心靈」的編舞家,都喜歡說上一套誰聽了都鴉鴉烏的「道」呢?殊不知他們所擬似的語言,不過是在指涉一種感染性的語言效果,用來複製文本「約定性」的語言,也可以說在於輕易取得看與被看之間的社會協調性,表明中國人(或東方人)有別於西方人在特殊思維上的一致性。
從渡海的身體到「身心靈」的身體,台灣現代舞似乎有了自己的「品牌」;但除了這些,現代舞存在於台灣還能具有其他怎樣的意義呢?而這三十年來,台灣現代舞經過雲門形象學的形成,儼然已建構了一套「文化工業」的生產機制,正是詹明信說的:「一切都成了形象,都成了文本,沒有涉指物,沒有外在的客觀世界。」
假若現代舞不是為了跟特定時代之下的「我」對話,我的身體在幌動中想要激起什麼波瀾呢?當我們借喻太極或拳腳功夫來詮釋動作的可能性時,到底是為了建構動作的新邏輯?或是為了顛覆約定身體的俗成性?
黎海寧這樣說自己的場面處理:「原作中的預言(神諭)會變成了一通神秘電話,又會在電視上播放一段床上戲,給觀眾一種偷窺的感覺,我還會用古老打字機打出來的信,以及獨白或幕後音去誤導觀眾。」這些片斷的符號象徵,是否做到了讓我們看出是一個抽象涵義的伎倆並不重要,而重要的是編舞家更要表現的是一種幻想體驗,直指看不見的一個「倒錯」的黑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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